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统治的艺术》与《被统治的艺术》
詹姆斯·斯科特，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东南亚研究会成员。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选为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国家的视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获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斯科特长期致力于东南亚研究，其研究视角集中于底层政治，尤其是东南亚的农民社会，注重研究阶层社会中的“弱者”如何运用自身独有的优势争取利益。代表作有《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等》。
斯科特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 。宋怡明早年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其后又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先后到台湾大学以及厦门大学访学 。宋怡明擅于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史，致力研究明朝军户的历史。其代表作有《被统治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宋怡明曾长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福建沿海卫所的家谱、碑刻、衙门公文、武选簿等一手资料，《被统治的艺术》一书即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
宋怡明（左）
二书英文书名极为相似，即“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和“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前者成书于上世界九十年代，后者则成书于2018年，乍看之下颇值得玩味，似乎为续作，但宋氏在自己书中也澄清了这一点，表明自己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这个书名恰恰将明代卫所制度下卫所军户的日常政治高度概括，也算是对斯科特的一种“致敬”。《逃离统治的艺术》以“赞米亚”（Zomia：由荷兰人类学家威廉·范申德尔提出。包括整个印度支那；缅甸；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印度东部；孟加拉；泰国）这一超大地理空间为范围，以“山地”和“谷地”为对照，探讨东南亚山地族群在应对谷地国家统治时采取的一系列“自我野蛮化”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放弃阶层和集权；放弃文字；选择山地作物；选择原始信仰等多个方面。斯科特的创见在于大胆的认为山地族群并非是一脉相承而来的原始族群，他们大多是由谷地逃离而来，其现存的各种历史记忆及祖先谱系都是在漫长的逃避谷地统治过程中与“国家”及周边族群博弈而创造出来的。
《被统治的艺术》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卫所（大部分在福建沿海，涉及一些浙南的卫所）为范围，探讨明代军户制度从创造到完善再到衰亡的过程中卫所军户为在国家既有体制内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努力。该著作探讨了当时卫所军户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日益繁衍的军户家族如何在族内分摊军役，驻所正军与家乡军余之间的关系，卫所军户如何利用自身职位牟利，卫所军户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明亡后清代如何管理卫所军人等问题都得到了详尽的解释。这本著作最终的指向是“日常政治”，如果说《逃避统治的艺术》所描绘的是一副“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的宏大避世图景，那么《被统治的艺术》则从“入世”的一面为我们展现了处于规则限制之下的人们如何利用规则，在“国家”的话语之下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当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说是否国家代表着“文明”，而逃离国家是“野蛮化”，但至少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国家”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话语权，能够从“国家的视角”中脱离出来对那些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人群进行研究，为他们著书立说，这正是斯科特的不凡之处。
三、书籍内容分析
（一）山地与谷地，部落与国家，逃避统治与被统治
布罗代尔在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对山地的特点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大山统治了另外一个与文明相分离的世界，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成就，他们几乎没有历史，他们总处在伟大文明浪潮的边缘，即使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文明在水平的方向上可以扩展到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面对数百米垂直障碍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跨越的。斯科特书中也引用了这段文字从而来说明高地对政治影响力的削弱作用,但他也表示，布罗代尔的结论有些“过头”了，在其后的论述中他分析了山地与谷地的“寄生”与“共生”关系，他注意到了山地人群中也有部分族群借鉴了谷地国家的一些政治结构比如君主政体和政治语言等，但就国家形成的最核心要素来说，山地族群还不具备成为国家的条件，因为他们缺乏纳税的臣民，直接控制的地方机构和常设的军队P25。另外，作者认为：“低地国家总是与山地国家共生的。其后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相互的依赖不是敌对的，甚至寄生的，护着相互之间是互利的，或协同的。”P31 这些观点都意在说明山地并非与谷地完全隔绝，他们之间存在着交流互利，文明不会到达山地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山地人的主动抗拒。
