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中國，能夠橫貫東西這麼遠的，不就只有長城嗎？
金山嶺
2016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東北邊山裡的長城徒步。雖然離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山裡的世界卻像另一個氣候帶，比城裡清冷許多。我們到達這段長城時是一個陰天下午，灰雲密佈，細雨將至，長城挺立在山頂和雲層的夾縫間，威嚴又寂寥。
這段長城名為金山嶺，建於明朝。明代是長城修建的鼎盛時期，從東到西共修了6300公里。金山嶺長城所屬的河北薊鎮段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完整的一部分。薊鎮段長城沿著燕山山脈構築，東起山海關，經喜峰口、古北口、慕田峪，到居庸關東北的四海冶，全長660多公里。在沿邊九鎮中，薊鎮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從東、西、北三個方面拱衛著京城。其中號稱京師西大門的居庸關距京城只有50多公里，有京城鐵門之稱的古北口距京城也只有100多公里。這段邊牆是維繫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修建時也格外用心。它被研究長城的學者認為是長城的“代表作”。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評價：“明長城是中國規模最大、最堅固、最雄偉的長城，而薊鎮段長城又是萬里長城中最堅固、最完善的一段。”
金山嶺長城用條石青磚壘砌而成。據說燒製這種特別的長城磚，需要兩個月時間。日本電視臺NHK拍攝長城紀錄片時，專門找到了燒製這種城磚的磚窯，拍下了燒製過程：首先將土坯自然乾燥一個月，然後在磚窯中燒製兩週，再加入水蒸四天，成品的耐久性也就更高，再燒製四天後就完成了。在長城建造的極盛時期，這種城磚在一個工廠中每週平均要燒製50萬塊，帶動了制磚業的高潮，據說磚廠多達數百座。一塊長城青磚的大小是普通磚的四倍，有的甚至達到20公斤。厚實的磚塊一層層累積起來，覆蓋住土坯的城壁。2016年9月，我們到達金山嶺這段長城時，它已經矗立在此數百年，城牆有多處殘缺，城上走道坑窪不平，有的城樓垛口也已坍塌半壁，卻依然在崇山峻嶺間呈現出巍然壯觀的氣象。
這段長城修建於明洪武年間，但改建它的是抗倭名將戚繼光。明朝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王朝，北有蒙古，東有倭寇。16世紀後半期，在南方因為抗擊海上倭寇而能力得到認可的戚繼光，奉命前往北方戍邊，擔任薊鎮總兵官。看到京城以北山嶺上的軍事防衛設施後，這位名將的評價是：“缺乏厚度，容易攻潰，士兵於城牆上無可藏匿。若大勢突入，莫之能御。”他提出了一個改建長城的方案，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空心敵臺的建設——那是一種形如垛口的堡壘，每隔不到百米就有一座，不僅可以監督警戒，瞭望城牆外的敵情，還可以讓軍團常駐。我們在金山嶺長城段看到有的大型空心敵臺分為幾層，每道隔牆上都有瞭望窗口，既像迷宮，又能瞭望敵臺外的情況。空心敵臺中建有武器庫、倉庫、糧食庫，平時有30到50名士兵駐紮於此。只要燃起烽火，就能迅速從這個敵臺向下一個敵臺示警。
經戚繼光改建後的城牆生動地演繹了“防守亦是最好的進攻”。走在金山嶺長城上，會發現有的路段特別狹窄，一堵堵2米多高、與長城走向垂直的短牆佔據了主牆道的三分之二距離，牆上有網孔與射孔。短牆名為障牆，為這段地理位置重要的長城獨有。這是戚繼光的設計，其作用在於即便敵人攻上了長城，守城士兵還可據障牆戰守周旋，阻止敵人衝上敵臺。
