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宮秋》的故事脫胎於西漢時王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與傳說，結合了馬致遠自己複雜痛苦的情感後，最終形成的一出傳世悲劇。 馬致遠在元雜劇上的造詣十分高，被稱作“曲狀元”，並且被明代的朱權在他的代表作《太和正音潛》中“群英所編雜劇”這一欄將他列於元人之首，可見其藝術能力首屈一指。頂尖的作家加上流傳度極廣的故事，就誕生了元雜劇《漢宮秋》。
漢宮秋
一、 造成悲劇因素的複雜性
在《漢宮秋》中，導致王昭君命運悲劇性的因素不是單一的，而是十分複雜與全面的。王昭君本人、漢元帝、毛延壽、諸多大臣乃至匈奴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以上人物共同促成了這出悲劇的發生。
（一）女性自身的悲劇性
首先縱觀有關王昭君的故事與傳說，可以直觀強烈地感受到凝結在這個人物身上的極強的悲劇性。
據《漢書》中《元帝紀》、《匈奴傳》載，昭君先被強選人寂寞的漢宮，後又被元帝當做禮品賜與比她大三十多歲的呼韓邪。不滿三年呼韓邪去世，她想重返故鄉，漢成帝不允，逼她從胡俗嫁給呼韓邪的兒子雕陶莫皋(第二闊氏生)，在倫理觀念和感情上受到摧折。”
這段文字主要聚焦的是王昭君和番之後的故事，而馬致遠在《漢宮秋》中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第一折中借王昭君之口，道出了其身世的淒涼：
(正旦扮王牆引二宮女上，詩云)一日承宣人上陽，十年未得見君王。良宵寂寂誰來伴，唯有琵琶引興長。妾身王牆，小字昭君，成都稱歸人也。父親王長者，平生務農為業。母親生妾時，夢月人懷，復墜於地，後來生下妾身。年長一十八歲，蒙恩選充後宮。不想使臣毛延壽問妾身索要金銀，不曾與他，將妾影圖點破，不曾得見君王，現今退居永巷。妾身在家頗通絲竹，彈得幾曲琵琶。當此夜深孤悶之時，我試理一曲消遣咱。”
其實在中國古代，像王昭君這樣的民女被招人宮中而孤獨終老的女性數量還是比較龐大的，這樣的女性無錢無勢、無依無靠，在吃人的後宮之中是斷然生存不下去的。但王昭君卻偏偏“彈得幾曲琵琶”，而這又偏偏被漢元帝給聽到了，這才發生了後來的故事。這看似幸運，實則不幸，王昭君的琴聲引來了漢元帝的垂愛，卻同時也引出了這段感情背後的悲情命運。
《漢宮秋》戲劇
其次，王昭君極其出色的相貌也是導致她悲慘命運的自身原因之一：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裹臉兒搽；額角香錮貼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勾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
這一段唱詞出自漢元帝之口，將王昭君的美貌展現得淋漓盡致，馬致遠作了個對比，將王昭君的相貌比在同為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之上，可見其對於王昭君容貌的讚美不惜筆墨。這段唱詞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一“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這句唱詞表面上是對於王昭君容貌的一種誇張，但是實際上在這裡馬致遠是寄託了他自己的一種悲傷至極的心情的，他將自己對於朝廷的不滿寄託在了這一句句唱詞之中。
社會出身的低下以及個人相貌的過於出色，這就是王昭君自身所攜帶著的悲劇性因素。這一因素主要體現在劇本的第一折中，折射出的是馬致遠對於國家命運的極強的危機意識。
王昭君畫像
（二）皇權的推動
《漢宮秋》中的漢元帝，與歷史中記載的形象不太一樣，是更加優柔寡斷的。而要了解這種改變，我們就先得看看馬致遠是如何對當時的歷史大背景進行改變的：
