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發掘作為我國第一個由專業的考古隊伍發掘的皇陵，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由國家主動發掘的皇陵。由於當時我國處於建國初始階段，考古技術力量薄弱、文物保護技術不成熟以及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原因，造成定陵中的諸多文物最終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成為了永遠離我們遠去的歷史。國人扼腕，古人難平，世人哀嘆。

聯合上書，發掘皇陵

這一切要從1955年10月的一天說起，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起草了一份報告，並聯名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中央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張蘇，以及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六人上書，請求發掘明成祖朱棣的陵墓——長陵。最終，這一提議被總理批准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化局組成的長陵發掘委員會就此成立。

一波三折，轉戰定陵

然而，發掘工作並不如想象中進行的順利，這和我國明朝時期陵寢制度期已逐步成熟，陵園結構也更加合理完善不無密切關聯。

這只是裸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在距離寶頂27米的地下才是存放皇帝及皇后棺槨的地宮入口。《大明會典》記載：“寶城唯長陵最大，徑一百一丈八尺。”寶城的直徑約368.964米，佔地約10.69萬平方米。如果用土填滿地宮至寶頂，大概需要2886300立方米的土。完成這一浩大的工程，還需無數軍工民工、能工巧匠以及河北房山的漢白玉、河南花斑石、雲川湖廣的楠杉大木等用料，動輒數年，耗銀無數。

塵封的歷史埋藏著無數人的想象，懷著無限的憧憬，有人想要揭開這神秘的面紗。冬去春來，霜凋夏綠，反覆研究文獻以及現場勘探多次均無果。直到有一天，在定陵寶城附近發現一個由於年代久遠而裸露的洞口。於是，發掘目標定為定陵。

定陵作為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的陵寢，歷時六年，耗銀800萬兩建成。其結構嚴謹，佈局精巧，莊嚴宏偉，錯落有致，體現出明朝高超的陵墓建造技藝。其發掘工作從1956年5月17日破土，到1958年7月底，歷時兩年零兩個月，用工2萬餘人，

當考古發掘隊終於用史書記載的“拐釘鑰匙”徐徐打開重達14噸地宮石門的時候，昔日輝煌的社會生態，以及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彷彿如電影般，緩緩呈現在世人面前。藹藹沉睡了368年的玄宮，開始向世人講述那一段被後世揣測多年卻未得考證的歷史。

珍寶無數，世人驚歎

地宮內的陪葬品不可謂不豐富，並極盡奢靡。除棺槨內的金銀財寶，綾羅綢緞，精美瓷器，華美服飾外，還伴有棺槨外的29個朱漆大箱，箱內裝滿了金銀器、冠、帶、佩、飾、銅錫明器、武器、諡冊、諡 寶和木俑等物，共計2648件，其中不少珍品均屬首見。

其中，出土鳳冠共四頂，分別是是十二龍九鳳冠、九龍九鳳冠、六龍三鳳冠以及三龍兩鳳冠，又以六龍三鳳冠最為精美。此頂鳳冠共計紅藍寶石128塊，珍珠5400多顆，重達2905克，兼具龍飛鳳舞，形態妙肖，珠巒疊翠，相映成趣。據《明史·輿服志》記載，明永樂三年定製，皇后禮服， 其冠九龍四鳳，而定陵出土的鳳冠龍鳳數量與史料記載不同，這對研究明代典章制度很有價值。

絲織品及其製作工藝的變化，是生產文明發展狀況的反映。我國作為最早飼養家蠶並

製造絲綢的國家，至明朝絲織工藝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明朝作為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統治的朝代，為強化漢文化的主體地位，朱元璋下令遵從《周禮》和唐宋的服飾形制，從服裝的色彩以及面料上面，對不同級別官員以及官民之間做出嚴格規定。例如，官員、軍民、僧侶、道人等衣服幔帳均不能採用玄色、黃色、紫色，蟒龍、飛魚、大鵬、鬥牛等紋樣也只適用於禮制，

但是，絲綢由於自身材質問題，難以保存完整的工藝，因此，隨之儲存的文化信息也殘缺不全。而在定陵的發掘工作中，共出土各種袍料，匹料和服飾用品共600多件。尤以孝靖皇后棺內一件刺繡的百子衣最為珍貴，龍紋威嚴有氣勢，百子嬉戲栩栩如生，飾有金銀錠、方勝、古 錢、犀角等八寶，還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組成的春、夏、秋、冬“一年景”圖案。整個紋樣寓有“子孫萬代，多福多壽”之意。

棄之敝屣，扼腕失殤

然而，如此珍貴的文物卻因為歷史原因沒有得到及時保護與搶救，甚至皇帝的棺槨被紅衛兵抬出棄之荒郊野外，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以活生生的事例與實物，對明朝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進行記錄，古為今用建設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是好的，定陵的發掘也確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不為人知，卻又令人神往鮮活的生活場景。

歷史文物遺蹟屬於全人類共同的財產，見證著人類文明的存在，考古工作理應本著嚴謹與負責的態度，詳細記錄每一個考古研究過程。但是，限於當時文物保護技術水平的限制，經歷這次帝陵發掘慘痛的經驗教訓之後，我國禁止一切帝陵主動發掘工作。

我們也可以借鑑其他國家考古發掘的經驗。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而被定格的龐貝古城從1748年開始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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