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帝國的崛起
這次的故事要從一處筆誤說起。在前文中，我把周幽王稱作西周的"皇帝"，嚴格來說，叫“君王”更合適，因為在秦以前的中國，是沒有"皇帝"這個稱謂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是嬴政，即秦始皇。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從"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組成了"皇帝"一詞，用以標榜自己震古爍今的功績，而這一功績也間接導致草原上崛起了另一個可怕的帝國——
匈奴。在秦統一天下之前，各諸侯國尤其是北方的燕、趙，包括秦自己，都競相和塞外諸部進行貿易，各部也都能從貿易中獲取草原上稀缺的糧食、布疋、器皿等物，而且價格還特別公道，這得益於塞外部落掌握的一種在中原炙手可熱的戰略資源——草原馬。
到此為止，相安無事，因為只要貿易繁榮，誰也不想打仗，但秦併吞六國之後，一切都變了。
統一的大帝國壟斷了貿易，繼而用政治手段干預貿易；另一方面，沒有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草原馬在中原也賣不上好價錢了。
超強的“續航”力和極低的“油耗”，是草原馬的獨特優勢
中原這邊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草原可不行，既然不能貿易，那就只有戰爭了。
零散的草原部族不是秦帝國的對手，於是各部落紛紛聯合起來，特別到了秦末，中原忙於內部爭霸，無力北顧，匈奴便乘勢做大。等到中原混戰結束，勝利者劉邦緩過神來，面前站著的已經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北方巨人了。
這就是草原上的"秦始皇"——冒頓單于，史書記載其鼎盛時期麾下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鄧巴數"作為基數線性粗算，匈奴的整合度擴充了200倍！
但這時的中原王朝也不是白給的。漢高祖七年，劉邦御駕親征，試刃塞北。兩個正值巔峰的帝國，兩位各自統一了農耕和遊牧世界的雄主，在兩個世界的分界線上發生了碰撞。
碰撞的結果很多人都知道，劉邦大軍被匈奴主力圍困在白登山，漢軍趕不走匈奴，匈奴也啃不動漢軍，雙方陷入對峙，最終不得不以外交手段罷兵了事。
白登之困中，草原騎兵的戰術給了中原統治者全新的觀念衝擊，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也讓中原長了記性，而且一記就是兩千年。
那就是：不要在秋冬之際出兵草原。
最是秋來冬臨季，肥馬勁弓待酬時
恐怖的季節
首先，塞北的冬天極其寒冷，這也造成了白登山被圍漢軍大幅的非戰鬥減員（據稱近三成漢軍被凍掉了手指、腳趾），但更重要的一點是：秋冬時節，正是草原軍隊動員程度最高的時候。
白登之圍中，冒頓單于竟然能夠集結四十萬騎兵，這種盛況在草原上堪稱空前，也近乎絕後，但盛況的另一面卻是：遊牧者不能長期維持如此龐大的動員程度，因為正如莊稼成熟的規律會造成農耕民族季節性的農忙和農閒，牲畜繁殖的規律也會使遊牧民族有其季節性的生產週期。
每年越冬入春之際，是牲畜集中產崽的時節，牧民們都忙於接羔，然後還要驅趕著畜群趕往新的草場，以確保剛剛越冬、體格瘦弱的牲畜吃到春草。這時大量的青壯年就不能從牧場抽身，軍隊便無法動員。
越冬入春之時，牧民們終日奔波於牧場之間
待到秋季，幼畜長大了，成畜也膘肥體壯，青壯年勞動力得以從牧場脫身。這時，遊牧帝國要兵有兵，要馬有馬，上萬量級的兵馬動員才能實現。
當然，秋季大軍集結，也不一定就是南下劫掠，首要任務還是集體狩獵，因為這時的獵物也正準備越冬，肉多、皮肥、毛厚，最值錢。
但是，冒頓單于統一草原後，每年的秋冬圍獵經常臨時轉變成對中原的劫掠。據《漢書·晁錯傳》記載：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也就是說，匈奴經常打著打著獵，就打到漢匈邊境了，一旦發現漢軍人數不多，就從打獵切換成打劫模式。
長年的趕畜和圍獵經驗，讓遊牧者成了專業的騎兵指揮官
