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有“廈門第一老外”之稱的潘維廉。
上世紀80年代，潘維廉買到一輛三輪車，經常騎車帶著家人在廈門觀光。為此，他還向政府部門寫了保證書。
潘維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寄給家人的信，上面配有自己畫的小圖。
美國人潘維廉定居在廈門、生活在廈門大學，至今已經有30年了。
他會講一口流利的中文，還會講幾句閩南話，有媒體把他稱為“廈門第一老外”。
不過，這個“第一老外”的名頭可不是光靠說中國話就拿來的。
他是廈門榮譽市民、福建第一位持綠卡的外國人、廈門大學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兩次獲“福建省優秀外國專家”稱號，獲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頒發的“友誼獎”。他的好多名頭，都跟廈門、跟中國有關。
從1976年在臺灣當兵，到1988年來廈門並定居至今，幾十年裡，潘維廉一直在做兩件事情，一是把自己親眼所見的中國實情告訴美國的友人，讓他們“信任”中國；二是用收集的大量史料證明：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人是最有文化、開放且會做生意的人。
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告訴中國人，要有“文化自信”。
“廈門最美的就是人”
1976年，美國在臺灣還有駐軍，20歲的潘維廉來到臺灣當兵，一下子就喜歡上了臺灣和那裡的人。
不過，那時的臺灣還在宣傳大陸人“很壞，很邪惡”。這讓潘維廉困惑不已：“對面和臺灣生活的都是一樣的人啊，怎麼被說得那麼邪惡？”
有一次，潘維廉撿到大陸飄過來的傳單，上面畫有群眾開展生產活動，以及介紹大陸風景的內容。年輕的潘維廉好奇心更加濃厚，他開始有意識地找書，研究中國和亞洲的歷史。
越研究，潘維廉對中國的興趣越濃厚。1988年，已經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的潘維廉，賣掉了在美國的所有財產，包括一個年收入70多萬美元的金融公司，和妻子蘇珊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來到廈門，在廈門大學學習中文。
在美國的家人，尤其是父母，並不能理解潘維廉的決定。從那時起，為了讓家人，特別是自己的老父親能理解中國，潘維廉開始寫信，這一寫就是30年。
他畫圖，寄照片，向他們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介紹改革開放的變化，展示自己的生活。一直到2000年之後，父親才逐漸理解潘維廉。
初到廈門的時光，是一段自在快樂的日子。買不到正宗的美式麵包，潘維廉就乘船，再轉車，花了兩三天，從漳州買回石磨。一家人自己磨小麥，做美式麵包。
為了方便帶著妻子和兒子出去，潘維廉還多次找政府申請，並寫下保證書，才買到一輛腳蹬三輪車。有一次，潘維廉正蹬著三輪車，有一對年輕人攔下他問：“去中山公園多少錢？”原來，他們以為潘維廉是人力車伕。每次回憶起這段趣事，潘維廉都哈哈大笑。
潘維廉的大兒子出生於1986年，小兒子出生於1988年。一些老廈大人還記得，廈大教工的住宅區有一個兒童樂園，那正是潘維廉發起興建的。他自掏腰包買水泥，並親自搬運石塊壘起一座假山，還裝上了噴泉。後來，他又在一棵相思樹上搭了一間“空中小木屋”，用白鐵皮做了一個滑梯。他還去海邊，向漁民討了一箇舊浮球，從自己的車上卸下一個舊輪胎，造出了孩子們喜歡玩的鞦韆。
整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到假期，潘維廉就開著一輛麵包車去實現“走遍中華”的計劃。1994年夏天，他更是花了80天，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
“我的眼睛有時是藍色的，有時是綠色的，所以喜歡看風景。”潘維廉戲言。
潘維廉對中國、對廈門的感情，就在一個個平淡日子裡點滴積累。
曾經，潘維廉在廈門中山路上丟了個包，裡面有護照，還有他兩個月的工資。潘維廉心急如焚，沿路尋找，後來路邊一個陌生的裁縫撿到，把包還給了潘維廉。潘維廉要給他錢，裁縫一分不要。
潘維廉後來才知道，這名裁縫經濟條件並不好，還得了癌症。待潘維廉再去找他，他已經去世，留下剛出生的小孩。
“我當時差點哭了。”潘維廉說，“廈門人就是這樣，廈門最美的就是廈門人。所以，我不能離開廈門。”
希望讓西方人客觀認識中國
定居廈門、定居廈大，潘維廉更希望圓自己的學術研究夢。
他把自己對中國和廈門的興趣轉化為埋頭向學的動力。在他位於廈大嘉庚樓的不到10平方米的辦公室裡，書櫃裡、空地上，堆滿了關於中國歷史的書，其中很多書都是英文版的，內容或是明清時期西方人來到中國寫下的見聞，或是拍下的照片。這些都是他多方收集來的寶貴歷史資料。
近年來，潘維廉又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發生很大興趣。他同樣收集了很多近現代來中國旅行或經商的人留下的文章和照片、繪畫。他還從國外博物館、圖書館收集大量反映中國歷史的資料，特別是閩南史的資料。
對廈門歷史的研究，潘維廉有自己獨特的視角。他認為，廈門曾經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之一。他拿出一張1853年外國出版的地圖，指出上面“有廈門，但沒有香港或上海”。
