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练打成文学准大师梁实秋，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文学批评家、散文大师、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可是，一般人认识、最初接触到梁实秋，并不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而是通过鲁迅等人对梁实秋的批判。
那么，梁实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自己说：“平生意气消磨尽，双鬓压清霜。知我者谁？古典头脑，浪漫心肠。”
其实，他不是“古典头脑，浪漫心肠”，而是外表敦厚，内心狂热！
少年求学
梁实秋出身于一个准官宦家庭。
官宦家庭，是指他的祖父梁芝山曾官至四品，为官多年。
官宦家庭之前加了一个“准”字，是因为他父亲梁咸熙并不是祖父梁芝山的亲生。
父亲梁咸熙原是河北大兴县人，幼年孤苦，眼看就要被饿死，所幸被河北省沙河县的官宦梁芝山领养，才得以存活人世。
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大官宦梁芝山从京师到广东任职，敛下了丰厚的家财。
在卸任北归途中，经过杭州，恰逢乡试。
梁芝山眼瞅养子梁咸熙学有所成，又到应试的年龄，不肯错过这考试的机会，于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梁家的籍贯改为浙江钱塘。
这使得日后的梁实秋常常人被错划入了江南名士的行列。
而实际上，梁实秋本人乃是在北京出生。
因为，梁咸熙考中了秀才，梁芝山又继续北归，在北京一口气买下了坐拥三十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20号。
梁实秋就出生在这个大宅院的西厢房，并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住在大宅院里，虽说是官宦书香人家，但儒家思想浓厚，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和家族尊卑关系严格，给年幼的梁实秋极大的不满，他自己撰文说，“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
有一次，他跟着姐姐哥哥排队到上房给祖父母请安，气氛像皇宫金殿里的早朝一样，肃穆而紧张。他们在大柜前的两张长凳上并排坐下，因为腿短不能触地，往往甩腿。
一甩腿，祖父母的眼睛就瞪得圆圆的，手指着他们前后摆动的小腿呵斥说：“怎么，一点样子都没有！”感觉象犯了什么大忌似的。
梁实秋委屈极了，心底里的声音是：哼，我自甩腿，干卿底事！
梁实秋的启蒙学校是离家只有四五个门的五福学堂。
这个学堂的校门横据有砖刻的五个福字，故名。由此，也可看出，乃是一个旧式学堂。
第一天上学，学监要孩子们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礼。
五岁的梁实秋极不以为然。
他认为，孔老夫子既然自喻为“丧家犬”，那么，他本人应该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可不愿意被后人这样庄严而肃穆地行叩拜礼。
乳臭未干的梁实秋，就能从“人性”出发去惴度一代圣人的想法，颇为不凡。
不过，五福学堂并未能让梁实秋学到多少东西，因为，不到一年，就关张大吉了。
眼看梁实秋就要成为了一个失学儿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家里条件不错，他的父亲梁咸熙专门请了一位清朝拔贡，在家里办一个书塾。
在这个书塾里，梁实秋接受到了正统的国学教育。
后来，又转入 “当时公认最好的贵族学校”——陶氏学堂就学。
陶氏学堂既然贵族学校，有钱人家子弟就多，而且不怎么爱学习，经常打闹，让梁实秋很不适应。
191l 年辛亥革命爆发，鼙鼓之声动地而来，陶氏学堂校长陶端方被杀，这个学堂也倒闭了。
停学居家期间，梁实秋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平生熟读《大义觉迷录》、《扬州十日记》的父亲给他讲了不少明清年间的事，对自己头上“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的幼年梁实秋更生出了许多愤慨，“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
梁实秋上的第四个学堂是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和前面三个旧式学堂不同，这是一个时代风潮下的新式小学，在这儿，他接受到了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除了学习国文课，还学习英文、算术、绘画等等。
学习期间，小梁同学痛并快乐着。
他的国文和英文等科目都是优秀，唯独算术一科，常常晕头转向、痛苦不堪。
他不无抱怨地说：“象‘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相对于学习算术的痛苦，更要命的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惨遭洗劫，家道就此中落。
小梁的父亲在警察局任职，虽说吃穿方面还不至于没有着落，但，小梁的读书问题，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碰巧，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同意退还中国半数“庚子赔款”，但要求这笔款必须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在北京远郊办了一个学校，叫“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如果能考上这个学校，不但全免学费，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领官费到美国接受更高等级教育。
考虑再三，梁咸熙决定了，让小梁去报考清华。
有趣的是，清华里面进行的是现代文明教育，入学考试却是让考生写一篇“孝弟为人之本”的国学作文。
国文是梁实秋的特长，不用说，他考上了。
考上的消息传来，梁实秋的母亲大哭了一场。
哭出的原因不单单是清华离家远、完全进行西式教育，主要是八年之后还要到美国继续求学呢。
但梁实秋终究是要到清华读书了。
谁也没有料到，这之后的八年读书生涯对他一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事业选择。
愤青岁月
清华既不同于官办或民办的“学堂”，与其他各所大学也迥乎不同。
因为是以美国人的理念办学，其对英文教学的重视程度，就当时的国内环境而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数学、地 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律用英语讲授，采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 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讲授，用中国的教科书。
当然，这还不是最苛刻的。
最让梁实秋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学校竟然规定：上午的课是必修课，学生考试必须及格才准予毕业；而下午课只是选修课，可不考。