梳理漢朝自開國以來的邊疆史，漢匈兩族始終處於且戰且和的摩擦分歧狀態。開國皇帝漢高祖曾有白登之圍的生死困窘；一代強權的呂后尚有委屈受辱的拒婚回信；而武皇開邊、驅逐匈奴，雖頻傳捷報，但至晚年亦落得民生疲敝，國庫漸虛的光景。到了漢元帝，漢朝對匈奴已持有明顯的強盛優勢，但自高祖派宗室女做公主出嫁匈奴以和親、罷征戰起，和親政策一直斷斷續續的成為西漢一朝對外政策的重要措施，故而在漢元帝一朝，漢匈和親以保兩國邊境和平友好乃是主要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見，漢元帝時期對待匈奴雖然也是實行的和親戰略，但是卻完全不至於淪落到《漢宮秋》中被匈奴以大軍壓境為威脅。這樣的歷史背景一改變，漢元帝所代表的皇權自然而然也會發生改變，這也就成為了王昭君悲慘命運的推手之一。
可以這麼說，如果不是漢元帝身上所帶有的皇權思想促使他向民間蒐集美女擴充後宮，那麼王昭君或許就不會被強行徵召到宮中，自然而然就不會發生後面的一切。所以，皇權的推動其實是王昭君整個悲劇命運的最大原因所在。
最後其實還有一點，我們不能忽視了馬致遠個人情感在這裡的體現，他將漢元帝的形象進一步進行藝術化處理，或許正是為了提醒當時的統治者莫要如此。
《漢宮秋》戲劇
（三）奸人的主導
要說直接導致王昭君悲慘命運的人是誰？我們都會說是毛延壽。確實，無論是在傳說中還是在《漢宮秋》裡，毛延壽從來都是被極力貶低的。
嘆淨扮毛延壽上，詩云：為人鵰心雁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餡債奸貪，一生受用不了。某非別人，毛延壽的便是。現在漢朝駕下，為中大夫之職。因我百般巧詐，一味餡談，哄的皇帝老頭兒十分歡喜，言聽計從。朝裡朝外，那一個不怕我，那一個不敬我？我又學的一個法兒，只是教皇帝少見儒臣，多暱女色，我這寵幸才得牢固。道尤末了，聖駕早上。”
這段唱詞是很直觀的馬致遠個人情感的體現，他所採用的行當、語言等，無一例外都透露著馬致遠對於這一人物的強烈憤蔥：他不僅陰險狡詐，並且還試圖欺上瞞下，使皇帝沉迷於女色之中。他的形象已經由一個畫師上升到了國家罪人這一層次。
以毛延壽為代表的奸人形象，是王昭君悲劇命運的直接誘因 。這樣的人無論是對於國家、民族還是個人來說，都是要欲殺之而後快的。這樣的反面人物在元雜劇中其實是比較常見的，但是在經過了馬致遠的筆後，就會使這一人物更加地能激起人們對於奸人誤國的痛恨之情。
明中川劇團《活捉毛延壽》
（四）大臣的施壓
《漢宮秋》中的尚書，是一個典型的忠臣形象。他在劇中沒有唱詞，對白也極少，且較為單一直接，更像是一個提線木偶似的存在。但這個人物卻是缺一不可的，他的作用只有一個——向漢元帝施壓，使王昭君能夠順利地去跟匈奴和親。比如在第二折，尚書剛出場時，便已說明了他的目的：
(做見科，雲)奏的我主得知：如今北番呼韓單于，差一使臣前來，說毛延壽將美人圖獻與他，索要昭君娘娘和番，以息刀兵。不然，他大勢南侵，江山不可保矣。
“他外國說，陛下寵暱王牆，朝綱盡廢，壞了國家。若不與他，興兵吊伐。臣想封王只為寵姐己，國破身亡，是其鑑也。”
這短短的兩句唸白，向漢元帝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過分寵愛王昭君是萬萬不可的，此時將王昭君送與匈奴對雙方都有好處，可謂是一語驚醒了漢元帝。此時的漢元帝即使再不捨王昭君，但他的心裡也明白他心愛的明妃遲早是要送與匈奴的。
這便是一個忠臣所應該做的，及時向自己的主公施加壓力，言明利害並提供正確的做法。我們也可以這麼說，雖然尚書的言語使漢元帝下定了決心送走王昭君，但是他的出發點是對的，
他是為了江山社稷著想，他的做法是值得稱讚的。
（五）匈奴的需求
匈奴對於和親的需求也是促進王昭君人番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呼韓邪單于在楔子中的開門見山一樣：
