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楚文化展厅，有一件其貌不扬的“楚屈子赤角铜簠”。这是1976年随州鲢鱼嘴出土的春秋时期器物。它的底和盖内壁都有六行三十一字铭文：“隹正月初吉丁亥，
楚屈子赤角媵中（仲）嬭璜飤（瑚），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屈、景、昭为楚三大姓，这是存世仅见的屈氏礼器，应当是专门为女儿铸造的媵器。
楚屈子赤角铜簠，湖北省博物馆藏
楚屈子赤角铜簠，湖北省博物馆藏
什么是媵器？通常把两周青铜器中一种专门为女子陪嫁所作的器物称为媵器。《梁书·卷五十》记载南朝梁人刘杳与沈约的对话，说到“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这应该就是媵器。北宋刘敞将自己收藏十一件器物的图形和铭文摹出，编为《先秦古器记》，开金石著作之始。其中有一件被误认为敦的伯庶父簋，铭文为“隹（唯）二月戊寅，白（伯）俗父乍（作）王姑凡姜（尊簋），其永宝用。”这是送女器，也属于媵器。
伯庶父簋铭文摹本
此外，吕大临《考古图》中收《楚卭仲嬭南和钟》，铭文为“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邛仲嬭南和钟，其眉寿无疆，子孙永保用之”。吕大临说，“按《类编》云：‘媵，送也。嬭，姊也。盖楚之送女之器，谓之南和钟者。’”虽然对“嬭”的理解错误，但这是金石学著作中首次描述媵器的性质，将其看作嫁女所用的器物。
随着大量媵器出土，如今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展了关于媵器的研究，但两周距今遥远，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媵器的实质，恐怕还难以说清。本文也只是起抛砖引玉之用，有待方家雅正。
（一）朕与媵：以享以祀
媵器是一种特殊的青铜礼器，它的特殊之处在于铭文解释了它作为赠送专供器物的身份，就其形态特征而言，似乎与其它青铜礼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何谓“媵”？《楚辞·九歌·河伯》：＂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王逸注；“媵，送也。”王力《古汉语字典》说，《说文》中“媵”作“㑞”，在人部，云“送也”。从这个最初的字义来说，
“媵”的意义是“相送”，“媵器”就应该是“送给的器”。青铜器铭文的“媵”有多种异体字写法，其中“朕”、“塍”的出现频率都很高，“朕”出现的次数最多。和“媵”的意义相似，“朕”也有送出之义。《尔雅》说“台、朕、赉、畀、卜、阳(阳),予也。”释“朕”为“给予”义。既然“朕”是“媵”的异体字，那么《殷周金文集成》中，邓公簋、铸侯求钟铭文中的“朕”就直接被释读为“媵”了。
说到这里，难免让人产生一些困惑。“朕”和“媵”的字义相似，为什么是把“朕”释为“媵”，而不是把“媵”释为“朕”？
我们对先秦时期“朕”的用法的了解，可能受《尚书》和屈原《离骚》的影响比较大。《尚书》中“朕”出现多次，比如“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朕言惠可氐行？”
《离骚》中说，“朕皇考曰伯庸”，“回朕车以复路兮”，“哀朕时之不当”，“怀朕情而不发兮”，这些地方的“朕”确实都作“我”解。此外，《孟子》中说“干戈朕、琴朕、弤朕”，杨伯峻把“朕”解释为“我”，应属正确。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先秦时的“朕”主要用做第一人称代词。但要注意的是，屈原和孟子都是战国人，西周、春秋金文之中的“朕”和“我”有多大关系，不能从战国的文献中直接判定。另外，战国时“朕”的使用并不流行，在诸多典籍中非常少见。《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通篇无“朕”，《孟子》有五，《庄子》有少数，姜亮夫《楚辞通故》中说“朕”字在楚辞八见，七在屈原作品中。因此，认为先秦时的“朕”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我”，是一种不大慎重的观点。
除了《离骚》以外，“朕皇考”这种用法在先秦典籍中极其少见。实际上它是金文中的习用词，而商周青铜彝器绝大多数都是用于祭祀场合的礼器，春秋及之前时期尤甚。比如西周“
叔旅鱼父钟”的铭文“朕皇考叔旅鱼父”，西周鲜钟铭文“用乍（作）朕皇考（林）钟”，西周颂簋“用乍（作）朕皇考龏吊（恭叔）、皇母龏始（恭姒）宝尊簋”。
颂簋
因此，金文中的“朕”也应该像“媵”理解为“给予”，则
“朕皇考”的意思就是“给予先人（的）”，“某某作朕”也就是“某某作媵”。收藏于洛阳博物馆的齐侯铜鉴铭文中说“齐侯作朕子仲姜宝盂”，前四字实际释读为“齐侯作媵”。很可能“朕”的送出对象比较尊贵，而“媵”的送出对象地位与制器者平等或略低，除此之外，在“送”的本义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具有庄严、神圣的意味。由此可见，西周与春秋时期，“朕皇考”这种用法与祭祀活动有关，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至于战国时期它终于衍生出“我”的意义，那是宗法制遭到破坏、祭祀重要性下降之后的结果。
