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以後，與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融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魏晉南北朝時，儒學衰落，佛教趁機大肆傳教，吸收信眾，至唐朝之時，依然成為與
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儒學實力相當的宗教，眾所周知，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唐朝統治者採取了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對佛教的發展起到了支持推動作用，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在位期間，由於二人對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揚，佛教更是力壓道儒兩派，成為當時的“國教”。
一、佛教成為“國教”的原因
關於佛教是如何成為“國教”，我們要結合當時的國情國策來看，不能簡單粗暴的歸功於唐高宗和武則天這兩位統治者的大力弘揚，從當時的背景來看，佛教經過了幾百年的本土化歷程，在中國已經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而佛理的日益完善和本土化，使得人們有了心靈的寄託的寄託，就連恃才傲物的文人也不例外，他們折服於佛教義理，對佛教的“國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佛教本土化，擁有大量信眾
自佛教傳入之日起，佛教就開始了中國化、本土化的進程，起初是依附道教、儒教來傳播教理，到了南北朝時，儒教衰落，便開始獨立傳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見南朝時佛教之盛行。到了唐朝之時，佛教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擁有大量信眾的宗教了，其群眾基礎雄厚，為在高宗、武后以及武皇時期成為“國教”奠定了基礎。
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戰亂不斷、烽煙四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迫切需要一個精神寄託。而從佛教的教義來看，其所倡導的輪迴之說、人死後精神不滅、因果報應以及佈施等，適應了當時的民眾的精神需求，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加上支遁、慧遠等德高望眾的高僧主張融佛入儒，更加有助於佛教的傳播。
而佛教在傳入之初就注重於社會的上層階級交好，爭取他們的支持和信仰。漢桓帝、魏文帝、東吳的孫權以及南北朝的多數皇帝都信佛，好佛事，他們一邊出資興建佛寺，修建佛門石窟，一邊支持僧侶的傳教，推動了佛教在中原地區的發展壯大。《梁書·本紀》記載：“丁亥，輿駕躬耕籍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梁武帝篤信佛法，捨身四次，可見佛教在南北朝根基之深厚。
在前人的打下的深厚地基上，佛教乘東風一路扶搖而上，積極在中國各地傳播和弘揚佛教，吸收了許多信眾和僧侶入教，群眾基礎深厚，以至於在高宗及武皇兩朝時期成為唐朝的“國教”。
2、皇帝的支持，維護統治所需
唐朝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朝代，在宗教政策上也不例外，建國皇帝李淵以及他的繼任者 都對弘揚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維護統治，提高自己的出身低微，李淵便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人，故唐朝雖奉行儒釋道三教並尊的政策，但是事實上以道教為尊，但是李淵和李世民也看到了佛教所提出的“因果輪迴”、“善惡有報”等教理經義，可以勸人向善，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加上佛教有意討好，沒有觸犯李唐皇室的利益，所以佛教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得到了推廣。到了高宗，雖為李唐皇帝，但是高宗更信奉佛教，對佛教很是推崇，至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稱帝，打壓道教，利用佛教偽造出身，以至於佛教力壓儒道兩教，成為當時的“國教”。
他們對佛教的的大力推崇表現在他們對名僧大德的尊崇和禮敬，以及在物質方面對佛教的支持。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很尊重取經歸來的玄奘法師，還特意修建了翻經院方便玄奘法師翻譯經文。玄奘法師舊疾復發時，高宗不僅“譴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瓊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還每日多次派人詢問病情。玄奘法師圓寂，高宗哀慟傷感，不僅為此罷朝，還下令為玄奘法師舉行國葬。
而武則天曾有出家為尼的經歷，對佛教經義有一定的瞭解，甚至曾經難產而祈求佛祖保佑，並許願孩子將來會皈依三寶，到玄奘法師門下受戒。玄奘法師啟奏她必將生一男嬰，後武則天果真誕下一男嬰，武則天令這男嬰拜玄奘為師，玄奘為他取法號為“佛光王”。
至於對佛教的物質支持，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任太子時曾以“隋無漏寺之故基 ”為給長孫皇后祈福修造大慈恩寺。到了顯慶二年，又因太子李弘病癒而建西明寺。而佛教曾為武則天登基為帝造勢，載初元年，洛陽白馬寺住持薛懷義、東魏國寺住持法明等九個和尚，編造《大雲經》：“是天女者，……為眾生故，現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書中說武則天是男身菩薩轉世投為女身，理應稱帝。
