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道政治超越民族主義
蔣慶
原載《廣論政治儒學》
（東方出版社2014年）
西曆2018年5月24日
民族主義不是從中國文化中產生的，和儒家學說，包括政治儒學，都沒有太多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民族主義是從西方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運動中產生的，產生以後，就對後發國家，後進入民族國家的國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在中國，在印度，這些所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在像西方學習之前，本來是沒有民族主義的。印度是一個不重政治的民族，沒有民族主義；中國古代的知識結構中，也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因而也沒有民族主義。
中國古代奉行的是天下主義，天下主義是建立在“天下一家”的道德觀念上，而不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上。就是在西方，民族國家也是近代的產物。西方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通過軍事侵略掠奪殖民地，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反抗。
怎麼反抗？就需要學習西方的民族主義。在這裡，非西方的國家學習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為了反西方，為了自保，因而非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具有某種合理性。
民族主義作為西方近代以來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表現在很多方面，既有精神道德方面，也有器物制度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義要求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要同情和認同，要捍衛和發揚，這些都是從西方自身的歷史文化中產生出來的。德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德國的歷史文化中產生出來的，俄國等國家在反抗拿破崙入侵的過程中，也產生了植根於自身歷史文化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也涉及到器物、制度等層面，你要保衛國家，你就要使學習並且使用侵略你的民族國家所發明使用的先進武器和先進物質力量，就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常說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光有軍事物質力量還不夠，你還要有一套保證這些軍事物質力量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制度安排。
具體來說，你要保證你的國家在制度管理上能夠有高效率，如在國防制度上、行政制度上、財政制度上、稅收制度上、教育制度上以及其它國家制度上都要有高效率。只有建立了高效的管理體系，能用最快的速度最優的配置集中國家的所有力量，才能適應國防的需要，從而才能有效地對抗其它的民族國家。
這種大規模高效率的社會動員能力，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是沒有的，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更是沒有的。比如在教育制度上，為了民族國家的生存就必須學會製造各種先進武器和各種先進器物，這就必須大規模地培養各個科學領域的專家和技術人才，這樣，教育的目的就直接為民族國家的生存、競爭與對抗服務，直接為軍事、國防、工業等直接支撐民族國家的領域服務。
這在中國古代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天下主義的傳統教育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成就人，讓人能夠充分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與道德本性，而不是把人培養成實現國家競爭目的的工具。現在中國的教育重視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而輕視人文學科，就是民族國家教育的必然結果。此外，還有常備軍制度等等，都是民族國家產生以後才出現的，古代的西方與中國都沒有。這些都屬於民族主義的內容。
在中國，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學習西方的產物。我們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對民族主義進行評價，現在的世界仍然處在戰國時代，即通行的仍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放棄民族主義，放棄民族主義就要捱打。所以，我們建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正當的民族主義。被西方列強侵略的國家反抗侵略有其正當的價值，這是因為，在世界上有一個公理的問題。
二十世紀初，托爾斯泰曾經寫信給辜鴻銘，說中華民族是一個講道德的民族，西方是強盜，中國人不要去學西方，不要用暴力去反抗西方。確乎如此，中國是一個崇尚君子文化、崇尚道德、崇尚良知的民族，中國沒有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傳統，沒有富於侵略擴張的民族特性。
托爾斯泰呼籲中國人保持中國人優秀的民族特性，是對的。但是，他作為堅守“登山寶訓”的基督徒，作為西方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沒有看到，世界除了博愛，還有一個公理道義的問題。
八國聯軍侵華
一個國家為什麼侵略另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有什麼理由掠奪另一個國家的財富與資源？西方已經侵入中國，已經在掠奪中國的財富與資源，這種情況下，反抗就是合理的、公正的。
儒家不像基督教的極端和平主義者提倡非暴力，不像佛教怨親平等以徳報怨，儒家主張“以直報怨”，“以直報怨”就是講人類世界必須存在基本的道德上的公理、公正與公義。孔子作《春秋》貶斥侵略戰爭，肯定反侵略戰爭，就算國已滅也要待聖王出而“興滅國”，就是要恢復人類世界的基本公正。所以，在侵略問題上，儒家一直認為反抗具有合理性，一直強調要反抗。