在分析早期国家形成时他说道：“早期国家的许多人口，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是不自由的，他们是被强制的臣民。第二个事实就是国家的臣民经常逃离，这看来与有关文明的标准的叙述很难相容。从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居住于国家之中意味着赋税、征募、徭役，以及多数情况下的被奴役状态，这种转改构成国家战略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核心。”P9阶层分明的国家需要大量的人口从事生产以供王室和官僚集团的享乐、薪俸；维持一个政府的正常运转，而派生出的大量劳役、徭役、农业和商业的税收都迫使一部分人群逃离统治，前往那些税赋和劳役到达不了的山区。山民对谷地国家实施“政治抵制”和“文化拒绝”。P23从而，山地不仅是抵抗国家大的地方，也是一个“逃难”的地方。作者引用马思忠的话：“这个地区中各种无国家人群的历史可以被书写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长期居住的山民，另一个则是努力逃亡到那里的人群”。他进一步的对所谓的东南亚山地给出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解释：
“最好是将他们看作在过去的两千年来迁移到山地的逃亡人口，即使不完全准确，也会最接近事实。”P33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以上的两点都在说明，“文明”和“野蛮”是国家语境下创造出的话语，“曼陀罗式的、王朝的、首府城市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使持怀疑态度阅读，其价值也只在于为例利己目的所作的描述和宇宙观诉求。”P43在山地居民主动选择远离所谓“文明”这一点来看，各种历史文本中“文明”（Civilization）和“野蛮”(Barbarism)的褒贬语境将不攻自破，“野蛮”并不是不为文明接受而遭到排斥的那一部分，而是与“文明”共生共存的一部分，山地部落和谷地国家是人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同等选择。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逃避统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缩小自身的生存成本，逃避剥削，山地部落未必不存在剥削，但相比于国家这一套严密而滴水不漏的管制系统来说，部落可能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小一些，那么宋怡明笔下的那些“被统治”的人们同样的在利用规则本身来缩小生存的成本并力图降低生存的不确定性，如“正帖”军户关于出军义务达成的协议，军户家族内部对出军费用的分摊，军余对卫所正军小心翼翼的态度等，都意在避免兵役成为一个不确定的游离于家族之中的定时炸弹，如同临渊履薄，哪怕花费巨资募人充军也在所不惜。但另一方面来说，军户确实的享受到了军人身份带来的好处，军户的免役特权，沿海卫所官军利用自身海防的职责参与走私，通过军功出人头地在地域社会中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都是“被统治”带来的红利，“逃避统治”在一方面来说逃离了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另一方面来说也失去了国家统治下的各种潜在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在逃离之前他们已经对这种机会失去了信心。
（二）信仰的整合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他们作对，处于边缘的山地人和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能坚信，他们的救赎即将来临。”P356
斯科特认为，流行于山地的“万物有灵论”与“文明”孕育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一样，都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诉求，收成、前途、婚姻都是宗教行为中的美好希冀，宗教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点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任何的区别。对于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来说，那些处于国家集权管制之下，拥有经院、寺庙、阶序性神职的宗教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那些拥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并关心弱小的“先知”们更受到底层社会的欢迎，他们总在预言着幸福到来的时刻，为农时祈福，为病人驱邪禳疾，并带领人们进行反抗斗争，正如不为主流基督教所认可的“千禧年运动”一样，先知的存在为处于边缘的人们燃起一丝希望。但国家并不欢迎这类存在于宗教机构以外的“先知”，他们总是在将地方信仰整合进入国家体系以内，如同科大卫在其《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一书中对国家将华南地方信仰整合为国家祭祀的对象一样，缅甸的“万神殿”将37种不同的地方信仰整合于君主般的佛教之伞下。山地的信仰如同山地的人群一样，都是游离于国家统治之外却不得不被国家统合。
“铜山所的官兵参加着三种不同的宗教性组织：原籍地的信仰，由他们或祖先带到铜山；铜山本地的信仰；官方要求的信仰。”P168
宋怡明笔下的卫所社会中，总是在根据实际环境调整自己的信仰模式，被泉州百姓深恶痛绝的周德兴，由于其明初杀伐果断的风格而为本地人痛恨，在泉州的平海卫却是卫所军户顶礼膜拜的对象，他是平海卫军户家园的缔造者，又是他们的守护神，而在那些军户人口并不集中的地方，地方信仰又为军户所接受，铜山的三山国王信仰就广泛的为铜山军户接受。而那些卫所军户所带来的代表国家的信仰往往强压本土信仰，如湖头的真武大帝进入当地供奉章公的侯山庙，作为一种英勇善战的神明，真武大帝代表的忠君尚武的精神，成为湖头屯军对当地社会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而原本信仰章公的信徒们也因为真武大帝的到来而低人一等。军户对信仰的选择体现出了这些军事移民与本土社会的关系。但就书中所描述的明代整体情况来看，由于政策和法律上对军户的倾斜，卫所社会和本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
侯山庙真武大帝
“文明”视野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字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户口簿册，土地登记，买卖契约，祖先谱系都与文字脱不开关系。而在“文明之外”自我野蛮化的人们往往缺乏自己的文字，斯科特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自主选择，在逃离低地国家的过程中脱离了复杂的社会结构，文字变得毫无用处，而文字留下的历史和祖先谱系则不利于山地部落之间进行自由的整合，山地国家更倾向于使用口述史、神话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谱系，这样在部落整合的过程中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改和附会，口头传统和文本记叙就如同游耕农业与灌溉水稻业一样，前者是可以随时变化而飘忽不定，而后者则是扎根立足，一成不变的，口述历史允许其内容和重点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漂移，为了利益和策略目的而随时进行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精心设计的族谱实际是一组可能的盟友名单，尽管多数还都隐藏在阴影下，一旦需要就可以被召集起来”P288.
