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毛劍傑
洪荒時代的古老先民，在義烏城西街道橋頭村這片田野中靜靜沉睡了八千年。
一具完整的8000年前男性遺骸，2019年8月在斷代為上山文化中期的浙江義烏橋頭遺址出土。身高一米七三，年齡三四十歲左右，側身屈肢埋葬，懷裡還“抱”著一隻紅衣彩陶，人種、死因暫未知。這是浙江迄今為止最古老的墓葬及完整人類遺骸，因此被稱為“浙江第一人”。
他離我們如此之遠，又如此之近。八千年間，洪荒時代的古老先民，就這樣一直在義烏城西街道橋頭村中的這片田野中靜靜沉睡，四周都是民居，以及有密集車流呼嘯往來的公路。
村裡小飯館的老闆坦言不知道橋頭遺址，老闆娘則手一指：“喏，馬路對過就是。”果然，過了馬路，就看見一片四面木柵欄圍著的所在，入口處赫然豎著標牌：橋頭遺址。
東亞最古老的環壕聚落
這裡原本是東陽江畔一片略高出四周的菜地，西距上山文化的命名地——浦江黃宅上山遺址約27公里。
如同大多數沉睡地下的遠古遺址一樣，千萬年的塵土堆積，將古老的歷史陳跡一點點埋入歷史與歲月的深處，愈埋愈深。若不是人類或冒失或有序地在不經意間發現些蛛絲馬跡，又或滄海桑田的變遷，它們將很難重見天日。
橋頭遺址也是如此。2012年，義烏博物館工作人員在這裡偶爾發現了一些紅衣夾炭陶片，典型的上山文化器物。他們趕緊找來浦江上山遺址的發掘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確認，果不其然。
地底下還有多少秘密？
蔣樂平第一次來橋頭村時，就覺得這塊高地的西邊斷崖非常特別，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樣。他當時猜想，這下面或許是個灰坑。2014年9月，橋頭遺址開始探掘，發現了厚達2米的文化層堆積，以及數量豐富的陶片、陶器和石器。至於那處土色特別的斷崖，挖下去才發現，原來是壕溝。
正是壕溝的存在，使得橋頭遺址有了非常特別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一處西面連接自然河道、東西北三面為人工壕溝的環壕聚落遺址。遺址遭耕地及建房破壞，環壕外沿特別是南邊，破壞嚴重，但環壕內沿基本完整。
人類生活史上，農耕先民從山林洞穴向盆地丘陵進發後，開始營造半地穴、屋舍，然後在聚落地周圍挖壕溝以防野獸、防外部氏族爭鬥。考古學界認為，這種聚落是人類文化進入農耕階段以後常見的一種聚落形式。
上山文化遺址群不是第一次出現環壕，嵊州小黃山遺址、永康湖西遺址都有，但它們和橋頭遺址一樣都屬於上山文化中晚期遺址。而上山早期遺址中，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環壕。
於是，我們就可以想象這樣一幅圖景：9000年前，住在附近山丘的人們，逐漸走出山丘洞穴，沿著河流步入金衢盆地。在今天東陽江畔橋頭遺址這裡，他們建起了一處新聚落，因為這裡有河道，有小山丘，草木蔥蘢，是一片未開發的原野。
橋頭遺址的環壕聚落，就是先民從山林洞穴到聚落式定居轉變的樣本。蔣樂平說，這就是橋頭遺址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所在：環壕意味著人類的村落定居已經常態化、規模化、社會結構複雜化，它是後來城邑護城河的前身。“這是人類的一個飛躍，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蔣樂平說。
2018年，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把橋頭村寫進了他的最新著作《先秦城邑考古》：迄今所知東亞大陸最早的環壕聚落，見於浙江義烏橋頭遺址的上山文化遺存，約公元前7000年。
在此之前，中國的環壕聚落遺址年代最久遠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最晚者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當人類開始以環壕聚落定居時，聚落中已經有了居住區、墓葬區、製陶區等不同的功能區。
迄今為止，整個東亞大陸上已發表考古報告的環壕聚落共13處。北起遼河，南至長江流域、錢塘江流域的廣大地域，橋頭遺址為最早。離橋頭遺址比較近的，同在南方的良渚玉架山環壕遺址，年代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最為集中的，是在距離橋頭遺址極為遙遠的北方的內蒙古興隆窪文化。