这一来，很多学生不学中文课程了。
梁实秋偏不，他一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
学校还规定：学生身上不许带钱，不许看“闲书”，早晨七点起床，必须于七点二十分准时到食堂吃早饭，每星期必须至少洗澡两次等等。
梁实秋不但身上带钱，而且爱看“闲书”， “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他除了往自己的头脑中灌输经史子集、诗词文章外，还灌输了“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纳，罗素与柏格森，泰戈尔与王尔德。”
新旧思想的并蓄兼收，使得梁实秋这个外表敦厚、斯斯文文的好学生，骨子里却住进了一个愤青。
五四运动期间，梁实秋自感 “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被激发了，他“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此外，还参加了连续驱赶三位校长辞职的活动。
但一些人盲目的做法，很快让梁实秋冷静下来了。
章宗祥的儿子和他住在同一间寝室，是位“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章宗祥作为一名举国皆曰可杀的“卖国贼”，他的儿子自然不敢在学校呆下去，早早回家避风头了，可是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他的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了。梁实秋回忆说，“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
不久，这个同学因此患病死去，梁实秋生出了一种沉重的负疚感，“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与闻一多的相交
五四风潮暂时平息，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等六个在校学生在清华园成立了一个“小说研究社”，合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
不久，比梁实秋早三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加入，朱湘、孙大雨等人先后加入，队伍越来越壮大。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园的，但他在一年级时因英语课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参加学潮又被留一年，从而造成了与梁实秋只差了一个年级的事实。
年龄稍长的闻一多建议，把社名改为“清华文学社”。
梁实秋同意了。
从此，两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闻一多曾热烈地表白道：“实秋啊！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
他甚至把梁实秋比之为中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
梁实秋与闻一多都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极大热情，十分强调“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对郭沫若的《女神》推崇备至。
他们跟随胡适等人一起组成新月派。
梁实秋视胡适为师长，执弟子礼甚恭。
可是，胡适的《尝试集》诗集问世，其竟然提倡写诗是“话怎么说，便怎么说”。这种观点，让梁实秋深为失望。
梁实秋说，“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还是要有诗意才行。象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
闻一多的看法跟梁实秋是一致辞的，他说看了胡适的大作，“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
他们对胡适的《尝试集》表示不满，同时也很反感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作品。
梁实秋说，“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大事?’，这一类的句子更不象是诗。”
他们相继写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
闻一多曾将他的《冬夜评论》满怀希望地曾寄于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但如泥牛入海，查无音讯。他们的心灵受伤了，强烈地想找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文章的刊物。
要能随心所欲地发表的刊物，只能自己办。
关键时刻，是梁实秋父亲梁咸熙斥资一百元，写了洋洋洒洒四万字的《冬夜草儿评论》才得以发表。
该书中写：“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
此书一经发行，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则有人撰文予以反批评。
与创造社的一段情
面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派的责难，梁实秋、闻一多这两颗志同道合的心灵联结得更为密切了。
因为《冬夜草儿评论》一书里面流露出对郭沫若推崇和对创造性的肯定，并认为郭沫若是“现代第一诗人”，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感激涕零，写给他们一封信，信中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将二人引为知己同道。
意外得到郭沫若的来信，梁实秋、闻一多这对小伙伴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如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
当时，一个外国刊物正在评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闻一多对梁实秋说，“昨见田汉曾得一票，使我惊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此后，梁实秋、闻一多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散文、小说，俨然成了创造社旗下的两员骁将。
他们对创造社成员们的赞美不遗余力，闻一多说：“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当今诗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
有一天，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回国后竟在上海以鬻文为生，便恨世愤俗得不能自持，写信给家人说：“以郭沫若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说这话时的闻一多，已经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了。