“俺祖公冒頓單于，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用婁敬之謀，兩國講和，以公主嫁俺國中。至惠帝、呂后以來，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歸俺番家。宣帝之世，我眾兄弟爭立不定，國勢稍弱。今眾部落立我為呼韓耶單于，實是漢朝外甥。我有甲士十萬，南移近塞，稱藩漢室。昨曾遣使進貢，欲請公主，未知漢帝肯尋盟約否？”
這段唸白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符合的。而這也將昭君的出塞行為拔高到了國家與民族的角度，可以看出作者試圖減弱王昭君身上所帶有的悲劇性。
和親這一政策始發於漢代，結束於清代，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手段。呼韓邪單于為了遵循祖先的傳統，自然向漢朝尋求公主和親。但漢元帝卻婉拒了他，這就使得兩國的關係變得微妙起來了，偏偏這個時候毛延壽投靠過來，將王昭君的圖樣獻給單于，單于便以此為藉口，威脅說不給王昭君便發動戰爭，這便使得原本尚可以商量的餘地瞬間消失，變得只有給與不給了。
綜上，匈奴對於和親的需要是在所難免的外力因素，而毛延壽這一人物的煽風點火則將命運的指針直直地指向王昭君，變成了一盤死棋，唯一救活的辦法便是獻出王昭君。
《漢宮秋》在安徽大劇院首演
二、悲劇產生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及其內涵
（一）偶然性
其一是漢元帝偶然興起的尋宮之舉。他這一天恰好有時間來到後宮，而王昭君又恰好因為哀怨彈琴，琴聲又恰巧被漢元帝所聽見，十分具有戲劇性。這便是及其巧妙的偶然性的劇本化情節。因為這一情節在真實歷史中其實是沒有發生的，由此可見馬致遠對於情節的把握能力之強。
其二則是毛延壽的行為。毛延壽的行為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當他向王昭君索要錢財卻無功而返時，他本可以不將王昭君的畫冊交上去，這樣以來便什麼也不會發生，但他偏偏要讓昭君“受苦一世”，於是他便將圖交了上去。再者，他將昭君圖獻於單于實則也是具有偶然性的，若非漢元帝偶然在後宮發現昭君，他也就不會狼狽逃竄至匈奴，也不會為了保命而獻上美人圖。
以上兩點其實是都具有即時性的，兩個人物的動作都是一時興起而為。在這裡也體現出了馬致遠在創作劇本時所具有的大膽奔放的思維，他將偶然動作施加在劇中人物身上，使得戲劇衝突得到了加強，這也跟馬致遠本人的思想有著緊密的聯繫——他想通過偶然創造的戲劇衝突來使得全劇的悲劇性加深一個層次。
（二）必然性
其實無論是是在元雜劇《漢宮秋》中還是真實的歷史中，昭君故事的必然性始終是大於偶然性的。接下來我們就來分點談一下：
1、“紅顏禍水”的女性觀
縱觀與“四大美女”相關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戲曲作品，其實都或多或少地蘊含著了這種觀念：《院紗記》中的西施、《漢宮秋》中的王昭君、《長生殿》中的楊玉環、《關公月下斬貂蟬》中的貂蟬。
這種對於女性的不平等的評價，其根源在於當時社會中男權至上的思想，這也就使得女權在當時成了男權的犧牲品。這個歷史事實在《漢宮秋》中自然也有寫照：
第四折中漢元帝在得知王昭君投河自盡的悲烈死法之後，所想的卻只是：“猛到椒房，那一幅菱花鏡裡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由此可見在漢元帝心中王昭君只不過是一個花瓶樣的存在，他所在意的只是昭君能夠給他帶來多大的歡娛，從不在意那些女子們的真實想法，這也是對於帝王們的真實寫照。可憐的王昭君，在苦苦等來皇帝的寵幸之後卻只有短暫的歡娛，雖然離別時漢元帝流露出了真切的悲傷，但是他終究在乎的是昭君的美貌，不僅是漢元帝在乎，就連匈奴也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得到她，這便是