齐侯铜鉴，洛阳博物馆藏
（二）扑朔迷离的“媵婚制”
学界通常并不把铭文表示致送给“皇考”等先祖的青铜器也统统称为媵器。如今被当做媵器的，从广义上看是通过铭文体例、作器者与受器者关系判断为女子出嫁所作的器物，从狭义上看，是指铭文中有“媵”字的嫁女用青铜器。无论广义还是狭义，都指向了一个特征：媵器必与女子出嫁有关。因此，谈媵器之前，先要谈媵婚。
媵器的流行时期大约为西周到春秋时期，至今没有发现商代的媵器。最早的青铜媵器的制作年代是西周早期，李学勤先生考证，王作仲姬方鼎“系成康时物”，周王室史官所制作的公太史鼎“属康王时或略迟”，媵器很可能是周王室内部先流行的。战国初年之后，由于宗法制的崩溃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媵器逐渐消亡，因此考察媵婚时首先要关注西周及春秋的文献材料。
目前关于媵婚的认识，主要来自《左传》 ，最重要一则信息出自《左传·成公八年》。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冬，鲁国将共姬嫁到宋国，“卫人来媵”；九年夏，“晋人来媵”；十年，“齐人来媵”。《左传》解释说，“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李梦生在《左传译注》中将“媵”解释为“遣女陪嫁。国君子女出嫁，他国遣女陪嫁。
但是，《左传》的这些记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鲁国嫁女，卫、晋、齐三国遣女来媵，卫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如果说“媵婚”发生在同姓之间，为的是巩固同姓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调嫡妻地位，这两国“来媵”还可以理解，齐国可是异姓诸侯，姜姓，它“来媵”不是添乱吗？
在春秋时期是否存在“媵婚”这一婚制，诸侯嫁女时，别的同姓诸侯是否会送女同嫁，这很值得怀疑。其一，《诗经·大雅·韩奕》中说“韩侯取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这常常被媵婚制的研究者引为证据，可见如果存在“陪嫁侄娣”的所谓媵婚制度，应该与娶妻同时进行、而记录在《左传》中的“媵婚”事件却存在时间差。鲁国在成公八年嫁共姬，齐人直到十年才“来媵”；“(隐公二年)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五年之后的隐公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
其二，有一些事件恐怕存在误读。比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说“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有研究者认为这证明在大夫层级中也有媵婚制度，但这原意只是说太叔疾宠爱妻妹，以至于在逃出卫国后还不忘让随从把她引诱出来，安置在犁地，并不能证明太叔疾和妻妹之间存在婚姻关系。又比如《左传·隐公元年》：“(鲁)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是继室，与媵婚制度不同。
《左传》中提到“媵”的还有几处。有时只记录负责“媵”的主事人，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主事者是析归父；《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主事者是公子结。如果“媵”是指送本国贵女陪嫁，那么析归父和公子结究竟把谁送了过去，多少应该提到这位贵女的名字。至于《左传·僖公五年》“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晋国灭了虞国，擒住虞公和井伯送给秦穆姬，这里的“媵”根本和嫁女无关，是“送”的意思，这恰恰是“媵”的本意。
既然《左传》等文献难以证明诸侯遣女同嫁的所谓“媵婚制”，再看看出土器物能否支持这种制度。按照“一国嫁女，它国往媵”的所谓媵婚制度，需要同姓诸侯送女来媵。在发现的与嫁女有关的青铜媵器中，也确实出现了“一器媵二女”的情况。比如许子妆簠铭文云:“许子妆择其吉金，用铸其簠，用媵孟姜、秦赢。”这个媵器关乎于孟姜和秦赢两个人，两女分别为姜姓和赢姓。鄀公簠铭文:“上鄀公择其吉金，铸叔芈、番汝媵簠。”这个媵器和叔芈、番汝有关，两女分别为芈姓和汝姓——直到现在，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没有出现同姓相媵的内容。
许子妆簠铭文