歲月流轉，時光飛逝，轉眼到了明朝，我們還能從史料中看到中原王朝對北方遊牧者趁秋冬之際南下劫掠的恐懼和警惕。例如比之 "白登之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土木堡之變"，它的受害者——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期間，就曾有一位伯爵向他陳述邊軍之苦，並提議調整備邊策略："……況防冬軍少……煩勞尤甚。請定為一年一班，前班正月放回，十月初詣邊，次班官軍協同備冬，至來年正月放回。"
這個方案是說：把官軍分成兩班輪流戍邊，每班負責一年零四個月，即從每年十月初到隔一年以後的正月底，這樣每年十月到第二年正月這四個月，兩班官軍將重疊值班，增強了秋冬之際的備邊兵力。
即使到了晚明，衛所制全面崩壞，"擺邊防秋"仍作為衛所旗軍為數不多的能夠堅持到底的戰備制度，每年例行，足見歷史上遊牧者在秋冬之季破關而入的場景，給中原王朝留下過多麼深刻而又恐怖的記憶。
鐵蹄踏著秋風，恐怖裹著冬雪
與季節週期相似，草原帝國在更宏觀的時間尺度上還有一個週期律，中原王朝一旦抓住它，往往能在戰略上反敗為勝。
草原帝國的百年大限
這個週期律，套用中原的一句古話叫"胡虜無百年之運"。具體來說，就是每逢百年大限到來，草原帝國就會面臨解體、衰落，這樣中原王朝就有機可乘，能夠出兵掃蕩塞北。
為什麼會有百年大限呢？這裡先得回答上篇文章留下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在草原上不能徵稅？
如果硬要抬槓的話，說有人的地方就能徵稅，草原也不例外，乍聽來似乎也成立，但繼續往下推，就會遇到一個悖論。
首先，徵稅的目的是讓國庫變得更加充裕，而不是越徵越窮，這就要求徵稅的收益必須大於徵稅的成本，也就是說你花一百兩僱人出去徵稅，得能徵回來二百兩，這事才可持續，如果只徵回五十兩，那就是賠本買賣。
這在中原當然不是問題，因為大家都是定居的，跑得了人跑不了地，徵稅比較容易。但在草原呢？部落是遊牧的，可能今年還在呼倫貝爾，明年就跑去錫林郭勒了，逃避交稅這事太容易。
遊牧者搬家的成本，遠遠低於農耕者
反過來，徵稅必須依賴職業化的官僚系統，可你不徵稅就沒有穩定的國家財政，就養不起光管人不幹活的官僚系統，所以徵稅這事在草原上根本沒有可操作性。
進一步說，在草原上，由於沒有官僚系統，所以所謂的草原帝國，不過是一個由大可汗領導的龐大部落聯盟。在部落內部，因為不超過"鄧巴數"的限制，所以能靠熟人關係來實現治理，在部落之間，則由大可汗居中操控。
但沒有穩定的財政收入，大可汗靠什麼控制其他部落呢？
答案就是：壟斷對戰利品的分配權。
那憑什麼大可汗就能在瓜分戰利品這事上說了算呢？因為戰利品是大可汗帶頭從中原搶回來的，只有在大可汗的率領之下，草原聯軍才能發揮出最大的組織效能，進而獲取最多的戰爭紅利。
這就導致在草原上，汗位的繼承邏輯與中原皇位的繼承邏輯有很大不同——在中原，因為具體幹活的是官僚系統，皇帝只要擺在那，象徵正統性，讓官員幹活師出有名就夠了，所以哪怕皇帝是個娃娃，帝國也照樣運轉；但在草原上，帝國對大可汗的第一要求是戰鬥力，就是說你必須得是草原上最能打的，大夥才能認你當老大，反過來說，只要你不能帶領大夥去南邊搶東西，那麼就會有更能打的人來挑戰你的汗位。
只有不斷打勝仗，大可汗才能持續刷到存在感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當大可汗去世，而他的兒子又還沒長大，或者長大了能力不夠，就會有叔叔大伯來繼承汗位，草原上就經常是"父終子繼"和"兄終弟繼"兩種繼承模式交替出現。
而一旦出現了"兄終弟繼"的情況，草原就會開啟百年大限的倒計時，因為當上一代可汗的兄弟們全都當過可汗並且去世以後，下一代的子侄輩就會鬧分家，因為他們被"我爹當過可汗，憑什麼我不能當"的邏輯所支配，結果就是草原帝國分裂、解體，而這個週期的長度，大致就是一整代人的時間，最長也就一百年。
抓住“大限”期，趁匈病，要匈命
白登之圍一百年後，劉邦的曾孫劉徹終於報了國初之仇，而被劉徹打敗的匈奴單于是伊稚斜（音同“茶”）。
伊稚斜是前任單于的弟弟，在打敗了自己的侄子後即位，而在此之前的兩代單于，都是父子相傳。所以，西漢遠逐匈奴，正是趕上了後者剛進入“百年大限”的節骨眼，如果在冒頓時期動手，結果很難說。
得中原者得天下
到這裡可能有讀者會說："不對呀，歷史上很多草原帝國熬過了一百年呀？"我們要注意到，幾乎所有這些突破百年大限的所謂草原帝國，它們破限之前，都已經進化為二元，甚至多元帝國了，換句話說，它既是草原帝國，也是中原帝國。
