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是對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自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義烏市蘇溪鎮率先實行“黨建＋單元”作戰模式，打好巷戰、守好“小門”，築起“疫”線安全網。
當前，疫情防控已進入新階段，為應用到更廣泛的社會治理場景，結合“楓橋式公安派出所”創建，“黨建＋單元+警務”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在蘇溪應運而生。
全域作戰 全員發動
3月6日下午，蘇溪鎮所有村書記來到六都村，擺在他們面前的是“黨建+單元+警務”三級作戰示意圖。這是蘇溪鎮“黨建+單元+警務”啟動儀式其中一個走現場環節，這場會議後，村書記作為二級村級單元負責人，職責將再升級。
黨政領導、公安主導、部門協同、群眾參與，這是“黨建+單元+警務”模式的出發點，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黨組織戰鬥堡壘和黨員幹部“五（吾）帶頭”先鋒模範作用，努力踐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的新時代楓橋經驗。
結合防疫期間搭建的“黨建+單元”的組織體系架構，“黨建+單元+警務”成立三級單元治理體系指揮部，建立三級架構工作微信塔群。其中，每一級由鎮、派出所、各部門、村居相關負責人組成，三級群細分到村（居）小組、樓棟（道）、店面，甚至車間的某條生產線或某個班組。同時，根據物理空間，把蘇溪全域劃分為村居、小區、企業、街區四個作戰單元。
以村居單元為例，一級村居單元負責人為派出所所長，二級村居單元負責人為社區民警、村書記，作戰單元裡還有村（居）兩委幹部、黨群突擊隊，三級村居單元的責任人則是本村黨員，由黨員聯繫的戶主組成作戰隊伍。1894個三級村居單元就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最末端，打通群眾工作最後一毫米。
“一點發起、全網響應、體系作戰、精準推進。”蘇溪派出所所長何海航介紹，這一模式以“降警情、控發案”和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為主線，依託最小作戰單元形成的新型黨群關係，實現信息傳導點對點、速度快的工作特點。
把警務工作送上門
“流口登記、消防安全、防範宣傳，在以前要實現全覆蓋，單靠派出所做實有難度。”王建超是蘇溪所社區民警，他的轄區內有15個村居，他介紹，在“黨建+單元+警務”模式下，作為二級單元負責人的他，可以和村書記一起將責任落實下去。
在該單元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有駐村輔警。孫國慶是與王建超搭檔的駐村輔警，如今他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警務指導員”，指導三級成員共同完成包括矛盾糾紛調解員、警情先期處置員、法律政策宣傳員、治安防範組織員、便民利民服務員、民情民訪代辦員在內的“十大員”工作職責。現在，責任區民警和駐村輔警更多的是起到監督、檢查、指導的職能，主持二級單元工作，將警務工作送上門。
同樣，在街區作戰單元中，這樣的體系同樣在切實發揮作用。這段時間，隨著復工復產，蘇溪鎮沿街店鋪都已陸陸續續開門營業，為了切實保障轄區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餐飲店裡還是禁止堂食。近日，好派路一家麵館老闆遇到一顧客，一定要吃堂食，在店裡“鬧事”，該老闆將“鬧事”情況在三級微信群中反映，樓棟長髮現後立即到店裡瞭解情況，同時發揮法律政策宣傳員、矛盾糾紛調解員作用，快速贏得了該顧客的理解，實現了矛盾糾紛不出店面。
糾紛在發生時就有人管，找準每起警情的孃家，解決在警情發生前；為群眾代跑代辦，把“最多跑一次”延伸到基層治理最末梢；面對面傳授防騙知識，築牢心防長城，減少詐騙案件發生，紮緊轄區“平安不出事”籬笆牆……“黨建+單元+警務”體系變基層派出所在“打防管控治”中單打獨鬥為全社會共同參與“一呼百應”，最終實現發案少、秩序好、群眾滿意的根本目標。
機制抓落實 獎懲做支撐
為保障該工作模式有序運行，配套建立值班值守、摸排化解、疑難會商、五星評比、考核獎勵等工作機制，除更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外，更主要的是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形成群防群治濃厚氛圍。
記者注意到，考核獎勵結合了黨員十二分制和房東十二分制，根據個人工作成效，精神鼓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每季度進行評比。獎懲分明抓落實，通過各職能部門定期開展督導檢查，對工作不在狀態、消極應付、未履行首問責任制、推諉扯皮的單元和個人通報批評，限期整改；對不主動作為，不按規定開展走訪、排摸，或過程中造成惡劣影響、矛盾激化的嚴肅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責任。
下一步，該模式還將充分發揮黨員、房東、宗地業主、工會、婦聯等群團組織的優勢，推動有條件的商會、行業協會、社會服務機構、商事仲裁機構等設立商事調解組織，將各類調解組織都納入到新的治理體系中來，全面提升三級單元的排摸化解矛盾糾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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