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9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杜”是秦国的旧地,即杜县;“虎符”顾名思义,形式为虎,多为铜制,一件虎符分为左、右。虎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物,也是古代发兵用符制度的产物,对研究古代军队管理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杜虎符

杜虎符的发现与鉴定过程中有个小插曲:一位名叫黑光(原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职工)的人,在报道中将虎符的发现时间提前了二年,误写成1973年,以讹传讹直至今天。而到现今的某些流媒体新闻报刊和2017年末央视播出《国家宝藏》专题片中仍然说明发现时间为1973年的相关内容。在此,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杜虎符发现于1975年冬,征集入藏于1978年11月30日,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虎符。

杜虎符,仅存有左边符文,虎作走形,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有槽。它一分为二,右半在君王之手,左半在于杜县军事长官,专门用于调遣杜县管辖内的兵将;有了虎符,调兵遣将不在话下,无他的话,除非秦王亲自出面,否则无人听令。若要调谴军队,需合二为一,方能管理军队。虎符的存在犹如军令状,一旦出现,士卒必将执行命令。

杜虎符为什么会出现在秦惠文王时期?

  • 对比法——杜虎符和新鄧虎符、阳陵虎符制作方面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阳陵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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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鄧虎符

说到杜虎符,就一定要提这两种虎符:新鄧虎符和阳陵虎符。从三者的制作方式上面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同样是虎符,杜虎符的形状是站立的老虎,新鄞虎符、阳陵虎符的形状是卧着的老虎;杜虎符的铭文是按站立的老虎状,以虎背为开端,从上到下竖刻铭文;新鄯虎符与阳陵虎符是以虎头为开端,朝虎尾方向竖刻铭文。

杜虎符所体现的这两点都是较早期的兵符的特点,也说明杜虎符在时间上早于新鄯虎符。另外,杜虎符铭文的字体和秦惠文君时期的秦封宗邑瓦书上的字体大体相同,但是没有新鄞虎符上的字体工整规范、注重前后呼应,可见将杜虎符的铸造年代定在秦惠文君年间是比较合理的。

  • 推理法——《史记·秦本纪》真实文献中有记载痕迹

从同类虎符的铭文格式来看,虎符的右半部分应在君王的手里,左半部分应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手里,秦王在位称君之人只有秦惠文君,他“

十三年四月戊午”(《史记·六国年表》)称王,“十四年,初更元年”(《史记·秦本纪》),所以秦惠文王称君的时间当是在其称王前的十二年间,因此可以推理出杜虎符铸造于这段时间。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秦惠文王

虎符一出,无人不敢听令,为何成为将士们的“军令状”?

当时军营流传一句话“若有符,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若无符,哪怕世子,亦不可用兵”。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将士们“只认虎符,不认将”。这枚虎符在当时的君王与将领的关系上面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上起王命,下至行动。杜虎符一度成为军队之中的“军令状”。

我国古代的发兵用符制度,约建立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各国在政治改革中,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日渐完善。随着常备军的建立和征兵制的推行,加上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军队调动十分频繁,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国君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通过发兵用符制度,把军权直接抓在手里。虎符实际成了军队指挥权的象征,非经国君同意和虎符验合为信,任何人都不能调遣军队。

  • 建立君权威严

树立以虎符为核心的将帅权威,认为持虎符的将帅才具有权威,才能管理好军队,指挥千军万马去作战。《六韬》提出“将以诛大为威”,认为责罚有过失的髙级将领,可以树立将帅权威。尉缭说:“威在于不变”,认为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的将军是不会有权威的。孙膑则强调将帅应“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精通阵法,善于指挥,才能称为是具有权威的“王者之将”。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王者之将

我国古代军事家强调带兵必须有权威,有权威才有力量,讲话有人听,发布的命令能坚决执行,军队才有战斗力。古代一些年轻、出身卑微缺少威信的将军,为了统帅千军万马,一般都要请皇帝赐给上方宝剑或者虎符,作为后盾,这也反映了虎符和上方宝剑对军队管理的重要性。