梁实秋曾单独一人到上海拜访郭沫若。
郭沫若非常热情，以贵宾的规格接待了梁实秋。
他听说梁实秋患有甲状腺肿，便拉住他的手说，“我是医生，我来给你看看。”又是诊察，又是翻书查资料，详细的解释病源病状，劝梁实秋抓紧治疗。
那时同学少年，彼此间并无隔阂，越谈越拢。到了中午时分，郭沫若坚留吃饭，“一巨钵辣椒炒黄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梁实秋吃得津津有味，为前辈诗友的拳拳诚意激动不已。
晚上，郭沫若又邀来了郁达夫、成仿吾，陪梁实秋一同到会宾楼喝酒。
这席饭，事先说好了由书店老板的儿子结账，几人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在上海交游期间，创造社提出了一个重要提议：把《创造》季刊的编务工作交负给梁实秋和已在美国的闻一多代为主持。
可以说，梁、闻二人和创造社打得火热。
可是，随着交往的深入，梁实秋渐渐地发现了自己和创造社成员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梁实秋回忆说：“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更过分的是，郁达夫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
对郁达夫提出的第二点，梁实秋骇然变色，落荒而逃。
事后，他这样评价郁达夫，说他是“无行的文人中之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据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日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做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
这样，梁实秋最终还是与创造社分道扬镳了。
辩才初露
自与创作社断交，梁实秋曾一度想另起炉灶，办起一个纯文学刊物，刊名拟为《红荷》，创刊号的稿件也已基本集齐，但基于种种原因该计划还是流产了。
尽管刊物没能办起来，但梁实秋作为《清华周刊》的编辑，在这段时间还是创作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是辩论方面的。梁实秋自述说“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我之喜欢和人辨驳问难，盖自此时始。”
骨子里的愤怒青年，喜欢和人辨驳问难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梁实秋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选择的辩驳对象，都是久负盛名的重量级人物，这使得大家不得不佩服他的辩才和勇气。
和他展开第一场身份和年龄都不对等的辩论对象是周作人。
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诗底进化还原论’》，提出“丑不堪言的字句”不宜入诗。
周作人看了，大不以为然，写了《丑的字句》予以批驳，说“字的运用是作者和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入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非入诗不可”。
梁实秋则写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作为还击。
这场论点很激烈，不少名学者纷纷加入战团。其中，虚生写了《诗中丑的字句的讨论》，柏生写了《关于丑字句的杂感》，景超有《一封讨论丑的字句的信》，东峦有《让我来搀说几句》等等。
此后，梁实秋又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论辩。
事情的起因是，梁实秋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梁启超、胡适等拟写《国学入门书要目》，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
吴稚晖看了该书目，哑然失笑，写文称梁启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戏谑其为“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
梁实秋立刻写了《灰色的书目》对吴稚晖大加鞭挞，说他“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
吴稚晖乃是成名已久的人物，哪里会就此罢休，随即进行反驳。
这场论战，终以梁实秋的告负而结束。
梁实秋的第三场大辩论是与朱大枬等人就小说创作中的“新某生体”展开的争论，情形更激烈。朱大枬认为当时一些新小说家在作品中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做法是中国人“仿效和懒惰”的体现，将之讥讽为“新某生体”。
梁实秋遂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连续写了四篇文章展开论战。他甚至用呵斥的口气责难加入战团的蹇先艾。
多番辩论下来，梁实秋的辩才愈加出众，也愈加自负，以文学批评家自居。
清华毕业啦
在清华，梁实秋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启超的另外两个儿子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读书。
毕业前夕，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做一场演讲。
当天梁启超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启超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手之舞之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
梁实秋感慨地说：“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他写了一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后来选入了新版高中语文课本。
如果说，演讲情形给梁实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另一项活动留下的印象和阴影，更是毕生难忘。
清华对每一个毕业生都要进行体育考试。
在梁实秋看来，最难通的是游泳一项。
考试那一天，梁实秋请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为自己壮胆。
开考哨声一响，他“扑通”地跳到水里，四肢乱划，身体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脑袋浮出，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所幸事先的安排，那两位早有准备的同学迅速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
这次考试不及格。
