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一戰後歐美西方國家氾濫的歌舞昇平與和平主義思潮，當時新成立的蘇聯卻是非常清醒的國家，國防意識極強。這和蘇聯當時面臨的惡劣外部環境是分不開的。但是在二戰爆發後，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仍然遭受到了重大損失和嚴重失利。
據統計，蘇德戰爭的頭18天，蘇聯損失2,000列火車的軍火、3,000門大炮、2,000架飛機、1,500輛坦克、300,000名蘇軍被德軍俘虜。到了1941年底蘇聯才半年時間就損失了至少100萬軍隊和70%的工業生產能力。蘇聯紅軍在整個戰爭期間累計陣亡約900萬人，蘇聯全國兵役適齡（16歲－40歲）男子幾乎全部非死即殘。那麼這樣一個對未來戰爭有著清醒認識的國家，為何照樣在二戰初期遭到慘敗呢？
蘇聯是世界上最早開展未來戰爭研究的國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結束後，出於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戒備心理和推進世界革命的使命感，蘇聯軍事理論界即開始從戰略上對未來戰爭作總體分析。20年代中後期蘇聯廣泛開展的關於戰略概念的討論，曾一度引起“戰略研究熱”，推動了軍事理論的普及和提高；帶有輸出革命傾向、強調主動出擊的進攻戰略觀點，也在這一過程中奠定了作為國家軍事戰略的正統地位。
30年代初，隨著軍隊技術裝備的更新和機械化新兵種的建立，蘇聯軍事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若干突破趨勢。主要是：從戰略角度對現代戰爭初期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提出並逐步完善了大縱深戰鬥、戰役理論；就大型機械化兵團和空降兵的使用原則進行了實戰性試驗……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後，蘇聯早就清楚地看到面臨的戰爭環境。誠如斯大林所言，蘇德條約可以為蘇聯爭取一段時間的和平，但最終“我們不可能不捲入戰爭。這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從1939年9月起，蘇聯一方面繼續從外交上努力，力圖把參戰時間推遲到1943年以後，另一方面國家生活的重心已加速向軍事軌道轉移，展開了空前緊張的國防建設。
然而從30年代開始直到蘇德戰爭爆發之前，蘇聯軍事戰略的發展和對國際局勢的清醒認識以及積極地備戰手段，並不能掩蓋一系列致命錯誤。首先就是戰略創新遭到壓制。本來蘇聯在西班牙戰爭中派出了機械化部隊，但由於效果不理想，反而得出了大型機械化兵團不具有獨立作戰的觀點，居然轉而發展騎兵。而這一保守的觀點，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更使得機械化大兵團作戰的思想受到空前壓制。
結果是解散原有的1個坦克軍，代之以坦克數量減少一半的機械化師，並把其編入作為主突力量的騎兵機械化集群：獨立的坦克部隊僅保留少量坦克旅，其餘坦克部隊被分解，或者以團的建制編入騎兵師，或者以營的建制編入步兵師。同時騎兵部隊擴大，伏羅希洛夫在紀念紅軍建軍20週年的報告中甚至宣稱：雖然其他國家的騎兵正在消亡，但我們堅信，紅色騎兵仍然是所向無敵和決定性的武裝力量”。
結果軍事理論的倒退很快就受到了蘇芬戰爭實踐的懲罰。蘇芬戰爭猶如一聲警鐘，打破了蘇聯軍事界歷經數年的內耗而形成的停滯、麻木狀態，上上下下普遍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同時德軍侵略捷克、波蘭，意味著歐洲更大規模戰爭越來越近。為了在即將到來的大戰中重振紅軍的軍威，只能從軍事改革中尋找出路。於是從1940年春天起，以蘇芬戰爭的反思為契機，蘇聯的國防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雖然這次反思，再次確認大縱深機械化作戰在進攻中的主導地位。但蘇聯只是重視和偏愛了具有局部意義的蘇芬戰爭經驗，卻沒有關注具有全局性的德波戰爭和德軍在西歐的閃電戰。其最大的死穴，就是在斯大林的政治權威的影響下，仍然片面堅持進攻戰略，盲目堅信打出國界、以攻代防的戰略教條。
在1940年12月舉行的由朱可夫和帕夫洛夫分頭指揮的一次對抗性演習中，以“西方”為代號的進攻一方，用強大的突擊粉碎了象徵蘇聯的“東方”部隊的邊境防禦。這一結果事實上已經反映出蘇聯當時的戰略態勢與其軍事學術間內在的矛盾。正是在蘇聯片面追求進攻戰略的戰略指導下，蘇軍戰前最後的國防計劃方案仍然是：首先以邊境掩護部隊阻止敵人突擊，保障己方主力投入，爾後發動強大反擊，粉碎入侵之敵，並將戰鬥行動轉移到敵方國土上。
面對空前強大的德國軍事集團，蘇聯在軍事上唯一可能的選擇就是防禦一一反擊。然而戰略防禦應當置於首要地位，戰略進攻只能立足於戰略防禦取得勝利的基礎上。然而蘇聯卻沒有看到德軍在西歐閃擊戰的巨大戰果，片面堅持以攻代守的戰略，甚至對德軍的進攻時間和主攻方向都發生嚴重誤判，部署卻並沒有對德軍的進攻方式作出針對性反應，而是繼續按照20-30年代形成的戰爭初期觀念行事。
總之，蘇德戰爭前夕蘇聯在軍事準備中的失誤，主要並不是“硬件”的不足（如新型武器的生產、工事的修築等），而是“軟件”（戰略）設計上出現方向性錯誤，尤其是戰略理論的落後和停滯所導致的戰略指導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從而使戰備活動、軍事改革走了不應有的彎路，損失了本來就已有限的寶貴時間，也使既有的物質條件未能發揮出最佳效益，並終於在戰爭初期遺受了嚴重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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