戚繼光對管轄範圍內全長1500公里的長城進行了改造，建造了1017座空心敵臺，還將作為太極拳根基的古武道加入到對守城士兵的軍事訓練中。因特製磚塊而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城牆，加上為討伐倭寇而經過軍事訓練的士兵，看起來都城北京的防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堅固程度——這便是萬里長城的最後完成版。不同地方的長城依山勢伸入頂峰，再落入低谷，形態各有千秋。金山嶺這裡的山不算高但很密，山脈擠壓在一起，迂迴重疊，長城因厚實城磚和防衛架勢呈現出無可撼動的力量感，又因為這樣褶皺的山勢，有了一種百轉千回的精巧和柔美。
到金山嶺的第二天早上，細雨微歇，太陽將出未出，城牆圍拱的山間浮現出一層薄薄的雲海，又是另一種氣象。站在城牆上向兩邊望去，牆內的山間有高架橋和高速路的身影，車輛流線般川流其上，更遠處則是北京城影影綽綽的煙塵。牆外的世界就沉靜得多，除了近處一小片白牆紅瓦的村舍，其餘盡是深青色群山。青山之外，層層疊疊還是青山。
貿易之戰
這城牆兩邊的世界曾經被學者拉鐵摩爾認為代表著兩種無法調和的文明——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遊牧文明的特點是移動性，移動性的極端是馬上的戰士。農耕文明則偏重於財富的累積，其極端是有水的平地中精耕的田地以及由此集聚而成的城市。但兩種文明從來不是鮮明和絕對分離對立的。“雖然費了很大的力氣將長城造起來，邊疆卻從來沒有一條絕對的界限。”拉鐵摩爾在《中國亞洲的內陸邊疆》中寫道。長城築造的邊界是一個模糊或者說豐富的過渡地帶，“它不但包含草原綠洲，還可以讓森林民族以及草原民族互相滲透，它同時擁有農業經濟和畜牧經濟”。如果非要說長城內外的地區差異或者衝突，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通常的爆發點是貿易。
“草原自發的內部貿易較中原為少。”拉鐵摩爾寫道，“草原經濟比定居社會的經濟更重於自給自足，牲畜就可以提供食物、衣著、居住、燃料和運輸。雖然沒有內部貿易的經濟必要性，但草原卻有對外貿易的社會必要性。草原社會對中原地區貿易的需要，比定居農業社會對草原社會的貿易需要更高。”對普通百姓來說，漫漫長冬是塞外生活最嚴酷的考驗，如果儲藏的糧食不夠，就不得不面對捱餓甚至死亡的危險。因為長城內的農耕地帶有無限米糧，唯有打通與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才能讓長城外的生活不那麼艱苦。每年冬季來臨前，遊牧民會來到戍邊的兵營，請求漢地的士兵收購牛羊，一頭牛換一擔多的米或者豆子，有人帶獸皮或者羊毛，換取草原並不出產的糧食。對草原上的貴族來說，貿易有另一層必要的意義——“因為草原社會里必需品分配的普及型，造成了必須用這個社會以外的奢侈品來區別貴族與平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但遊牧社會的貿易請求，在當時並不被農耕社會的統治者接納。中國農耕社會可以自給自足，與外族的交往和互通有無，被統治者認為毫無必要。到明朝嘉靖年間，明世宗多次以蔑視的態度，拒絕了蒙古族首領俺答汗通商互市的請求。
俺答汗居住在距離紫禁城只有400公里的呼和浩特，他是成吉思汗以後率先築牆建城的蒙古領袖，他的王宮也是仿造中原式樣。明世宗拒絕貿易的一個結果是，這位對中原文化頗感興趣也頗有進取心的蒙古首領幾次出兵大舉進攻明朝帝國的北邊。但他的大動干戈與成吉思汗不同，他並不想征服中原，只是要獲得通商互市的貿易權。
這場戰爭也是明長城的起源。統理北方邊防的官員翁萬達建起了橫貫東西的防衛體系九邊堡，最西邊的要塞就是嘉峪關。這座巍峨的邊城至今保持完整，只有5000米的祁連山山峰高過它。傳說當初的修建者計算精妙，完工之後只剩餘一塊磚頭，如今仍放在塔樓一側。
但這道城牆並不能阻止遊牧民族對貿易的渴求。1549年3月，明朝大軍再度對抗蒙古突襲，雙方在長城下決戰。這次蒙古大軍受挫於城牆，但撤退前傳口信給明朝守軍，倘若不許通商互市，他仍要派軍攻進北京。九邊堡固然橫貫東西，但長也成為它的弱點——這麼長的邊界，一定有一個可以利用的地方。1550年，蒙古軍隊從山間奇襲北京以北防衛虛弱的古北口，攻入北京城。
我們沿著金山嶺長城徒步到了古北口，這段十來公里的路程中，有一段需要離開城牆，從山中上下繞一個大圈再返回長城。這段路程也讓我們體會到了北京北面群山中的危險。在城牆防衛體系尚不夠嚴密的時代，群山看起來是天然屏障，實際也是敵人的掩體。山都不算高，但草木雜亂，高過人頭，人行其中蹤跡很容易隱藏。俺答汗的軍隊從這裡意外發動奇襲，打開了進入北京城的門戶。