总之，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曾经流行过所谓女子出嫁、她的妹妹或侄女也将同她一并嫁到男子家中的“侄娣从媵”制度。那些有关媵婚制的说法都来自《公羊传》等后来著作，其作者是否真正了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还要打个问号。媵婚制度是否存在、如何存在，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说明。
（三）媵器：嫁女时致送的贺礼
“媵婚制”存疑，但陪嫁的青铜媵器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已经发现了上百件媵器，这些媵器的存在意义有很多种可能的答案，我们可以吴、蔡两国为联姻而制作的媵器为例，这批媵器1955年出土于安徽省六安市寿县蔡侯墓。
春秋时期，蔡国和楚国关系恶化。《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之在蔡也，郭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这里的“楚子”指的是当时奉命围蔡的楚公子弃疾，即后来的楚平王，他和蔡国一名贵族女子“郭阳封人之女”育有一子，即太子建。又根据《史记·楚世家》，楚平王二年时，少傅费无忌去秦国为太子建取妇。费无忌不受太子建重视，回国后就对楚平王说，“秦女好，可自娶”,于是楚平王夺取了这位秦国女子，生下一子后便立为太子，废黜了太子建，太子建的生母也失去了楚平王的宠幸。
楚平王十年，吴国“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这位蔡女，即太子建的母亲已经四十岁左右，又再嫁给了当时的吴王僚。
蔡侯申尊、蔡侯申缶、蔡侯申盘很可能是蔡侯申为太子建的母亲再嫁吴王僚而制作的媵器。
蔡侯申尊
公元前514年，公子光袭刺吴王僚而自立，为吴王阖闾。即位后，吴王阖闾为保持吴蔡联盟，嫁女入蔡，吴王光鉴就是阖闾
为女制作的陪嫁媵器。夫君已逝，蔡女即“大孟姬”很可能带着蔡侯申尊等媵器重返蔡国，因此蔡侯申尊与吴王光鉴都出土于寿县蔡侯墓地。
吴王光鉴
从这批吴蔡之间的媵器可以看出，首先，当时存在大量为了巩固各国间政治联盟而进行的婚姻外交， 珍贵的媵器是为婚姻外交服务的。蔡、吴两国均为姬姓，为合作灭楚，甚至不顾当时＂同姓不婚＂的礼制，彼此联姻抗楚。
其次，蔡侯申尊铭文说“禋享是以，祗盟尝謪”，吴王光鉴铭文称这件器物为“宗彝荐鉴”，是宗庙所用的礼器，作用是在祭祀之中“用享用孝”。这也见证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春秋时期的杞伯双联鬲。这件鬲的铭文说“杞白（伯）乍（作）车母朕（媵）鬲，用享考（孝）于其姑公（翁），万年子（子）孙（孙）永宝（保）用”，是用于祭祀的礼器。
有一些研究者因为媵器中盘、匜等水器所占的比例很高，就将媵器视为实用器，认为用意是“主要目的是期望负政治联姻之责的女主角能多利用盥洗用具，整治容颜，以美丽的容貌维系夫家的感情”，这恐怕还不够准确，也忽视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社会氛围。这一阶段里，得之不易的青铜器主要还是作为礼器使用，很少见到将其用于日常生活中，青铜器上的各种神圣纹饰也意味着它只能用于隆重场合。盘、匜确实主要用于沃盥等礼仪之中，但西周至春秋时，用青铜器进行的沃盥之礼和日常洗脸洗手有差异，它是神圣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敬神祭祖的内涵。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被学界称为媵器的青铜器是陪嫁之器，它与媵婚制的关系尚不能确定。可以猜测，《左传》中屡次提到的“媵”，恐怕只能作为“赠送（贺礼）”解释，这是“媵”的本义。媵器只是为贵族们为祝贺婚姻而准备的礼物。如果两国交好，异姓贵族也可以送礼，因此齐国也为鲁国嫁女而“来媵”。战国以后不再注重祭祀和聘享，不再在意宗姓氏族，“媵”才脱离本义，逐渐与婚姻相联系。
关于媵器还有很多难解之谜。比如各国的媵器类型选择有差异，杜逎松认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媵器一般为盘、匜、盂等水器，而鲁国则多为鼎、簠、鬲等食器，这反映了国别特点。考虑到西周到春秋时期各诸侯还比较在意礼制要求，鲁国这种独特性到底意味着它在祭祀中的地位特殊或是什么别的原因，还需要再探讨。相信随着出土材料的愈加丰富和研究的 逐渐深入，关于媵器的认识必然会越来越清晰。
毛叔盘及铭文，图片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鲁伯大父”青铜簋，春秋，1970年山东历城出土，鲁伯大父为季姬婧所作的陪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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