苦练了一个月，补考。
情形却跟第一次考的差不多，他刚下水，又沉到了池底，并摸到了滑溜溜的大理石池底。
不过，毕竟苦练过，不那么慌乱，踉踉跄跄在池底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便露出水面……就这样，终于混了个及格，却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得肚子疼。
海上识冰心
1923年，对梁实秋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他结束了八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规定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
八月，终于要上船了。
郭沫若怀抱幼子，在浦东码头上依依不舍地挥手送别。
梁实秋乘坐的是开往美国西雅图的“杰克逊号”。
“天连水，水连天，不住的波声崩崩。好多只海鸥绕着船尾飞……我们一天天的看日出日落，看月升月沉”，好不寂寞。
船上，他结识了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许地山，并经由许地山介绍，认识了传说中的冰心！
梁实秋是读过冰心的诗集《繁星》与《春水》的。
非但读过，他还曾在《创造周报》上写文批评，说冰心“在诗的花园里恐怕难于长成蕤葳的花丛，难以结出硕大的果实”，又说，“《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的便成一集”。
他还大放厥词，说冰心的想象力弱、韵文技术拙、情感分子薄，进而总结陈词：“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
想不到，世界是如此狭小，文学作者和文学批评者在同一条船上狭路相逢了。
梁实秋客气地问：“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冰心礼貌地回答：“文学。”接着反问了一句：“您修习什么？”
梁实秋面不改色：“文学批评。”
冰心语塞，双方再无话可说了。
然而，几天的相处下来，梁实秋发现，冰心虽“对人有几分矜持”，但“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他们很快就结成了知心朋友，并在船上经营起一项富有创意的事业：办了一个板报《海啸》。
《海啸》就贴在客舱入口的醒目处，内容是创作与翻译，三天一期。
梁实秋设计了报头，他“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
飘洋过海后，他们从中精选了十四件作品，寄回国内的《小说月报》。
留洋趣事
9月1日，“杰克逊号”抵达美国西雅图市，梁实秋就搭上了开往科泉的火车，向着目的地——科罗拉多大学的科泉（Colorado Springs）分校进发了。
闻一多比梁实秋早一年来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就读。
梁实秋到了科罗拉多泉大学，思念旧友，就写了一封信，里面装了一套十二张科罗拉多的自然风光画片，并附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
梁实秋的本意是向好友打个招呼，让他知道自己已平安抵达美国，“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
不想，这一“挠”，就“挠”得有些过了。
一个星期后，闻一多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他面前，神气活现地告诉他，自己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
那一刻，梁实秋流泪了。
两人又开始重拾清华的时光，朝夕伴读，实现了 “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1942年秋，梁实秋到麻州剑桥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中国学生会要用英语演一出中国戏。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将明朝高则诚的《琵琶记》编成话剧，梁实秋负责编译。
说来也巧，演牛丞相的是顾一樵，演丞相之女的是大才女冰心，女主角赵五娘则由留学生中出了名的美女谢文秋扮演。
导演是留学生们特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请来的教授。
教授的意见是，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两人必须有一段激情吻戏。
这样一来，众人都争着饰演蔡伯喈！
最终，在顾一樵的力荐下，梁实秋成功出演戏中男主角。
可是，在排演过程中，每到吻戏那一出，梁实秋就忸怩不安，脸红得直达颈脖。
导演鼓励他，叫道：“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
谢文秋站在那里微笑。
梁实秋尝试了多次，最终放弃，告诉导演：中国古时候没有这样的规矩。
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事后，正告梁实秋：“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
梁实秋心里甜滋滋的，想，琵琶记难道不是喜剧么？这一次真是逢场作戏，难道还有下次？
闻一多写诗戏谑梁实秋说：一代风浪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不久，谢大美女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取笑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
梁实秋心有所动，从此有了一个叫“秋郎”的笔名。
为爱情回国
冰心应该知道，梁实秋在国内是有女朋友的。
当年，在“杰克逊号”上，梁实秋就曾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
这个女朋友名叫程季淑，是包办婚姻的产物。
说起包办婚姻，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和朱安、郁达夫和孙荃的不幸遭遇。
但，梁实秋却对父亲给自己的包办的婚姻非常满意，非常享受。
那是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发现父亲书房桌上有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
冰雪聪明的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
他的头脑“嗡”的一下，赶紧去问大姐。
大姐曾陪母亲去观察过程小姐，如实相告，说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
长发及腰，且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梁实秋松了口气。
可是，大姐又神秘兮兮的补充说，程季淑头发的刘海很长，覆盖了整个前额，好象在遮掩着疤痕什么的。
一个大美女，额前长了一个大伤疤，可不是造化弄人，大煞风景？
梁实秋的心悬了起来，捂着嘴，吃惊地看着大姐。
大姐眼波流动，神飞色动地说：“我假意夸奖她的头发梳得又好又别致，就走近去掀起了刘海偷看……”
梁实秋紧张地问：“有什么没有？”