具體模式是這樣的：草原帝國跨過了長城，入主中原，或者哪怕只在長城以南佔據了一小塊膏腴之地，它宿命中的"百年大限"就有可能被打破，因為它可以靠草原的武力控制中原的財富，再用中原的財富把草原武力全給養起來， 這樣即使大可汗不能打，草原也不會餓肚子，於是也就沒人不服了，接下來，大可汗就可以像中原的皇帝那樣，放心地讓自己的大兒子，也就是嫡長子接替自己，代代相傳了。
這個模式最典型的受益者就是遼，而遼佔據的那塊"膏腴之地"就是燕雲十六州。公元十世紀上半葉，遼支持南邊的後晉建國，作為合作條件，後晉將燕雲十六州送給了遼。
將“燕雲十六州”送給遼國的石敬瑭，本是沙陀突厥人
燕雲十六州覆蓋了今天的京津兩地和晉冀兩省部分地區，面積只有十多萬平方公里，只佔遼國疆域的很小一部分，但人口卻佔了遼國總人口的60%以上，還擁有大面積的耕地，為遼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
在遼之前，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和後來的大唐，在建國之初也享受過二元帝國的紅利，但隨著開國一代英主的去世，帝國漸漸放棄了二元模式，過度漢化，致使帝國再也無力穩定控制草原。而遼的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它經營著中原，但也一直保留著草原屬性，即：在長城以北，統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長城以南，統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因而能在南北兩邊按照各自熟悉的模式繼續統治，一個國家，兩套制度。
遼的這套玩法被後來的金所繼承，並發展得更加完善，以至於當蒙古南下滅亡金國以後，原來金統治下中原地區的漢人堅持認為自己是大金的遺民，而不是大宋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
“北方文雄”——元好問，他的高祖、曾祖都曾是北宋官員，但他本人生在金朝，元滅金後，他堅決只作金朝遺民，拒絕為元朝當官。我們大家都熟悉他的作品《雁丘詞》中的一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再後來，當南宋也併入蒙元帝國時，南北兩邊的漢人，還進一步劃分出了"漢人"和"南人"兩派，並且一直爭吵到元朝滅亡。
由此看來，"得中原者得天下"這句話，真的很有道理。
草原帝國能佔穩中原的前提是：理解儒家帝國的治理方式
中原王朝的困境
草原帝國通過入主中原突破了自己的"百年大限"，那中原王朝有沒有類似的"大限"需要突破呢？
當然有。
中原也有一個衰敗的週期律，只不過在時間上沒有草原那樣清晰，導致這個週期的因素有兩個：
1. 官僚體制自身的腐敗危機；
2. 氣候變化引起的人口危機。
第一個因素非常好理解。通常，在中原王朝建立之初，皇帝的能力都很強，底下的官員就比較服帖，不是說這個時候沒有腐敗，而是即使腐敗，皇帝也有辦法收拾他們。但到了王朝後期，皇帝都是從小在深宮內院中長大的，可能一生都沒離開過皇宮，更沒機會親眼看見民間的實際情況，以至於他連一個基層小吏如何貪汙的伎倆都看不明白，又怎麼可能懂得對付朝堂上老奸巨猾的要員？這樣，王朝的官僚系統就會塌方式腐敗，而且不可逆。
中原王朝的前幾代君主，往往都能鎮得住官僚
但這還不足以直接導致國家的崩潰，頂多是積重難返，國家還會帶著硬傷一直拖下去，一直拖到另一個因素出現，才會徹底玩完。
這個因素就是氣候變化。
上一篇文章提到了傳統農耕社會的命根子——雨養農業線 ，這是一條由年降水量決定的生態線。在足夠長的時間尺度上，這條線的位置，並非一成不變的。
氣候變化會導致雨養農業線萎縮，進而引起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與此同時，北方遊牧者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只有舉家南下才有活路。
遊牧者南下，就意味著戰爭，中原王朝要抵抗，就得增加軍費，軍費從何而來？還是稅收。
氣候惡化給中原百姓帶來的，除了冰霜雨雪，還有南下爭奪生存空間的草原兄弟