  • “上下一心”的体系

劲往一处使,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即目标激励法。而虎符则起到了互通连接的作用。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论述,强调国君应顺应民意,统一民心,才会有上下团结一心的政治力量基础,才可以一统天下。“上下同欲”是借以虎符来发挥极大作用的激励方法。皇帝发布命令,就必须要以虎符为基本,才能使君臣一心,有共同目标,步调一致,“

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但是一旦没了虎符作为中间载体,就会出现“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的局面。

  • 明法审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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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审令

“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

强调军队必须明确法度,统一号令,不允许违反制度、不执行命令的现象发生。若敌军假冒虎符或者军令,想要调遣军队,此时内部具有明法审令的规矩,提前指定“有虎符则听令”的制度,士卒才能有所遵循,不散不乱,赏罚才有依据。在军队管理和制定了许多关于虎符体系之下的组织编制、作战训练、供给、晋升、奖惩等方面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军队管理的依据,尤其注重在虎符出现时军队是否有统一的行动。

  • 爱抚士卒,团结友爱

我国古代有些军事家在战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士兵在军队中的重要作用。孙膑说:“若欲知兵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

”把军队比作一张弓箭,将帅是弓,士卒是箭,而君主是发射弓箭的人?主张要爱抚士卒,因势利导,激励士气,取得士卒的爱戴,从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是一个大家庭,士卒作为后辈,将领作为前辈,应到相互关爱,团结友爱,如此一来在打仗过程中,二者的默契度和协调度将会达到一个峰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战争的胜利。

虎符衍生物——篆体文字,引发了秦国书法教育的改革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书同文,车同轨

在每片虎符上出现了由金丝镶嵌成的40个篆体文字,不难发现“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六国的政策,同时也是秦国建立之初实行的改革良策。如今看杜虎符上面的篆体文字,潜移默化中成为了秦国篆体文字的“导火索”,也暗示了当时秦国的书法教育制度。

当时的官员在大篆小篆之外还要统一学习八体文字,官员需要在不同场合灵活使用不同的篆体文字。大篆和小篆的标准范本在各种史料中均有记载。刻符文字专用于铸刻或书写符信,其中少数字形有别于小篆。虫书文字专用于器物的美化装饰,笔画造型与鸟虫类似等。

而在杜虎符身上也出现了摹印,这是写刻在印章上的字体,虎符印章有两个作用,一是证明身份,二是防伪。在古代的政府运行中印章必不可少。署书是题在匾额上的篆体文字,也称为榜书。相对简牍的小字来说署书的字是大字。在匾额上书写的字可以几寸大,也可以大到一尺,没有定死字体的具体大小一切以匾额的大小为准。殳(shū) 书是铸在兵器上的篆体文字。殳是古礼仪所使用的一种兵器,为天子护卫仪仗所用。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今暂时还未有真正的殳书作品出土。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虎符印章

政府指定选拔人群。在《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中对被选拔人群的记载是“

学童、吏民”两词,从字面上的含义来解释学童就是在学习的孩子,也就是说在秦汉时期就有了专门教授识字的机构。“吏民”应是单指经过选拔后成为官吏的这一人群。“史、卜子年十七岁学”。《二年律令·史律》中进一步详细记载了可以有资格得到篆体文字教育的人群是“史、卜”的后人,史和卜经考证是当时基层官员的称呼。在律令中还记载了学童其实分“史、卜、祝”三种,教授学童的老师称为“大史、大卜、大祝”。

指定人群进行培训和考试。汉书、说文和二年律令中对考试的记载大同小异。总结来说就是对指定的一部分人群在“学室”进行集中培养,学童学习三年后进行考试,从十七岁就可以开始考试,考试时间在说文中记载大概是八月份。能背诵四千或九千字以上的篆体文字,能熟练使用六体或者是八体篆体字的学童就达到基本官吏的要求。这时的书法教育的识字内容就是考试要求的内容。学习的形式和后世的私塾有些类似。对学童的教育以识字和书写能力为主。书写能力的训练就是这些学童的日常篆体文字的书写。

“杜虎符”作为行军打仗的军令状,为何成为了书法教育的导火索?

篆体文字

总结来说秦代的篆体文字书法教育是以实用性为目的,官府派出官员对学童进行统一的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的内容是日后官吏在工作要使用到的八体文字和篆体文字等,所以秦代的篆体书法教育就是秦汉官吏的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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