大姐答：“什么也没有。”
老天，差点吓死我了。
内心狂野的梁实秋，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程季淑，要求见面。
程季淑的声音柔柔的，脆脆的，一下子就俘获了他的灵魂。
程季淑出身名门，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但和梁实秋家一样，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家道就中落了，在北京城开笔墨店。
这年初冬，梁实秋与程季淑频频约会，两人互生好感受，将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等名胜逛了个遍。
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旧封建风气的影响下，他们这样成双结对在出现在公众面前，无疑是有勇气的。
在街上，回头率超高，人们投向他们的目光多以惊异为主，间或还会收获到一些不三不四的口哨声。
程季淑在一所小学工作，梁实秋常去找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着她的手昂然起出校门，让学校觉得有伤风化，忍无可忍，最终将程季淑辞退了。
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的那个晚上，两人一起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
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
可是，梁实秋在美国差点连三年也没待满，就火急火燎地回国了。
因为，再不回国，女朋友就要飞了。
程季淑的叔父们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给某部一个科员。
你说，梁实秋能不急？
他回到家，央人出面正式提亲，并定于1927年2月11日结婚。
婚礼是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的。
一切进行得异常仓促，以致辞在结婚仪式中，梁实秋弄丢了最重要的道具：戒指。
这太触霉头了。
梁实秋全身笼罩上一种不祥的感觉。
好在程季淑知书识礼，连连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婚后十几天，那种不祥的征兆很快得到“印证”：他们先到南京，但时局混乱，只好忍痛抛掉苦心经营的新居，出走上海，在上海定居下来。
不过，在上海，虽然清苦，但小两口恩恩爱爱，日子过得倒也其乐融融。
梁实秋应聘为《时事新报》“青光副刊”的编辑，同时在大学兼职，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接待亲友，成了专职的家庭妇女。
一天晚上，梁实秋刚到家，妻子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的嗵嗵响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相符。”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着对方，沉醉在爱海里。
不久，他们的大女儿文茜和儿子文祺先后出世。
妹妹亚紫结婚后也租住在上海，和他们做了邻居。
梁实秋的父亲、母亲也搬到了上海，非常满意儿子、儿媳的一切。
那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大论战
沉醉在小资生活里的梁实秋，不经意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大论战。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梁实秋约稿，他新瓶装旧酒，把以前发表过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拿出来重新发表了一次。
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
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了上海，拜读了梁实秋的大作，大不以为然，写下了一篇名为《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
应该说，鲁迅并不知道《卢梭论女子教育》的作者是谁，因为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徐丹甫。退一万步说，就算梁实秋署的是自己的本名，鲁迅也未必知道梁实秋是何许人。
梁实秋比他小了二十二岁，不过是才写过几首新诗的毛头小子，仅此而已。
而这时的鲁迅已是文坛巨孹、声名卓著，著称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权威。
偏偏，愤怒青年梁实秋自恃辩才过人，执意要强挑横梁，集中火力，向鲁迅发起反击。
他们文来笔往，唇枪舌箭，从卢梭的教育问题，谈到了文学和文学批评文学和革命文学的阶级性这些具有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又从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谈到了北京文艺界的门户，甚至还谈到了翻译中的硬译问题。
两人你来我往，笔底风雷，墨海波澜，演绎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大戏。
论战的高潮是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大唱高调，说，“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这种小资论调，对当时的左翼作家而言，当然是必须要打倒的！
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当即撰文《阶级社会的艺术》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凭着一腔正气，冯乃超将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梁实秋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大帽子，便写了《“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很俏皮，但内藏机锋，一剑封喉，杀人于无形。
要知道，在这一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凡 “通共”、“通俄”都是直接判处死刑的重罪。梁实秋以“领卢布”来暗示左翼作家“领卢布” “通共”、“通俄”，可谓居心叵测，用心险恶。
他还在随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等人“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孰可忍，孰不可忍？！
鲁迅作为一名敢于在腥风血雨中授旗呐喊的斗士，当然不能再放任梁实秋将这种腔调发展下去。否则，将有更多的左翼作家会遭受不测。
他决定，打起精神来，“来写它一点”。
这样，后来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横空出世。
