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對數字生存的一次極端壓力測試，它將改變很多東西，特別是技術與人類的關係正在發生鉅變，體現在對商業的改變，對信息的改變以及人與技術之間情感聯繫的改變。
數字技術為何與眾不同？
在談技術對社會的重構之前，我想先談一下數字革命與前幾次技術革命的不同之處。數字技術引發變革最根本的原因是信息成本的大幅降低。按照摩爾定律，每隔一年半到兩年，信息處理效率翻一倍同時成本減半。半個世紀過去，在摩爾定律的預言下，各行各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的非排他性——信息可以被無數人分享，它不像冰激凌，我吃了，你就不能吃了；石油我燒了，你就不能燒了。信息可以被所有的人分享和使用。信息成本指數級降低與非排他性疊加，帶來的是史無前例的參與度。每個人都成為信息的貢獻者、分享者、受益者、被影響者和影響者。我認為這是數字革命最根本的原因。
縱觀人類歷史，前幾次技術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從最富有、最具權勢的群體慢慢向其他階層擴散，但數字革命不同。我們看到，普通甚至中下等收入的人正在成為數字技術最積極的使用者之一，這與傳統的技術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不一樣。
以電子商務為例，阿里淘寶村能夠讓很多居住在農村地區的普通人通過互聯網參與到產品銷售和購買。我們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只有小學以上的文化，一旦他參與到了電商，他的平均收入與同一村子裡大學或者大專學歷但是不介入電商的人群相比毫不遜色。也就是說，數字技術彌合了教育帶來的機遇鴻溝，帶來了很多可能性。這也是社會底層的、不富有人群，從農民工到老年人，都會擁抱互聯網的原因。所以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或者說“互聯網+”帶來的第一個好處就是普惠。
然而任何時候，新技術，特別是革命性技術誕生之初，人們都會有天然的抵禦心理。一百多年前，中國在進行洋務運動、日本在明治維新。然而兩個國家對技術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後來也因此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中國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意思是技術只是一種工具。而日本是“全面西化”，甚至要“脫亞入歐”。歷史證明，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不會因為接受技術就丟掉了民族性，反而閉關鎖國，排斥新技術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數字技術將重構社會
數字技術帶來的變革不僅僅停留在技術和商業上，我經常在思考：技術會在多大程度上重構我們的社會？
我想談幾個方面，首先是企業組織的變革。本次疫情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壓力測試，讓原來很多線下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做了。消費者不能出去線下消費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突然之間休克了。這時O2O服務、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開始爆炸性發展。這個習慣的改變，一直在緩慢發生，又被突然發生的系統性衝擊大大提速，並且很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
企業和組織要進行巨大的變革來適應。有的企業會發現遠程辦公效率更高，這種企業往往是目標導向，給員工更多的靈活性，同時也做了更多早期的轉型準備。有的企業發現效率更低了，這跟組織自身的特點有關，也和其和數字技術的結合程度有關。
不但企業內部，企業和用戶之間的關係也有巨大改變。在這段時間我看到很多企業的商業模式在發生改變，都在向網上遷徙，而且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以後完全線下的業務越來越少。有一位做零售的企業家告訴我，零售如果絕大部分業務在線下，即便現在仍然不錯，也不代表未來的方向，不會投資了。
第二個是信息傳播的改變。這次疫情的信息傳播與公眾應對是一次根本性變革，17年前SARS時沒有做到，當時沒有移動互聯網，更不存在4G、5G。通過社交網絡，我們飛快地獲得關於傳染病的相關知識。我們分享自己的情感，同時也分享謠言，之後再慢慢過濾。恐慌很多時候是源於未知，就像中世紀鼠疫引發黑死病，它導致歐洲數千萬人死亡。當時信息完全缺失，普通民眾完全不知如何預防和應對鼠疫，每天生活在巨大恐慌之下。
大半個世紀以前，經濟學界有一場著名的辯論，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好？還是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更優。哈耶克的核心觀點是，市場最核心的作用是把各種分散的信息能夠整合在一起，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這個智慧的過程是中心化的治理方式無法替代的。
在觀察疫情發展過程時，我經常想到哈耶克的這個觀點。實際上在疫情中網絡上有各種信息，有專家的，有政府的，有企業的，有民眾的，就像一個市場一樣，它把非常分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各方對這些信息不斷吸收檢索，直到找到認為合適的證據為止，這個過程就像信息的交易。但這個交易是有成本的，因為有些虛假信息需要過濾。這個時代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十幾億人投入參與的交流信息的場所。正面的地方是它會帶來巨大的信息整合的價值，甚至在信息市場之上會產生一個思想市場。但它也會帶來負面的東西。所以我們需要降低虛假信息的外部性，要建立一個分辨和抵禦假新聞的信息治理機制，幫我們更好的把信息分層。
第三個是重新定義人與技術的情感聯繫。有個寓言叫莊周夢蝶——我到底是在現實世界中還是虛擬世界中？這次事件給了我們一個比較極端的機會，技術一下子逼迫我們跟它們發生了更多聯繫，這會重新定義我們是虛擬的人還是一個現實中的人，以及我們對技術的情感聯繫。我曾經聽到一個故事，因為疫情在家隔離，有人就會和自己的天貓精靈聊天，不是命令它去做什麼，就是單純的聊天。前一段時間，達摩院受一位失獨母親的邀請，用AI技術復原了故去女兒的聲音來陪伴安慰這位母親。羅漢堂還從心理學的角度評估了可行性。
如果沒有數字技術，隔離中我們可能就買不到蔬菜水果，吃不到外賣，也看不到免費的《囧媽》。總而言之，疫情讓很多人改變了對技術的態度和看法，從以前的不在乎甚至牴觸，變成了接受甚至依賴。
當然也有不變的東西，我認為不變的是技術會繼續解放人性。在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裡面，技術與人結合的結果是人也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人必須像一個機器一樣去跟機器配合，變成一個螺絲釘一樣的東西，這是摩登時代里人的悲劇。後來出現的泰勒為代表的科學管理，也是把人當成工具，最大程度地壓榨員工。梅奧的霍桑實驗標誌著人本主義崛起，此後企業家越來越意識到員工也是一種資本，一個企業的活力在於員工的創造力、一個企業的效率等同於員工協同的效率。另一方面，消費者越來越重要，生產是以消費者為核心來運作的。我們發現技術越進步，人類越解放。
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從來不會改變主體的本質，不會改變情感的本質，不會改變商業的本質，不會改變信息的本質，但是技術會改變產生方式，從形式到效率，都會改變。這是過去兩百年來的趨勢，我相信以後還會持續，技術會帶來越來越多對人的解放，包括對人性的尊重，因為人變成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一個競爭力；但是技術也會帶來新的挑戰和不定性。這個事情一直在發生，我們能選擇的，是學習更好地讓技術造福人類。
本文根據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在2月28日“數字化生存”線上研討會發言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介紹：羅漢堂於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議，並由社會科學領域全球頂尖學者共同發起的開放型研究機構。羅漢堂首批學術委員會委員以經濟學家為主，包括6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將攜手更多的全球社會科學家和實踐者，研究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深刻理解並主動參與這一變革。羅漢堂的研究服務全社會，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並著眼於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
關注同花順財經微信公眾號(ths518)，獲取更多財經資訊
閱讀更多 同花順財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