他還收集了大量外國人對廈門的描述，以此來挖掘廈門的開放史。比如，1575年7月，一名叫馬丁·德·拉達的神父留下這樣的文字：“廈門港的入口處視野很好，因為港灣寬闊，可容納大量船隻……實在是美不勝收。”
潘維廉還在1909年的《廈門貿易年度報告》中，找到廈門人熱衷捐資助學的內容。裡面寫道：“所有的教育機構都報告說，學生人數大增。富裕階層積極參與這項偉大的工程，並慷慨地向各類教育機構投入大筆資金。”
“正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和對教育的重視，在面積僅有1.87平方公里的鼓浪嶼島上，曾經聚集了整個閩南，甚至大半個福建的精英，也走出了一大批學界名人，包括漢語拼音方案第一人盧戇章、中國第一位體育教授馬約翰、中國婦產科學的開拓者林巧稚等。”說起那段歷史和湧現的著名人物，潘維廉如數家珍。
他來自西方，最瞭解西方對中國的偏見。身為廈大管理學院的外籍教授和學者，他希望能讓西方人更全面客觀地認識中國。
很多西方人認為，古代中國極度封閉、保守，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人對當代中國的看法。
“其實，中國不僅開放，而且與西方靠戰爭和強權推進對外貿易不同，中國走的是和平貿易之路，中國人做生意不靠刀劍，中國在歷史上是唯一的完全靠經濟發展而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潘維廉說。
潘維廉解釋說，中國人從海上絲綢之路走出去，靠的不是戰爭，而是做生意的頭腦，靠的是勤勞。
在潘維廉的著作中，他分析道：“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士兵處於最低層。”“中國人會說，我們是文明之邦。我們用理智，而不是武力來決定權力和榮譽；我們用爭辯，而不是刀劍來解決爭議。”
在潘維廉眼裡，這構成了中國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和文化心理。
“西方的貿易很多是通過戰爭來推進的。比如說荷蘭，他們的貿易船隻全副武裝，四處航行，與其說是貿易，倒不如說是為了獲取戰利品、是為了搶奪。”潘維廉說，“中國人掙錢，就是靠老老實實做生意，貿易是‘乾淨的’。”
跨文化傳播的使者
如今的潘維廉，依然每天快樂地生活在廈大，是同事和學生眼中的“快樂老潘”。
除了喜歡研究歷史，他還喜歡音樂，吹拉彈唱樣樣會，他的吉他彈唱是管理學院的保留節目。
潘維廉在廈大管理學院講授“組織行為學”等課程。上課時，他有時會插入魔術，還做遊戲，由於課程生動活潑，深受學生喜愛。學生們說，他的這些遊戲並不是純粹為了逗樂學生，很多都與課程緊密結合，讓學生在遊戲中弄懂管理與溝通的方法。
廈大管理學院2016級學生李嘉說，潘老師在講“組織行為學”時非常注重跨文化傳播，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美國文化都非常熟悉，所以課程很能讓學生接受。
最近，潘維廉還準備寫一本英文書，書名就叫《潘維廉的廈門來信》。除此之外，他還常開講座，向一些東南亞來的學生講中華民族的文化、講一帶一路、講中國人和平貿易的精神。他希望通過這種跨文化的傳播，讓外國人能更深刻地瞭解中國，也希望中國人有文化自信。
當年一起工作過的管理學院的同事回憶，潘維廉是個“工作狂”。上世紀90年代前後，他擔任“宏觀微觀經濟學”“比較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經營戰略”“商務英語”5門課的教學工作，工作量超過廈大教師額定工作量的50%。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啃幾個饅頭，而不是麵包。
當廈大的師生稱讚他熱衷“向中國以外的人們介紹真實的中國”時，他常常笑言，這種對外宣傳所得的稿費還不夠買一杯咖啡。
現在的潘維廉，依然保持著年青時的工作勁頭。作為學校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項目的負責人，他親自規劃，親自設計課程，不論是與廈大教師溝通，還是與國外院校聯絡，他都顯得遊刃有餘。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MBA中心副主任吳翀說，潘維廉作為項目負責人，除了對工作細緻認真，對同事們也是做到有求必應，他人緣好，大家都很喜歡他，都樂意跟著他做事。
展望中國未來，潘維廉說，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民族復興的願望一定能實現。最後，他提到20多年前在《中國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的一段：“我讚賞中國領導人鼓勵中國人民走向富裕時不放棄道德和社會公德。這不是逃避改革，而是保證改革進行下去的唯一途徑。中國應該向全世界證明，它能在保證社會主義體制的同時，使人們富裕起來。也許這時，西方國家會重新考慮它們衡量成功的標準。”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中國教育報》2018年5月10日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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