对于梁实秋的辩解，鲁迅的解释是，“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对于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更不留情面，反驳说，“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走狗”之上加上一个“乏”，一锤定音，收工！
从此，梁实秋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青岛“饮中八仙”
就在论战正酣的1930年夏天，梁实秋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举家远赴山东。
同来的还有重在上海的新月社相聚的闻一多。
梁实秋住在鱼山路，闻一多初住大学路，后迁居汇泉。
青岛山路多，他们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
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实秋家门口，击一下掌，或呼啸一声，梁实秋便应声而出。
两人谈笑风生，郾仰啸歌，虽行走于崎岖逶迤的小路，却是策杖芒鞋轻胜马，风神潇洒，惬意无限。
青岛大学背山面海，风景如绘，是个理想的卜居之所，但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可以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自然腻烦，梁实秋和闻一多就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
山东人好饮，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也不例外，自他加入了梁、闻二人的喝酒行列，队伍更加壮大，渐渐成了固定的八个人：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他们有时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豪气干云。
一日，胡适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连忙取出他太太给他上面镌有“戒”字戒指，戴在手上，请求免战。
程季淑的寡母也来到这里，跟梁实秋夫妇一起生活，一家老少三代和睦相处，乐趣多多。
青岛的生活，成为了梁实秋一生中最为难忘的美好时光。
他的小女儿文蔷就出生在青岛出生。
也就从这时开始，他开始着手翻译后来成就了自己名声的莎士比亚全集。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北方大多数高校学生一样，串联南下，请愿南京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
为了平息请愿风潮，政府向教育界施压。在学校的校务会议上，闻一多低头垂泪，建议“挥泪斩马谡”，开除几个带头的学生算了。
这样一来，师生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矛盾急剧上升。
学生高呼打倒校长、反对校长。
校长杨金甫抵挡不住，只好辞职。
校长一走，闻一多就成了主要攻击对象，校园中到处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
有人在黑板上写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
甚至，还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
闻一多和梁实秋面面相觑。
良久，闻一多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
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就在青岛大学校园越来越乱的时候，梁实秋收到了胡适的信。
胡适在信里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
于是，1934年夏天，梁实秋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
在北大，梁实秋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心里还梦想着可以在这里长住久安。可是，抗战爆发后，他不得不离开北平。
因为程季淑的母亲体弱、女儿文蔷年纪太小，无法脱身，只好领老老小小寄居在婆母家中，忍泪目送梁实秋远去。
论战的尾声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有朋友通知梁实秋，说他已经上了日军要捕杀的“黑名单”，不得已，他只好告别妻母，只身一人逃往重庆。
在重庆，他负责《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
补一句， 1927年的那一场对垒式论战并不因为梁实秋远赴青岛而结束，实际上，这场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直到1936年10月19日——这一日，伟大的革命斗士鲁迅逝不幸病逝，论战的硝烟才渐渐散去。
在这场论战中，两人所围绕着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写下了100多篇、多达40多万字的文章，最后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似乎不了了之，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重庆，梁实秋又在《平明》的发刊词中说了以下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一段话，在“抗战高于一切”的背景下，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又炸起了层层水波。
先是罗荪《大公报》上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以示回应。
罗荪在文说：“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
接着，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连接出现了九篇对梁实秋口诛笔伐的文章。
梁实秋应接不暇，只好在《中央日报》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观点，并郑重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罗荪、宋之的、张天翼、巴人如何批判，梁实秋始终三缄其口，直到1939年4月1日，他结束了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这才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说：“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这应该算作是1927年大论战的尾声——以梁实秋最后的沉默告别而结束。
梁实秋以为，论战已经结束，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