古代女性的悲劇性所在吧。
《漢宮秋》圖卷
2、儒人的軟弱
這一點要結合馬致遠本人所處的時代來看，“元代儒學影響力逐漸衰落，科舉考試時斷時續，儒生地位下降，大量文士淪落到社會最底層。知識分子受到極端輕視，有‘九儒十丐’之說，儒人不如人。”
由此可見，元代儒學地位的急速下降導致了元代儒人的軟弱無能。無法通過做官來實現自己抱負的他們只能通過自己手頭的筆來抒發自己對於社會、國家、民族的不滿、批判與思考。
而馬致遠的獨特思考，也寄託在了《漢宮秋》中。之前我們談到了漢元帝身邊的大臣的忠誠的一面，但是我們別忘了其實他們也是有無能的一面的，以至於漢元帝都會發出“陡懲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感慨。
這裡其實是馬致遠借漢元帝之口對古往今來的臣子做一個絕妙的諷刺，可謂是一陣見血、深人骨髓，將“軟弱的文人導致國家的無能”這一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敲了一個大大的警鐘。如此深刻的諷刺，既突出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又表現出了當時文人的一種崇高氣節，起到了雙重作用。
其實在這一點上，這種軟弱無能在元代也是體現得很明顯的，而這又與宋代的文臣是很類似的。宋代的冗官冗兵是十分嚴重的，這也是宋朝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
大臣們的軟弱無能、一味求和，最終只能導致國破家亡，這是馬致遠在結合了自身的官場生涯所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思想進步性。可惜的是元朝並沒有吸收這個經驗教訓。這種對於漢代、宋代、元代官員軟弱無能的批判與思考，其實是馬致遠本人深邃思想與高超眼界的體現。這同時也代表著當時的進步文人的呼聲——他們不願再像前人一樣，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懦夫，他們要以文學作為武器與號角，來捍衛屬於自己的尊嚴。
《漢宮秋》圖卷
（三）內涵
《漢宮秋》全劇融合了馬致遠的主要思想，將他心中的無限悲涼都寄託在了王昭君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劇本中寄託了他對於政治以及人生許多真知灼見的觀點，奈何當時的社會並不接納他的這些觀點，使得他內心中。這種拒絕抗爭的躲避意識，使得原本就無希望的生活變得失去了意義，放大了痛苦感，推動了悲劇故事的展開。
在整齣戲中，王昭君個人命運的悲劇、漢元帝由於軟弱無能、沉迷女色而導致的悲劇、以及馬致遠虛構的漢弱外強的悲劇，使得《漢宮秋》成為了寄託著女性、皇權、國家與民族悲劇的大悲劇。可以這麼說，《漢宮秋》一出，就奠定了馬致遠在“元曲四大家”乃至於悲劇戲曲史中的極高地位，並且極少有人能夠超越。
結語：
以馬致遠為代表的元代戲曲劇作家，都具有濃濃的悲劇情感，並且他們將這種情感十分巧妙地融進了他們的劇本之中。這在當時看是個人的不幸、時代的不幸，可是在現在看來，卻是文化的幸運、戲曲的幸運。所謂政治與文化的關係，也大抵是如此。
我個人對於《漢宮秋》的定義是個人情感沉浸式悲劇。當你沉下心來去讀這個劇本，就會被流露在字裡行間的強烈的悲劇性所感染，產生共鳴，能夠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作家塑造的這麼一個時空，讓人情到深處、清然淚下。悲劇主體具有強烈的自我保存和維護獨立人格的慾望，即使命運使他陷人苦難或毀滅境況之中，他也敢於拼死抗爭，表現出寧折不屈的悲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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