在近代中國救亡的歷史條件下，救亡怎麼救，你用君子之道，你用托爾斯泰勸說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國。不僅救不了，反而拱手把中國讓給列強，這不符合歷史的公正。中國必須救亡，救亡就必須反抗。怎麼反抗？
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只能用他們所用的方法來救亡，來反抗，除此之外別無辦法。因此，中國要學民族主義。也正是在這種前提下——就是盛洪先生經常提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下，民族主義有其合理性。只有學到西方的民族主義這套東西，學他的強盜邏輯來反抗他，這樣才能恢復歷史中的公正。
所以我們對民族主義的態度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所有的民族主義都建立在國傢俬利上，肯定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不學習不建立民族主義就要捱打，就不能恢復歷史中的公正，是明知不好又要學，確實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逼出來的，在中國文化上沒有根，中國人從內心深層的文化意識上並不情願接受民族主義，甚至相當反感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遊行
但是，必須強調一點，中國人接受民族主義，必然把民族主義改造成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因為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病態的民族主義，即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本性質不是反侵略反壓迫，而相反是謀擴張謀侵略。如果不把西方的民族主義改造成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成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
實際上西方近代以來在國際關係上表現出來的早期民族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如英法，後發民族主義就是種族主義與軍國主義，如德日。帝國主義是建立在所謂經貿政制的優越性上的，種族主義則是建立在所謂血緣人種的優越性上的。因此，所謂建康的民族主義只有消極反抗自衛自保的性質，而沒有病態民族主義積極侵略擴張的性質。
另外，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詛咒的，是不得已明知不好而選用的，因此，中國人對民族主義要有一個清醒的理性認識，應該從消極的底線的層面來接受民族主義，不能把民族主義變成一種激情的情緒的民族主義，不能把民族主義當作一種純粹情緒的發洩。
雖然情緒的發洩也是反抗，但是一種非理性的狂亂的反抗，具有很大的破壞性。這種情緒性的反抗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激發出國民的民族激情與反抗精神，例如義和團，但仍然要加以警惕。反抗壓迫的情緒的民族主義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正面的建設性的功能。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評價，應該按照孔子作《春秋》所確立的“實與文不與”的書法。就中國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侵略壓迫欲亡國亡種的情況來看，“實與”民族主義，即根據歷史的實際情況贊同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具有反抗列強侵略壓迫救國救亡的正當性。
但是，按照儒家文化的最高道德理想“文不與”民族主義，即根據《春秋》經文所體現出來的王道理想不贊同民族主義，因為孔子王心所追求的王道政治是“任徳不任力”的道德的政治，而民族主義在本質上則是“任力不任徳”的不道德的政治。
因此，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們的基本評價是：在當時面臨著東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壓迫欲亡國亡種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中國學習民族主義，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具有某種合理性。
在現實上我們沒有辦法，我們不學民族主義就可能亡國，我們被西方逼著去學這個不好的東西。但是，同時我們又知道，民族主義是西方近代產生的一個怪胎，一種病態的政治現象，是西方強盜文化的產物。因此，在道義上我們要否定它，批判它。
我們學民族主義不是說要保全我們的文化，即不是要保教，因為民族主義與我們的君子文化與聖賢之教格格不入，相互衝突，民族主義根本保不住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教。我們學民族主義只是出於最底線的目的，就是保國。當然，保住國才能保全我們的民族，從而才能保住我們的君子文化和我們的聖賢之教。所以，學習民族主義保國雖然是底線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
從儒家傳統來看，民族主義是“任力不任德”，講求的是實力，其基本規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中國傳統的話來說就是“霸道”。而中國文化推崇的則是“任徳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其基本特徵是在政治中實現道德。正因為如此，承認並接受民族主義，就意味著改變中國文化的基本性質。
中國文化一直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就是講道德的文化，不是講霸力的文化，而民族主義則是“強盜文化”、“霸道文化”。強盜講的就是實力，誰的拳頭大力量強，誰就稱王，誰就有支配權，完全是動物世界的叢林規則。
