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我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從在民間普及的廣泛性說,能夠達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程度,它可與《三國演義》並駕齊驅;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小說藝術形象的創造和中國寫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形成所作的貢獻說,它可與《紅樓夢》相提並論。《水滸傳》是一部真正雅俗共賞的小說。但至今,我們對這部小說複雜的思想內涵和豐富的文化意蘊,還不能說已經瞭解得很夠,更不能說已經對它做出了正確的解釋。
通過對《水滸傳》形象的傾向性描寫和直接的議論來分析作家的創作意圖。這樣認為，施耐庵想通過《水滸傳》主要表達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秀江湖義氣，讚頌江湖義氣。
《水滸傳》最突出要表現的是江湖義氣。小說展示的社會背景是，北宋王朝正處在窮途末路，朝政腐敗，貪官汙吏橫行，普通百姓貧苦無依。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梁山好漢的江湖義氣所顯示的肝膽相照、扶危濟困、禍福同當特別具有吸引力。正是梁山好漢們所體現的江湖義氣感染了作者，使他在小說中不遺餘力地對之讚美，並把義作為品評人物和事件的價值標準，在小說中第七十一回這樣描繪：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
“義”的本意是宜，即合理、適宜。公正合宜的道理它主要表達人之間的一種呼應關係，所以又引申出“恩義”之義。《史記·淮陰侯列傳》：
“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正是對義的恰切註解。
《水滸傳》對義的運用可分出這樣三個點：
第1點：義是好漢人格修養的準則
《水滸傳》的正面主人公都是好漢。好漢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職業名稱，但一般以好漢自居的人都是會點武藝，是個人英雄主義者。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常用的倫理規範便是“義”。好漢最重友情，講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吳用向晁蓋介紹阮氏三雄：
“為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
他們不能做對不起朋友的事。史進面對前來捉少華山強人朱武等的官兵，拒絕交人，說：
“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他寧可毀家也不傷害朋友。好漢有很強的自尊心，最懼怕做出不合義的事情而遭到別人的恥笑。
在好漢眼中，“以義氣為重”是最光明正大的行為，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林沖殺死胸量狹窄、嫉賢妒能的王倫以後，與晁蓋互讓寨主之位就是“義”
“義”作為一種道德準則，是處在江湖之遠的好漢們的精神支柱，是他們在有限視野內所能認識到的一種人生價值追求。同時，它也是那些自由散漫的好漢們在無約束行為中的一種約束力。而《水滸傳》所表現的江湖義氣，卻使好漢們的行為有所約束，有所規範，甚至隱然成為好漢們不自覺的一種原則，一種紀律，展現出好漢們正義、美好的一面。
第2點：“義”是好漢互相救助的行為依據
“義”不僅是好漢對自身行為的規範，而且把互相行義看作是應盡的義務。第五十八回，在少華山落草的史進為刺殺強佔民女的賀太守而被捕(這也是行俠仗義)。魯智深聽說後要單槍匹馬去救史進。別人勸他等梁山大隊人馬到來。魯智深叫道：
“等俺們去山寨裡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裡去了!”
雖然顯得魯莽，但義氣感人。《水滸傳》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行為讚不絕口。武松打倒蔣門神以後，對快活林的鄰舍宣稱：
“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
梁山好漢看到不平之事卻敢於挺身而出，把幫助弱者作為自己的社會責任，所以令人欽佩。戴宗向宋江介紹李逵的特點也是“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
《水滸傳》中比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受到推崇的是“仗義疏財”。宋代商業經濟發達，人們已認識到錢財的巨大作用。拔刀相助只能解一時之困，而仗義疏財對人的幫助更大，更為難得。凡是能夠仗義疏財的人都受到好漢的敬佩。莽漢石勇說：
“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
這兩個人就是柴進和宋江。理由是宋江等“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疏財仗義，濟困扶危。”小說描寫作為梁山泊領袖人物的宋江，其最大特點就是為人仗義疏財。宋江簡直成了貧苦人的救星，被稱為“及時雨”。所以遠近聞名，受到好漢們的熱烈崇拜。困頓中的武松要去投奔他：“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疏財，扶危濟困，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等等。他們看重的都是仗義疏財，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普遍貧困和群眾對領袖人物個人品質的最高期望。而能夠做到仗義疏財如宋江這樣，也就自然成了眾望所歸的梁山泊領袖。
