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個性鮮明、爭強好勝、疾惡如仇、才思縱橫。她生於1904年，死於1955年，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歷經清朝、民國、新中國三朝；在那種動盪不安的年代，她個人的命運緊緊地和國家、民族的重大事件聯繫在一起。
林徽因是一個美女、才女；但又知識淵博，學貫中西；更是一位極有氣節的高級知識分子。無論說民族氣節、愛國氣節、學術氣節、人格氣節，林徽因都表現的格外突出，最能代表林徽因的也就是孟子的三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林徽因就是這樣一個富貴不能淫（迷惑）其志，貧賤不能移其志，威武不能屈其志的“大丈夫”。
富貴不能淫
在三十年代，林徽因的生活條件相對非常富足，在那樣的情況下，她為了鍾愛的古建築研究事業，自願陪伴梁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後的窮鄉僻壤進行野外考察。她不顧自己不太好的身體狀況，騎驢坐騾車，住雞毛小店，甚至在泥濘路途長距離步行。在那些年久失修的廟宇裡，作為唯一的女性的她和同事們一起爬上爬下，去丈量、測繪和探索中國古建築做法，而樂此不疲。
貧賤不能移
抗戰期間，林徽因主動隨丈夫一起攜全家南渡逃亡，並無任何抱怨。國難當頭，她認為個人吃苦受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逃亡途中，梁家不僅缺衣少吃、困愁交加，還經常遭受空襲帶來的死亡威脅。對此林徽因並不以為意，顯然她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她說：“我們太平時代(考古)的事業，現時談不到別的了，在極省儉的法子下維護它不死，待戰後再恢復算最為得體的辦法。個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當然立刻變成純淨的‘糟糠’的典型，租到兩間屋子烹調，課子、洗衣、鋪床，每日如在走馬燈中過去。中間來幾次空襲警報，生活也就飽滿到萬分。”
等到在四川李莊長期停留下來以後，在缺醫少藥、衣食不濟、極端困頓的時候，林徽因徹底病倒了，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臥床生涯。在病榻之上，林徽因一直堅定支持著梁思成的學術事業，關心著中國營造學社的發展，扮演著營造學社總設計師的角色。
因此，梁思成會說：“她雖罹患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毅；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
威武不能屈
抗戰勝利後，林徽因一家回到了北京清華園，她先後幫助梁思成籌建建築系、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進行工藝美術探索，並且參與北京市政建設。
建國後，新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一些單純的學術問題、都市規劃問題、文物建築保護問題等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建國之初，北京市急於基本建設，損壞了一大批文物與古建。林徽因在發表的文章中，大聲疾呼保護祖國的文物建築；在會議上慷慨陳辭，對著北京市委領導痛切指責。
最讓人難以忘記的是，林徽因在1953年夏的一次歐美同學會聚餐中，她指責當時負責北京城建的副市長吳晗破壞文物建築，據與會的陳從周教授回憶：“林先生的感情更衝動了，她指著吳晗先生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嗓失音，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4年，林徽因抱病與北京市委領導當面辯論，對著北京市委領導的面，她義憤填膺地說了那句千古名言：“你們拆的是具有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真可謂擲地有聲！
在梁思成和她自己的建築思想和學術追求被錯誤批判之時，林徽因不畏強權、不避人情，堅持獨立客觀的學術主張，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和一身正氣。
林徽因做事幹脆利落、毫無退縮、不留餘地、鋒芒盡現，她不低俗、不媚上、不逢迎、不矯揉，她堅守正義和信念，尊重事務本身的發展規律。無怪乎陳佔祥說她是“敏捷銳利、鞭辟入裡，不是不讓鬚眉，簡直是讓鬚眉汗顏！”
文明守衛者
林徽因的哭、林徽因的罵、林徽因的憤怒、林徽因的失落，都不是小女人般的惺惺作態，而是一種從大處著眼的學術方向、建築歷史觀、和針砭時政，是一個有良知的建築學家遭到不公平對待時的不屈抗爭。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林徽因對關於被批判的建築思想和理論，一直都想不通。她明顯地感到困惑與彷徨，她已經疲憊不堪。在醫院裡，她甚至拒絕吃藥，用生命和沉默來表示無聲的抗議。
林徽因並不是在意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因為“所有這些，對於詩人淡泊的情懷來說，都是無所謂的。”她主要是心疼那些保存了幾百年文物建築，質疑“正義被踐踏，信念被摧毀”。因此，在她死時，“她只是總在遺憾：‘當我去了，還有沒有說的話’。”
在歷史的長河中，看待一個人是否有價值，要看他是否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對於文化或文明傳承是否有意義？對於國家和民族是否做出了貢獻？在這一方面講，林徽因無疑是精神的巨人，中華民族的文明守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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