在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入侵的情況下，君子文化肯定打不贏強盜文化，強盜之所以叫強盜，強盜絕不會跟君子講理，更不會跟君子講道德。強盜就是要違背天理違犯道德侵略搶奪他人他國的財富地盤。中國人近代以來遇到了這種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強盜國家，為了不亡國，中國人再不情願，也要學習強盜國家，也要學習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要放棄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具體說來，也要放棄王道政治的理想追求。
因此，中國人在學習西方民族主義的過程中付出了改變自己文明性質的沉痛代價，即放棄了自己的“君子文化”，接受了民族主義的“強盜文化”。這一放棄“君子文化”接受“強盜文化”的過程對中國人來說是極其痛苦難受的過程，因為這意味著改變了中國人的文化生命，在文化上把中國人從君子降到了禽獸。這一過程也是中國人極不情願的過程，是被中國人詛咒的過程。
為什麼中國人學西方遲遲不成功，而日本人學西方很快就成功，明治維新不到幾十年就打敗俄國打敗中國一躍成為帝國主義軍事強國，原因就在於日本人沒有君子變強盜的歷史文化包袱，很快就“脫亞入歐”，把自己變得比西方強盜還強盜，成為所謂“西方列強”，而中國人揹著沉重的“君子文化”包袱，一直都放不下“君子情結”，因而在對中國文化極其痛苦的糾纏捨棄中拖延了向西方學習的進程。
人民英雄紀念碑
回顧中國一百多年來的鉅變過程，正是一步一步放棄“君子文化”與王道理想，又一步一步接受西方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過程。到今天，中國已經完全學會了西方的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有時運用得並不比西方人差。
遺憾的是，中國雖然在政治上憑藉著向西方學習的民族主義獨立了，但在文化上卻變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這就是孟子說的“以夷變夏”，這在中國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從未有過，就算中國歷史上多次異族入主中國，也只是政治上的統治，而沒有文化性質的徹底改變。在異族統治下的中國，中國文化還是中國文化，更多的情況則是以中國文化改變同化入侵者，而實現了“以夏變夷”。
在今天的中國，“君子文化”與王道理想在現實中已經不復存在了，只封存在圖書館的歷史文獻中與少數儒家學者的心靈深處。但是，歷史的弔詭也許就在於，一種追求道德的王道政治雖然被追求霸力的民族主義所取代，但是王道政治的文化基因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處於潛伏遺忘狀態，一旦歷史的機緣將王道政治的理想激活，王道政治就會成改造、消解乃至取代民族主義的文化力量。在今天，雖然中國文化仍然處於式微狀態，但已出現了復興的訴求，一陽正在來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必須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建立一箇中國文化的根基。（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雖有反抗侵略的正當性，卻沒有中國文化的根基。）這個中國文化的根基就是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就是天下主義。
因此，建立在王道政治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人類最獨特的民族主義，因為這種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已包含了徹底消滅民族主義的文化基因，即天下主義。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消滅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的弔詭。
中國的民族主義奠定了中國王道政治的文化根基，就使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只具有消極的反抗侵略的正當性，更獲得了積極的徹底消滅民族主義（亦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道德性，徹底消滅民族主義就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道德目的。只有如此，中國一百多年來極不情願改變自己文化性質的痛苦和委屈才會具以有意義，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一百年來所受的苦難才會超越本民族的苦難而承擔了人類因民族主義帶來的苦難。
因此，當今中國民族主義面臨的任務就是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建立中國文化的根基，具體說來就是用王道政治去貞定、證成中國的民族主義，然後用王道政治去改造、轉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最後用建立在王道政治上的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民族主義去超越、消滅全人類的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中實現王道政治所揭櫫的天下主義。
注：此文系蔣慶先生答北京中評網記者問
作者簡介：蔣慶，男，西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於貴州貴陽。西曆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本科），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西曆二〇〇一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臺北: 養正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九十三年版[西曆二〇〇四]），《儒學的時代價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範瑞平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憲政秩序》（英文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廣論政治儒學》（東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學默想錄》（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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