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來解釋一下什麼是黨錮之禍：
東漢和帝以來，外戚與宦官循環掌控國政。而士人厭惡了章句之學，品評人物，針砭時弊，即所謂清議。首都的太學便是清議的重心，朝廷與士大夫之間衝突不斷。延熹九年，李膺入獄，桓帝大捕黨人（為李膺說話的士人）。後來，雖詔赦黨人，但將他們遣歸田裡，仍禁錮終身，這是第一次黨銅之禍。建寧元年，陳蕃、竇武想要誅除宦官，並肅清朝野，但宦官們先發制人，竇武自殺，陳蕃遇害，他們的門生故吏均被免官禁錮。次年，因張儉一案而牽連被害的朝士有李膺、杜密等百餘人，流徙禁錮的人數達六、七百，這是第二次黨銅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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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清黨錮之禍，我們便必須講清楚主角之一“士族”的發展。
東漢之時，朝廷提倡儒學，民間的儒學也高度發展起來，博士子弟的名額大大增加，察舉與徵辟制度發展起來。這些都造成了一個後果，那就是士族的出現。
而東漢之時士族的風尚為報恩報仇，避聘，清節。
太學的士人正值青壯年精力旺盛之時，做事情也有青年那種理想化的成分，他們厭惡章句之學，轉而議論朝政，品評人物。這種清議影響了地方的察舉與中央的徵辟，太學生們通過清議參與政治。
而到了桓帝和靈帝之時，朝野中宦官當權，他們任人唯親，權傾朝野。接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薰陶的太學生對這種局面有所不滿（當然也有宦官們的行為阻擋了他們的利益的成分在內）。
李膺、成瑨在這種局勢下將觸犯法律的宦官及黨羽正法，引發了宦官們的反抗，宦官在桓帝面前誣陷他們，最後李膺、陳寔等人被抓捕入獄，成瑨、劉瓆兩人被棄市。一批被認為是“黨羽”的人被遣歸田裡，實際被禁錮。但半年後，在竇武的請求下，部分人仍重回朝廷。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建寧元年，外戚竇武掌權。陳蕃、竇武想要誅除宦官，但失敗。宦官們先發制人，竇武自殺，陳蕃遇害，他們的門生故吏均被免官禁錮。次年，因張儉一案而牽連被害的朝士有李膺、杜密等百餘人，流徙禁錮的人數達六、七百，這是第二次黨銅之禍。
洛陽
說到黨錮之禍的實質，便要說外戚，士族與宦官。這三者是東漢朝廷中的三股勢力，他們之間相互拉攏，連橫。黨錮之禍的實質便是外戚與士族結合對宦官專權局面的對抗。
兩次黨錮之禍為東漢滅亡埋下了伏筆，為後來董卓進京準備了條件，更是為東漢末年大亂的局面做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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