當環壕聚落的功能進一步完善、複雜化後，早期的“城邑”便出現了。其城牆及其四周的護城壕，就是環壕的直接延續和發展。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時代後期，在中國，無論長江流域還是黃河流域，環壕聚落都升級成了夯土版築城垣技術。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中國大地上便有了許多座龐大的中心城邑。考古學家們認為，這是中國南北史前文化交融的成果，這其中，或有源於橋頭遺址的先民智慧結晶。
高臺用作古老的神秘祭儀？
也是在2018年，環壕發掘基本結束，開始轉移到最關鍵的中心臺地發掘。中心土臺大約是個正方形，四周有明顯的拐角，邊長40米左右。當時，蔣樂平有兩種推測：土臺要麼是中心居址，要麼是帶有公共功能區域的早期村落中心。
中心土臺發掘了一年，臺地上已經發現房屋建造遺存的柱洞，還有大量以器物坑形式存放的彩陶，以及墓葬。各種突破性的發現，都在接連印證蔣樂平的想法：這個聚落絕對不簡單。
目前，完整的中心土臺發掘區，面積約2000平方米。在考古學家們看來，這個規模超越了他們的想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此前發掘過的上山文化遺址動輒上萬平方米，小一點的如荷花山遺址也有5000平方米。晚一些的環壕聚落則規模更大，良渚玉架山環壕遺址是25000平方米，至於7000年前的西安半坡環壕遺址，現存面積更是達到了50000平方米左右，規模已不下於城址。
這麼小的土臺，9000年前的先民究竟是拿它做什麼用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仲召兵，正在發掘同為上山文化的下湯遺址。他將下湯遺址和橋頭遺址作了個比較，分析說下湯遺址的打製石器特別多，是他所見到的上山遺址裡最多的，而在橋頭遺址少有打製石器，他感覺橋頭遺址的生活氣息不太濃。
確實，橋頭遺址現場，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器物坑，坑裡佈滿了大量彩陶，乳白彩和紅彩，不太像住人的所在。“器物怎麼會這樣放在一起？”“集中填埋垃圾？”“會不會是做陶器的工廠 ？”一連串的疑問擺在蔣樂平面前，且隨著發掘的進展變得越來越多。
從上山文化早期開始，就有完整器物坑存在，但普通的垃圾坑和器物坑在已發掘的任一處上山文化遺址，都是分成兩個獨立區域的，功能分區非常明確。它顯然不是堆生活垃圾的，環壕裡沒有發現一根動物骨頭，也幾乎沒有任何生活垃圾。
上山·夾炭紅衣陶片
更讓人不解的是，橋頭遺址十多個器物坑裡的陶器往往都非常碎，看起來像是有意識原地打碎的。有些器物擺放形態很古怪，一正一反擺著，似乎也有玄機。
一些類似的情況，出現在四川廣漢的三星堆疑似祭祀坑中。坑內出土銅器、金器、玉器等文物400多件，埋葬方式前所未見，器物明顯經過焚燒和破壞，且都分層有序放置。考古人員推斷，這些器物很可能是經過特殊祭祀儀式後下埋的。
陶器、稻作及太陽崇拜
儘管未解之謎甚多，但從橋頭遺址出土的眾多精美陶器中，考古學家們還是讀出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
通過對此前其他上山文化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家們已經確定，上山文化及其所在的錢塘江上游河谷盆地區，是世界稻作農業起源地，以及東亞地區人類定居生活出現的最早例證。而穩定的農耕定居生活須依賴農業經濟的支撐，因此對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而言，探討其中的農業證據是必然的認識路徑。
與其他遺址一樣，陶器作為史前農耕文明遺址最重要的標誌性器物，在橋頭遺址也有著鮮明特色，數量多且質量高。大口盆、平底盤、雙耳罐、圈足盤……普遍陶衣鮮亮，以紅衣為主，也有乳白衣。在已經發現的上山文化遺址中，只有永康湖西遺址堪與之相比。
橋頭遺址的許多彩陶上有奇怪的乳白色凸起點，三個一組或六個一組，形狀有三條槓，或三個點。鄭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判斷，這很有可能是個卦象，“像坤卦裡的‘坤六斷’”。
上山文化遺址序列