这种历史和文本的缺失使得其身份变得飘忽不定，这使得在谷地国家对山民的划分变得极其困难，“任何一个根据特定特征划分出的种族分类和实际观察到的被分类人群自己的理解都不可能一致”，斯科特认为山民们根本不存在“部族”这回事，没有客观的宗谱、遗传、生物或者文化的公式可以把一个部族同另一个明确的区分开来，但山民们自己却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不像研究人员或者政府官员那样非要找出一套唯一的和详细的分类标准，他们可不会被种族的多重性和随时间的变化而缚住手脚。相反，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不明确的多重性和彼此间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政治资源。”
宋怡明笔下的卫所军户却完全与此相反，军户们留存到现在的大量族谱都足以证明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记叙自己的历史和谱系，并且从鱼鳞册、武选簿、军繇中摘取那些有影响力祖先的事迹，把家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的联系起来，田契、争产案卷等都是卫所家族族谱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文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以窥见当时的历史，实际上正因为这些文本的存在，那些现代表征下的久远渊源才得以重现，“我们”和“他们”为什么不同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山民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也许只有“我们”自己才清楚，或许“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了。
卫选簿中的晋江蒲氏
漳浦郑氏族谱
文本作为一种工具只在它能够起到作用的时候才被使用，而当文本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甚至成为一种发展的累赘，它就不再像“文明”世界中那样被奉为上宾，但没有文本记录在山地和国家的博弈之间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劣势，它失去了在世界面前定义自己的机会，“文明”世界用文本把自己定义，并用文字制造了经济、地理以外的另一重障塞：即“文明”和“野蛮”的区界，它不但在文本资料中创造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少数族群体系，当然，这种族群体系的分布也大都与地理空间重叠。
（四）作物的选择
低地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意味着人口集中的村庄，便于征收赋税，编排户口，斯科特的视角集中于东南亚，但如果把这种模式移植于华北也同样适用，干燥的气候虽然不适合水稻的种植，但平原的地貌使得小麦和粟米也能够集中种植并产生税收，这也符合斯科特所列出的各种产生国家的条件。针对逃避的人群，斯科特进一步的定义了一种“逃避的作物”，作物的逃避性与其劳动力密集程度、单位产量、耐寒性、长期储存性有重要关系，劳动密集程度低、单位产量高、耐寒、且能够长期埋藏在地下的作物是逃避人群的首选，木薯、白薯、玉米等作物都广泛为山民所接受。郑鹏、陈光金在《禁山之后为何上山：明代荆襄流民的治理史》一文中运用斯科特对山地的分析模式来解释明代对荆襄山区的流民治理，从反抗、在籍化、再农耕化、定居化、教化等方面分析了明代国家对荆襄山地的治理过程，在作物选择上，荆襄山区选择的仍然是玉米和红薯，这些作物的分散种植和不利于运输的特性，都使得征收赋税变得困难，无论国家有没有来到山地，逃避统治的人口和逃避作物都依然存在，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使那些“山氓”都移居平地成为赋税机器中的一部分。
四、体会与评价
（一）建构主义对传统观念的解构
按照本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所说，民族国家意识的来源就是在近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朝圣者思维”，而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华夏边缘》中也着重强调文本在构建族群意识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族群”是建构而来，“国家”是建构而来，“文化”是建构而来，原本那些被认为十分神圣的典籍和传说，在“文化工具论”的解读下都成为了一种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的选择。斯科特的这本著作更是提出了“文明”和“野蛮”之间是一种主观设定的界限，初使人瞠目结舌，后读之茅塞顿开，但在接受“建构主义”来研读一些史料时的尺度十分困难，甚至在“怀疑论”的边缘徘徊。
（二）To be or not to be,生存的艺术
无论是山地还是谷地，部落还是国家，逃避统治亦或是被统治，其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的获取生存空间，压缩生存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他们并非完全对立存在的，而是一体之两面，共生共存且能够互相转化，当被统治的成本过高且无法再虚与委蛇时，便逃避统治，当被统治的成本变低且机会增加时，逃避统治的人们又岂会袖手闲坐？有言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水清水浊，都是难以轻易改变的客观环境，濯缨濯足，都是人基于环境做出的选择罢了。曳尾于泥涂之中坚定不移，相忘于江湖之外与世无争，选择“文明”或是选择“自我野蛮化”，人关于生存和自由的权衡取舍，又何来高低上下之分。
2020年2月26日
参考文献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帝制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
科大卫著.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郑鹏，陈光金.禁山之后为何上山：明代荆襄流民的治理史[J].社会发展研究.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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