第3點：“義”是好漢們團結的紐帶
好漢們把聯合起來共同對敵稱為“聚義”，使“義”這個概念由倫理的層次上升到政治的層次。晁蓋反抗官軍上梁山後，除掉心胸狹窄的王倫，號召大家：
“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
“大義”就是在反對共同敵人——官軍中大家共同的利益。梁山好漢會同其他幾路人馬在江州劫法場救宋江，與官軍血戰後上梁山，稱為“小聚義”；當一百零八個好漢經過各自曲折的道路齊集梁山時，稱為“大聚義”。他們聚義的誓詞是：
“各無異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難相扶，一同保國安民。”
第二，批貪官恨奸臣。
《水滸傳》對貪官汙吏的批判不遺餘力，幾乎無罪不歸之於貪官。
漁民阮氏三兄弟把“官司”(官府)看得比強盜還壞，他們寧可讓強盜霸佔水面打不了魚，也不願官府來敲詐勒索。小說描寫的一處處官府確實濫汙不堪，黑暗已極。百姓不幸攤上官司，都要“買上告下”，把官府中所有有關官吏都賄賂到。打官司的雙方，誰的錢多勢大，誰就能達到目的，而不問是非曲直。高俅陷害林沖，蔣門神賄賂孟州張都監陷害武松，毛太公父子賄賂登州知府陷害解珍解寶，等等，那些牢城營中的管營、差撥、節級、押獄一個個貪婪得像嗜血的蝙蝠。宋江去的江州牢城營也一樣，更是公開勒索。當節級的戴宗竟然在大庭廣眾前罵宋江且索要錢財。
北京留守梁中書為了報答他丈人蔡京提攜之恩，每年都要準備十萬貫金銀去給蔡京祝壽。劉唐對晁蓋說：
“此是一套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天理知之，也不為罪。”
天理就是民心。正是這一正義行動，牢固地聯絡起八個好漢，掀開了梁山泊起義的序幕。
《水滸傳》自始至終都把矛頭指向貪官。對地方上級別低的稱作貪官，而對朝廷上那些掌握大權的貪官則稱為“奸佞”、“賊臣”。小說揭露的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人，稱他們為“四賊”。他們都是“好利之徒”，是全國最大的貪官。
《水滸傳》對奸臣最深刻、最痛切的是在小說最後。作者議論道：
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
他們把宋江、盧俊義當作仇敵，捏造盧俊義在廬州“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結連宋江，意欲造反”的狀子，然後給他倆送去下過毒藥的“御酒”，最後剷除了他們的眼中釘。轟轟烈烈的梁山泊起義軍就這樣最後被消滅了!作者在此處寫了多首詩表達他對蔡京等奸臣的痛恨和對宋江等忠義好漢的痛悼之情。
第三，追求“快活”的理想。
《水滸傳》的主人公都是一些不甘受壓迫的好漢。他們歷盡艱險，拼死掙扎，到底追求什麼呢?
由於這些人物都是武夫，作家有意識地寫出了讓這些好漢都想在保衛國家邊疆上建功立業。原為莊主的史進為救朱武等人而把家產毀掉，又拒絕隨朱武上山當寨主，他要去關西經略府去尋師父王進，討個出身只為求半世快樂，比較狹隘。楊志的理想是通過為國家立功而光宗耀祖，這在封建社會也算難得的了。楊志的理想得到宋江的呼應。宋江囑咐武松說：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這似乎比楊志又進了一步，青史留名，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
但是，以上這些對理想的表達，雖然有徵遼作戰給以襯托，但總的說，是實實在在地追求“快活”生活的理想。晁蓋等七人計議劫取蔡太師的生辰綱，他們的目的是：“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戴宗動員石秀上梁山說：“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他們把對未來的想望都凝聚在“快活”二字之中。
關於快活生活的含義，許多好漢都解說過。朱貴勸兄弟朱富上梁山：
“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卻不快活！”
這“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成了好漢們的代表語言。但其中以阮氏三雄說得最透徹也最熱切：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
極生動地描摹出了好漢們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標。這種快活的理想生活應具有兩項含義：好吃好穿，物資豐足和自由自在，不受限制。
雖然追求豐衣足食和自由的生活是人類的正當權利，梁山好漢對“整套穿衣服，大碗吃酒肉”的熱烈想望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極度貧窮和社會財富的嚴重不平均，這些也值得同情，只是這種快活生活的想法忽視了這金銀、酒肉是從哪裡來的?他們知道有銀子可以到酒店買酒買肉，可以到妓院尋花問柳，但不知道銀子只是商品交換的等價物，是用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他們應該先創造物質財富，拿自己的產品去同別人交換來銀子，然後再拿銀子去買酒肉，這才是社會存在的基礎。
總結：好漢們所有的財富靠搶掠而來,然後盡情揮霍,所以他們的“快活”生活對社會不僅沒有助益,反而只能起反作用。梁山好漢們看到了社會財富的不平均,他們要把它擺平,所以主張劫富濟貧,仗義疏財。當他們把劫來的錢糧施捨給貧苦人的時候,這行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們打劫來的財富絕大部分都是供自己享用的。歸根結底,他們的“劫富濟貧”不僅談不上是文明的表現,反而正足以說是野蠻的行動。從這個角度說,他們也是不勞而獲者。這就很難說有什麼進步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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