“古人的神壇，稱為央臺之丘，這個臺地會不會是古人的一個神壇呢，會不會當時的人們已經具備了陰陽概念？”顧萬發提出大膽假設。若這一推斷成立，那麼也是一個顛覆性的發現。迄今為止，關於八卦的最早起源，是追溯到6000多年前山東大汶口早期遺址出土的一件“透雕象牙梳”（獐牙構形器），上面刻有清晰的八卦符號。
還有一種與上山遺址出土陶器同類型的“大口盆”，這是上山遺址的代表性器物。2016年，浦江黃宅上山遺址出土了一件巨型陶盆，它上口直徑約33.2釐米，下外底直徑10釐米，高9.5釐米，敞口無蓋，口子外延遠遠大於底部，因此被形象地稱為“大口盆”。在上山遺址出土的眾多器物中，大口盆的數量很多，佔到70%，因此“上山文化”又被戲稱為“大口盆文化”。
與上山遺址比較，橋頭遺址“大口盆”的區別在於，兩隻當把手的“耳朵”，只在一邊出現，很少有雙面對稱的。蔣樂平稱之為“變異大口盆”。會不會是用來穿一根繩子懸掛之用？目前尚不得而知。類似不對稱的陶器，在小黃山遺址也發現過，但橋頭遺址的陶器明顯更精緻些。
太陽紋彩陶也在橋頭遺址出現了，有三個。“其中一個太陽紋，圖案中間劃出一道線，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陽。這被猜想為與古越先民的太陽崇拜有關。”在2019年8月召開的論證會上，蔣樂平的PPT放到這件太陽紋彩陶時打出了一句話——“最早的彩陶”，後面加了一個問號。“問號的意思是，到底是中國最早，還是世界最早？起碼它是上山文化的9000年彩陶。”
彩陶文化曾經是黃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象徵，尤其以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為代表。此前，蕭山跨湖橋遺址也曾出土一批紋飾精美、形式質樸的彩陶，被認為是中國南方彩陶的源頭。前者是以彩陶裝飾、泥條盤築法制陶為主，陶質多細泥和泥質紅陶的工藝體系；環太湖地區和錢塘江下游，則是以輪製法製陶為主的泥質灰胎黑皮陶，工藝特色是以刻紋和鏤孔為裝飾。橋頭遺址的彩陶出土，顯然又把中國南方彩陶工藝出現的時間點提前了。
蔣樂平還強調，彩陶大量出現一定跟中心土臺的功能有關聯。
論證會上，蔣樂平還提到了橋頭人的酒。橋頭遺址諸多彩陶中，有一件陶器引起了專家們的特別注意。這件造型完全可以和宋代龍泉窯梅瓶媲美的陶瓶，線條圓潤，陶面光滑細膩，用手指輕彈即有清脆悅耳的撞擊聲。
這件陶器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學去做檢測研究。專家在陶壺裡的殘餘物中發現了一種加熱產生的糊化澱粉，與“低溫發酵的損傷特徵相符”。低溫發酵是釀酒的基本原理，這意味著9000年前的橋頭人已經會釀酒了，這隻陶壺可能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酒器。目前所知的世界最早釀酒記載，在出土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公元前6000年的泥版上雕刻著啤酒製作方法。如果橋頭人的釀酒技術得到進一步確認，世界釀酒史將提前3000年。
有趣的是，在橋頭遺址正門馬路對面，就開著一家釀酒作坊。店主肯定不知道，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釀酒技術很可能就出土在自家門口。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陶器、器物坑、土臺……所有的謎團，最後都被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橋頭人是什麼人，從哪兒來，又去了哪兒？
到目前為止，橋頭遺址一共發現了兩具人骨，還有一具埋藏淺，有所破壞。“浙江第一人”就是其中一具，出土於橋頭遺址中的某個器物坑旁邊。之前，“建德人”發現了一顆牙齒，距今5萬年。這次是一具完整的人骨，讓專家們都很興奮。
直到目前，河姆渡文化發現的墓葬還是很少，跨湖橋文化則還沒有發現墓葬。所以，早在2001年，當1萬年前的上山遺址被確認是一種全新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時，人們就在期待：“有沒有可能像周口店的山頂洞人那樣，發現‘上山人’頭蓋骨之類的遺骸？”
2006年，考古隊在上山遺址早期地層中發現了幾顆“上山人”的乳白色牙齒。2015年，體質人類學專家從上山遺址出土的骨盆殘片中，鑑定出了臼齒、肱骨、橈骨、盆骨、股骨等。但始終沒有完整遺骸出土，直到橋頭遺址“浙江第一人”出土。