長壽二年，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又譯出《寶雨經》。書中也說道：“東方月光天子乘彩雲來到佛的面前，佛對他說:我涅架之後，進入第四個五百年，“汝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實是菩薩，故現女身。”武則天利用佛教的教義經理巧妙的解決女子稱帝的輿論阻礙，故她登基之後，大量修建佛寺、崇佛抑道以作報答，同時也有力的維護自己的統治。
佛教在唐朝之所以能成為“國教”，與唐代統治者的弘佛措施離不開，以唐高宗和武皇 為例，將佛教立為“國教”，是出於鞏固統治所需。
3、名僧輩出，推動崇佛風潮
在唐朝，開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推動了佛教的發展，眾多名僧大德也紛紛湧現，最著名的當然就是西去印度取經的玄奘法師，他不僅為我國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文 ，同時他取經的傳奇經歷也有人寫書刊印，間接推動了佛教的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德高望重的僧人也紛紛設壇講經，宣揚佛理，吸納佛教信徒，推廣弘揚佛學。如為武則天譯經的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久居中國傳教，是洛京長壽寺高僧，“曾遊歷五天竺, 遍親講肆。”，除此之外，還翻譯了《寶雨經》、《華嚴經》等十一部佛教經典，為佛教的弘揚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此之外，法藏、神秀、慧能等高僧還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教派，如法相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其中法相宗主張“三性三無性，萬法唯識，一切難心”，而華嚴宗則以“法界緣起”為理論指導，這些不同的教派滿足了不同信眾的信仰需求，佛教的群眾基礎也就得到了擴大，是唐代佛教能成為“國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佛教成為“國教”後的影響
唐高宗到武則天時期，是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之間的過渡期，在這一時期，唐朝的國力在這對
傳奇夫妻的治理下穩步上升，在這兩位至尊對佛教的大力支持下，佛寺在唐朝國土上遍地開花，佛教成為了當時的“國教”，對當時中國以及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對內的影響：佛教經濟的出現
唐代主要的土地制度是
均田制，僧侶按照規定也可以均分到土地，《唐令拾遺》中記載：“諸道士受《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官二十畝，僧尼受具戒准此。”除此之外，這些田地的最主要來源是皇帝及貴族的贈與，由於僧侶沒有後代可以繼承，這些土地後來就變成了寺院的土地，寺院在自己耕作之餘，也僱傭佃農來耕作，靠此養活了寺院僧侶及周邊佃農。與此同時，由於寺院香火鼎盛，人流量多，也促進了以旅店業、車馬業、手工作坊、榨油等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市井經濟的發展。同時，武則天時期，佛寺還建立了“悲田、治病、施藥”用來救濟社會，雖然後來經過發展，變成了寺院的盈利機構，在為貴族治病獲得贈與的同時，免費為貧苦百姓治療施藥。
佛教經濟的出現，減輕了國家負擔，同時佛教經濟發展到後來還將盈利用來救濟百姓，雖然目的是為了傳教，但是其中體現的“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2、對外的影響：傳播了中國文化
唐朝作為當時世界中心之一，對佛教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新羅、百濟、高句麗等國的僧人陸續前往中國學習佛法，借鑑中國的佛教制度，創立了與中國佛教教派相似的佛教學派，他們在學習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唐朝的先進文化，至今朝鮮半島上的
天文學、醫學、曆法等都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鑑真東渡日本傳教，留居當地十幾年，不僅帶去了佛教經義，使得佛教開始在日本紮根，併成為日本的一大宗教，同時也帶去了唐朝的草藥學、以及建築學和繪畫學的知識，鑑真主持的唐招提寺，被日本《特別保護建築物及國寶帳解說》贊為：“金堂乃為今日遺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建築物。”唐招提寺歷經千年的多次地震仍不倒，是一座宏偉的建築奇蹟，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物。
佛教在向外傳播的同時，也伴隨著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民族文化，在日本、韓國、朝鮮等國的傳統文化中印下了深刻的中國烙印。
三、總結
綜上所述，李唐王朝實施的寬鬆的宗教政策，使得以佛教為首的宗教發展的如火如荼，是中國歷史上宗教發展最好的一個朝代。而李唐皇帝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武則天更是藉助佛教的經理教義解決了稱帝之途上的障礙，無論是出於種種政治目的，還是本身就信奉佛法也好，佛教都藉此機會得到了大力推廣。寬鬆的政策支持和統治者的大力宣教，使得唐代一朝名僧輩出，佛家經典被大量翻譯，並將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些舉措，都推動了佛教宣教工作的發展，使得佛教力壓儒道兩教成為“國教”。
佛教成為“國教”之後，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內佛教經濟得到發展，既能自給自足，減輕國家負擔，同時又結合佛教佈施的傳統，救濟他人，是佛教文化受到中國儒學影響的一個重要體現，對外則佛教的傳播也間接促進了唐朝文化的傳播，唐朝萬國來朝的一個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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