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以下一组数字进入19世纪初的大清帝国。
1800年，帝国人口达到3亿，法国人口2744万，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
1800年，帝国GDP占世界的35%，欧洲占28%，美国占0.8%
对中国人来说，这组数据很容易引爆内中的兴奋点，如果当时的人也能“有幸”目睹，心情想必更甚。他们会更加坚定的相信，先帝爷（乾隆）虽于上年驾崩，但帝国的强盛依旧能够持续，天朝上国的辉煌无人能敌。
庞大的数字总是能让人们失去精确的判断力，幸好有一个事实为我们可能发热的头脑泼了一盆冷水。那就是白莲教起义。
经过6年的不断镇压，白莲教起义才被打压下去，但此时朝廷已花掉军费2亿两，这笔钱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嘉庆以帝国信用的方式，向百姓预支了4年的赋税。
对最高领袖来说，这类事件或许不能马上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猛醒——祖宗的盛景实际上已经远去。
1803年闰2月20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皇宫。此时，原内务府雇员，现失业者陈德，仗着脸熟，带着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大摇大摆地走进紫禁城，潜伏在神武门旁顺贞门外西厢房的山墙后。
当嘉庆的銮舆进入顺贞门时，陈德开始了他的刺杀行动，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捉拿。
事后嘉庆知晓，这原本是不应发生的一件悲剧。陈德背后并没有反清的秘密恐怖组织，他之所以刺杀嘉庆，无非是生活困顿，活着没意思，想图个痛快的死法。
这是个案，但显然不是孤立的。像陈德这样的失业者乃或生活困难者又何止一人，其背后必然隐没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清帝国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败之路。而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1800年，注定成为全面衰退的前夜。
嘉庆皇帝虽然有心复振帝国的荣光，也深知问题的根结所在，他曾作诗骂那些庸碌无为、贪赃枉法的庸吏和贪官：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但是可惜，身处当日的帝国，他不可避免地还是跳不出虚假的景象，以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天朝上国的光辉会永远普照自己与亿兆子民。谁让他是中国的皇帝！
或许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对于东去的帝国背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会比本文开篇所叙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数字更具冲击力。
1800年，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上海，最普遍的纺车依旧是从元代就有的一手三纱纺车，通过技术进步，动力也从手摇改为脚踏，熟练工每天操作10小时，可产纱8两。
1800年，英国的棉纺业已有300座以卷轴纺纱机为产生工具的纺织厂。这种纺纱机无需人工操作，以水力为动力，不仅产量是中国纺车的数十倍，而且纺出的纱坚韧而结实。
与中国式纺车几百年都是一个模样不同的是，英国的纺纱机更新换代极快，同年，由童工出身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性能远超卷轴纺纱机的走锭精纺机被600家工厂装备。
1800年，英国年产煤1500万吨，而中国方面，直到1936年，这个数字才达到400万吨。
何以出现如此悬殊的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工业需求的缺乏导致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事实上，此时的帝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的系统”。
1800年，英国拥有蒸汽机321台、5210匹马力，25年后，这个数字猛增到1.5万台，37.5万匹马力；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帝国方面更无法比拟。
我们似乎不应该因为这种遗憾事情的存在，就肆意指责帝国的首脑。但是有一点，嘉庆帝应该背负起应有的责任。
当他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就应该向他的先祖康熙一样，去了解并积极的学习那些的确先进也的确有用的“奇巧淫技”。但是他学错了榜样，以乾隆的方式与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争执于礼仪问题，以致贻笑大方。
帝国能够自图振作的时间委实不多， 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有四十年。在那之后，是接踵而来的150年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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