關於“浙江第一人”的人種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張弛認為，遺骸明顯不是蒙古人種。根據南方人類活動出現的時代推想，他應該是澳美人種（棕色人種）。但究竟是什麼人種，還有待DNA檢測給出最終的確切答案。
對於浙江先民存在非蒙古人種的問題，若沒有接觸過分子人類學，也許會覺得匪夷所思，但對人類學家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據悉，河姆渡遺址周邊，此前出土過有尼格利陀人種特徵的先民遺骸。所謂尼格利陀人種，是一種身形較矮、皮膚黝黑的族群。有人稱之為“矮黑人”，其實一般被歸入澳大利亞-梅拉尼西亞人種，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澳美人種、棕色人種。遠古時期的中國南方，從長江以南到華南，存在著大量的棕色人種人口集團。
第二個問題是，古橋頭人最後去了哪裡？
從橋頭遺址出土的彩陶看，與蕭山跨湖橋文化有繼承關係。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遺址結構完整，文化面貌獨特，器物群組合、製陶技術等又自成一個整體。然而，它的來龍去脈一直是個謎。
對比橋頭遺址彩陶與跨湖橋文化彩陶，可發現前者已經具備了跨湖橋文化彩陶的基本特質。跨湖橋文化彩陶，也分乳白色厚彩、紅色薄彩兩種，只是在多樣性上勝於橋頭遺址，橋頭遺址的太陽紋圖案，也與跨湖橋遺址太陽紋圖案一脈相承。這充分說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橋文化的重要源頭。
此外，考古研究表明，上山遺址以及早期屬於上山文化的小黃山遺址，兩處迄今為止發現的浙江最早的兩處遺址中，都發現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的疊壓關係。這對於梳理浙江整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源流，是個重要的探索方向。
比如，在跨湖橋文化之前，人們一直認為，帶鏤空圈足器是在新石器偏晚期開始流行的。因此，蕭山跨湖橋遺址中發現的類似高腳杯的圈足陶器，曾讓大家對跨湖橋遺址的年代產生質疑。如今，比跨湖橋文化早2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也出現了圈足器，上部與大口盆相似，底部裝上圈足，有的還有鏤空裝飾。
第三個問題，通過遺物分析發現，橋頭遺址的環壕修築於上山文化時代，在跨湖橋文化時代廢棄了。為何廢棄？
回到器物坑之謎，考古學家們普遍認為，如此集中的器物坑出現，最大可能就是祭祀，或是其他儀式性宗教內涵、信仰表達，甚至有可能是對某種災變現象的祭祀。
“橋頭遺址的器物坑非常完整，應該是在一種突然的情況下被埋藏了下去。就像現在遭遇了颱風突襲，橋頭遺址也肯定遭遇了一場巨大的變故。”浙江省考古所研究員王海明認為，這巨大的變故很可能是遭遇了人類無法抗拒的災害。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也提出來，器物坑的物品這麼多，不像是被遺棄的，應該是遭遇了一場災難。
橋頭遺址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它有助於人們深入瞭解遠古南中國。“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中國文明史，存在著北邊一個世界，南邊一個世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對南邊這個世界，隨著考古深入，越來越多的信息將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中國南邊的這個世界，在當時究竟遭遇了怎樣的覆滅性災難，有沒有人倖存？如果倖存，先人們的後代如今又在哪裡？
據悉，橋頭遺址中心土臺還將繼續發掘，並擴大鑽探範圍。河對岸與周邊，考古學家們將從更大的地理環境來審視橋頭遺址。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的建設，也已提上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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