本來就遭遇天災，朝廷又要加派邊稅，官僚體制的腐敗又導致徵稅收益大打折扣，遊牧者還要南下搶糧，對老百姓來說，就意味著既要養活低效的官僚系統，還要同時餵飽敵、我兩支高強度動員的軍隊，導致現有的土地養活不了現有的人口。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明末發生的事情，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晚明煉獄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春，長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區，大範圍冰雪天氣竟然持續了40多天，……崇禎六年（公元1634年），黃河封凍，冰堅如石。崇禎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島竟然下起雪來……"
上面這段摘自國家博物館知名講解員河森堡的代表作《進擊的智人》，描述的是廣為人知的"明末小冰期"景象。而作為有名的苦寒之地，當時的遼東地區，更是冷到連海都凍上了！以至於1626年元月，努爾哈赤攻寧遠衛不克，轉而攻擊隔海相望的覺華島時，軍隊竟是直接從冰封的海面上走過去的。
土地對人口的承載力，在災年會大幅降低
天災到了這種程度，加上與之相伴生的長期戰亂，明王朝的百姓們再也扛不住了。在後世給在位不足一個月就去世的泰昌皇帝留下的《明光宗實錄》裡，記錄了某位大臣的一席話，很準確地預言了明朝接下來的命運：
"自遼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今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已自作賊，誰為我用？！"
後來的歷史，真的按照這位大臣的預言發展下去了，而這，也就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限週期律。
那麼，古代中原王朝的這種危機，又有什麼解決之道呢？
明末民謠：“打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過渡地帶
"兩種社會不能截然分開，他們的接觸線無可避免地擴展成一個過渡地帶。"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明末的天災人禍，和之前的一次亂世異乎尋常地相似，連解決之道也幾乎相同，那就是：為中原注入第三方力量，這個第三方來自過渡地帶，它先憑藉強大的武力擺平局面，再發揮過渡地帶統治者的自帶優勢——同時兼容草原、中原兩套統治邏輯，在長城南北，甚至更廣袤的空間上重建秩序。
這個過渡地帶就是東北。
而之前那一次亂世，指的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亂世——三國兩晉南北朝。在這段不到四百年的歷史中，可統計的天災就有六百多次，幾乎無年不遭災：旱災、洪災、蝗災、地震輪番肆虐，各種政權、各種皇帝也一齊登場，混亂程度遠超戰國，然而最終帶來解決方案的卻是一個崛起於東北的民族——鮮卑。
正是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基礎上，大隋王朝得以建立，繼而又在鮮卑軍事貴族中崛起了著名的
關隴集團。關隴貴族中的一脈最終代天從命，建立大唐，挽救華夏萬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明末亂局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更加清晰了，同樣是由來自東北的第三方力量——大清，憑藉雄冠東亞的絕對武力，迅速解決了中原大地上潛在的割據危機，繼而靠著自己對草原和中原兩套遊戲規則的兼容性，順利接手了明朝的正朔。
而中國的人口，也在清朝的手中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四億大關。
從建州到八旗，從後金到大清，崛起於東北的這支力量，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完成了超級迭代
為什麼來自東北的力量每每能在中原王朝崩壞瓦解的時候充當粘合劑的角色？我們下篇文章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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