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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長河，波瀾時起。如醫療之圖，高低有度，上下並趨。以時間為列，唐朝歷史發展為我國曆史“心電圖”上起伏最高的高點，這與佛教入我國，發展之路來說，大為相似。

以唐朝自身而論，興盛衰落，又與佛教興衰的並駕齊驅。此舉絕非偶然，而是存在某些必要的聯繫，接下來的論述，將從佛教這一舶來文化的角度出發，講述為何舶來文化，為何能與國家命運聯繫，從而讀出不一樣的唐朝興衰歷史。

綁定在皇權之上的佛家文化

佛教入華，時間眾說紛紜，其中一條尤其引人注目：

《魏書》記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這一說法，很大程度上將佛教與皇權相結合，表明了古代皇帝在很早就聽說了佛教的存在。此外，佛教入華之後的發展，更是與皇權統治密切相關。

• 南北朝佛教與政治的連接

佛教最早記載雖是東西漢入華，卻只是形成市井之間的小眾派別，這一現象直至南北朝才得以打破。北魏建國之初，天下勢頹，道武帝以佛教居眾，自稱為“當今如來”，以佛教的方式來獲得政治上的統治。

此舉得到了魏孝文帝的效仿，並且在此基礎上加以深化，增加佛教的神秘色彩，廣納僧眾。不僅如此，孝文帝還為僧眾親自剃度，釋放死囚，以宣誓佛教在官方的正統地位。

• 佛教與隋朝政治的連接

隋朝隋文帝，是極為信奉佛教的一個皇帝。在他的推崇之下，佛教得到了一個大的發展，佛學得到精進，史書典籍也逐漸增加，佛學之中的因果關係，成為了兩代皇帝治理天下，而深信不疑的道理。

• 佛教思想與唐朝理政的捆綁

佛教發展到唐朝，已經達到了歷史上的頂峰。皇帝武則天，更是將其暗許成為當時的國教，佛教的命運，發展到了與唐王朝政治相捆綁高度。

世俗化的佛教發展，成為唐朝政治統治穩定的工具

《唐大詔令集》中有過關於唐太宗這樣的記載：“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

李世民稱其李唐江山的帝王，祖先是老子。但是，他本人尊道而不排佛，相反，他對佛教的因果之論深信不疑，並且以此還有過推動佛教發展的行為。

到了高宗、武后的時代，佛教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崇，全國不僅大修寺廟，二人還做了一件事，興修石窟，其中以“龍門石窟”最為翹楚。此事，為後世建造了奇蹟，也在當時表現出二人對於佛教的推崇。

龍門石窟

“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

以上記載，是武則天對於僧人神秀的禮待，其禮之術，甚至能夠皇帝相媲美，由此表示了武則天對於佛教的推崇。這種推崇到了她登基稱帝之後，又一次的上了一個臺階。載初二年，武帝改建太廟，下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以此明鑑，將佛教推奉成為了超越道教的國之教法。

武則天劇照

在武則天的推崇之下，佛教一躍成為社會主教，僧尼眾多，信奉之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達到這樣拉攏人心的目的之後，武則天頒佈法令嚴管佛家，以政府確認教授的方式，以佛教的因果關係對地方進行把控，將佛教的世俗化發展，用作了統治者政治統治的工具。

李唐王朝的初期，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盛世，道家無為的思想已經無法支撐國家的發展。恰好是佛教的因果論更適合唐王朝，因此佛教的鼎盛，能夠在唐初興盛，也恰巧是得益於唐朝的興盛。

佛教無節制的發展，造成了皇權統治的危機

佛教之興盛，讓信徒越來越多，自身發展也越來越好。唐初，佛教已然發展成為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獨立經濟體。

早在兩晉時期，佛教就已經意識到在古代農業大國發展，所需要的經濟優勢。本身的佛教宣揚，以化緣為生，但是來到我國古代之後，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如此農業大國，乞食度日必然會遭到世人的唾棄，更別說教派的發展。

因此，想要在我國得到發展，最主要的就是擁有經濟自給的可能。這種可能，也在世家大族的賞賜之下得到了實現。在南北朝，統治階層的給予之下，佛寺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並且擁有多數遭受苦難的百姓來投，經濟實力得到大幅發展。

除了傳統的商業和手工業發展，佛教甚至還產生了一種近代化的經濟模式，那就是借貸經濟。

嘗以一束芒就州長沙寺質錢，後贖芒還，於芒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這一經濟發展的方式，在武則天時期尤其鼎盛。加之佛教依附政治，不用賦稅，導致眾多俗人士大夫為了逃避稅務而皈依佛門。以此，造成了唐朝經濟非常重大的損失。

如《舊唐書》所言，“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

佛教的推崇，確實為統治者贏得了統治的穩定，卻也埋下了一顆地方割據的種子。事實上，不光是中央看到了佛教的魔力，地方藩鎮也看到了佛教發展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地方的勢力也以此來壯大自身勢力，從而埋下了謀反的種子。

過盛的發展趨勢，形成了佛教和統治者之間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在安史之亂時得到了爆發。就像《舊唐書》當中所說，統治者開始注意到佛家的發展，對於唐朝統治的危機，國家的經濟，因為佛教的井噴式發展有了大幅度的下滑，而這一教派，恰恰是此時唐朝走向衰弱的反映。

佛教遭到了武帝放棄，唐朝晚期已經自身難保

當你正在努力向上的時候，卻敵不過國家的一紙政策。

晚期的唐朝和佛教，都處於一個飄搖的時期。佛教所修建的寺廟，其豪華程度不亞於修建一座皇宮。如此勞民傷財的模式，經歷了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已經無法負擔。佛教的部分信徒，依然還想在這衰微的時代大肆兼併土地，這必然是皇帝不允許發生的事。

如此的不節制發展，同樣引起了各階層的不滿。狄仁傑曾這樣上書到：

裡陌動有經坊，闤閨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巳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以此，指出了佛教的眾多“罪狀”，並以其為導致大唐衰微的原因。

直到武宗時期，唐朝政治徹底與佛教形成了對立，武宗大肆打壓佛教，焚燬佛寺。

“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潔於九州山原，兩京關，僧徒曰廣，佛寺曰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

在《舊唐書武宗本紀》的記載中，武宗對於佛教發出了痛斥，並且以此作為打擊佛教的理由。

唐朝末期，佛教遭到放棄，外援不及且內部難自生，因此，在此發展之下，走向了末路。如此衰敗的過程，恰恰是對於大唐盛世衰落的一種隱喻。此時的唐朝，同樣面臨著藩鎮割據以及周邊各國的威脅。末路的唐朝，就如歷史之上的一葉扁舟，再無掀起風浪之大勢。

唐朝晚期的經濟問題，政治矛盾，以及社會制度，同此時的佛教又有何區別？

然而，歷史從來不會給任何一個朝代從來的機會。佛教在唐朝的衰落，唯一同唐朝不同的就是至今還能夠存在，而那個大唐盛世，也只如同曇花一現，最終如一粒沙子，沉入了歷史的長河當中。

千古一帝李世民，可能怎麼也想不到，自己親手締造的大唐盛世，卻毀於一個舶來文化的蓬勃生長。

文獻參考至：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

劉峋，《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董詰，《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

司馬光，《資治通鑑》；

南懷瑾，《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黃懺華，《中國佛教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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