两年之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该观点与鲁迅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遥相呼应。
这也使得1949年全国大解放的时候，梁实秋不得不离开了大陆，先走香港，后逃台湾。
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
雅舍的来历
在重庆，梁实秋曾与一位异性知己过从甚密。
该异性知己姓龚，名业雅，是他的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
梁实秋是先认识龚业雅，后来才认识妻子程季淑的。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时常和三妹到家里来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在他的眼里，“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都居无定所，两人经过核计，一起合资买了间平房。
这个平房没有门牌，亲友不好找，接收信件也不方便，于是就以龚业雅的“雅”字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二字。
驰名文坛的《雅舍小品》就是在里面完成的。
梁实秋自己说“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因为梁实秋是只身到重庆的，妻子儿女都留在北京，和龚业雅相处久了，日久生情，就一度打算要想和老婆离婚，另娶龚业雅。
关键时刻，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把程季淑接到自己家里，替她出谋划策，拿主意，到法院里打官司，闹，闹得满城风雨，梁实秋才不得不和龚业雅分手。
程季淑遂于1943年春到达重庆，和梁实秋住在了一起。
经过这一次风波，此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程季淑始终紧跟着梁实秋，寸步不离。
1949年，梁实秋远走台湾，程季淑默默跟随。期间，尽力支持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共尝人间甘苦。
1973年，梁实秋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程季淑同样跟随。
1974年4月30日，梁实秋到附近市场去买一些午餐的食品，程季淑紧随其后，不料，被市场门前突然倒下的一个梯子击中，送医院抢救无效，溘然离世。
丧后再娶，老夫聊发少年狂
相濡如沫的老妻突然辞世，对梁实秋来说，不啻于五内俱摧，伤心透顶。
为此，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以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得了书稿，立即发排，盛情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返台，梁实秋遇到了他的晚年至爱——韩菁清，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倾城之恋”！
韩菁清生于1931年10月，比梁实秋小了整整28岁。
她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后移居上海。七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14岁就登上“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一颗熣灿的新星。1949年，她随父去了香港，正式步入娱乐圈，在影坛大发异彩，一度在台湾金马奖封后。到了30岁才息影，与人谈婚论嫁。
她的婚恋并不如意，先是泰国银行总裁分手，后又被一位菲籍华裔男士拒绝。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同去拜访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邂逅了老板从美国邀请回来的大作家梁实秋。
二人一见钟情，互生爱慕。
先是梁实秋无话找话，他说：“哦，你就是韩菁清小姐，我听过你唱的歌呢。可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你的名字，觉得很别扭！”
“别扭？”韩菁清看着他，面露惊奇。
“你想想，菁念‘精’，这‘菁清’多么拗口？要么叫菁菁，要么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梁实秋字斟句酌地说。
“我的本名叫韩德荣。韩菁清是我的艺名，是我自己取的。”韩菁清老老实实地说。
“韩德荣，像是男孩子的名字，这名字也取得不好！”梁实秋笑道。
“我小时候在上海，喜欢唱歌。登台唱歌用韩德荣这男孩子一样的名字，当然不行。我就从《诗经——唐风?杕杜》一句‘其叶菁菁里’，取了‘菁菁’两个字作为艺名。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歌星中用‘菁菁’两个字作艺名的人有好几个，我就改成‘菁清’，而且加上了姓，成了‘韩菁清’，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
梁实秋似乎听得入了迷，赞道：“你真不简单啊，小小年纪之时，就知道《诗经》，知道“其叶菁菁”。”
白发红颜，越聊越投机。
很快，梁实秋就向韩菁清表白了爱慕之情。
考虑到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而且，对方已到了古稀之年，耳朵聋，要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这些这些，让韩菁清犹豫不决。
梁实秋却表现得异常勇敢，每天一封信，有时两封、三封、四封……攻势如潮，两个月中写了二十多万字！
对韩菁清的称呼，从“菁清女士”，到“菁清”，到“清清”，到“亲亲”，到“小娃”，热烈、火辣，动人心魄。
而他自己的署名竟是“你的秋秋”、“你的一人独有的秋秋”乃至“我是你最亲近最知心的秋秋”。让人不容拒绝。
他对爱情表现得义无反顾，在信中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
为投其所好，梁实秋甚至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供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韩菁清的心灵堡垒终于被攻陷。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走入了结婚殿堂。
与韩菁清的结合，梁实秋找回曾经的青葱岁月，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原本搁笔已久的他又开始了创作，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
1979年6月，他完成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获得了“国家文艺贡献奖”。
他们一起携手走过十二个春秋，直至梁实秋辞世。
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閱讀更多 謝三少069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