蒙古軍隊捲土重來，為的仍然是貿易，俺答汗的退兵要求是皇帝在北方邊界設立貿易站。明朝廷在通商議和與繼續征戰之間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更為安全，又不損傷王朝尊嚴的權宜之計——明朝政府在北疆開放了部分通商站，但隔年貿易站便陸續關閉了，代之以相當昂貴的代價，興建或者改建最為堅固的明長城。據歷史學家黃仁宇估算，明長城每修建1公里，花費約7700兩白銀。明代一共修建了約6300公里長城，這樣算來，明朝修建長城至少花費了4850多萬兩白銀。
之所以就長城的歷史講這麼多，是因為若不瞭解這樣的歷史過程，便幾乎不可能在長城沿線的旅行中理解這座城牆何以存在。走在金山嶺和古北口之間的城牆上，看著古代的人們在雖然不算高但形勢陡峭的山峰上，修建如此厚重的城磚建築，不由得能體會到曾經兩種文明之間的深深鴻溝——農耕社會對域外“土蠻”有多麼強烈的恐懼和隔絕決心，才會在群山上一寸寸建起這麼長的防衛設施；而城牆之外的遊牧世界，對貿易有著多麼強烈的需求，才會不遠千里穿過崇山，一次次敲打長城的大門。
工業社會的領地
離開金山嶺長城後，我們乘火車去往城牆以北的廣袤塞外。從北京出發時還是暑熱未消的盛夏尾聲，列車奔馳一個晚上後，在清晨就駛入了秋天。車窗外是大片大片黃綠相間的農田，有時又換成大片大片微黃的草地，高高低低的山脈和彎彎曲曲的河流忽隱忽現其間。所有地面景物的上空，無一例外都是沒有被高建築物劃破的天空，遼闊完整。點綴其間的房子，冒著煙囪的工廠、站臺，看起來都靜悄悄的樣子，幾乎沒有人煙。
鐵路是20世紀初來到這裡的，這是長城內外所沒有過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新產物，“它反映了西方影響的進一步深入，即從商品貿易發展到國外資本的直接投資”。拉鐵摩爾在書中寫道。到今天，比鐵路更為快捷豐富的路網早就覆蓋了這裡，一些新的資本和勢力進入這裡，它們大大改變了長城以北的經濟格局。驅車行駛在陳巴爾虎旗草原上，綠草地看不到邊際，常能看到礦廠的白煙瀰漫上空。在興安嶺林區與草原交界的平地上，能看到大片翻開的黑土，那是林場從事的精耕農業。在從北京去海拉爾的火車上，和我們一個車廂的是兩位來自江蘇的投資者，他們因為沒買到機票不得已才改乘火車。他們要去的地方是赤峰，那裡有他們公司投資的太陽能基地。
當年要用戰爭爭取到貿易權的遊牧民族，如今國際貿易的網絡已經到了他們的家門口。雀巢公司在呼倫貝爾大草原上設立了分部，牧民們在家門口不遠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參與奶品的世界貿易體系。但他們也同時承受著世界商業體系對這片土地資源的擠佔，採礦，農業，太陽能這樣的現代工業，還有旅遊業……都藉助道路的力量來到這裡使用資源，這些產業還帶來大量人口。雖然無法與長城內的城市相比，但呼倫貝爾地區的人口數量比以前已大大增加。從海拉爾通往滿洲里的路邊曾經有一個叫五間房的牧區，得名於這裡最初只有五戶牧民，但現在這裡的白牆藍底小平房已經增加到不止50間。傳統遊牧經濟的移動性被削弱，甚至在很多地方消失了，因為沒有可供移動遊牧的草場資源了。
這些變化是連貫一體的，處在經濟鏈條終端的遊牧民們是所有變化的最終接受者。“遊牧生活經常被外部觀察者貶低為原始性的生活方式，但事實上，這是一種開發草原資源的頗有成效的經濟專門化方式。”美國學者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寫道。遊牧經濟退化後，羊會越來越多，因為“在生產同樣產品的條件下，羊群更能適應貧瘠的牧場。綿羊和山羊，特別是山羊，它們尖銳的蹄子會踏壞草場，長期和過深的啃草也會破壞草場。於是表土層暴露出來，大風揚起沙塵，這樣的結果常常被誤以為是氣候乾燥造成的”。我們在長城以北牧區的旅行中，聽到最多的話題就是牧民抱怨天干，說從2013年開始，一年比一年乾燥。或許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處在某種比不下雨的天氣更為深刻的歷史過程之中。
從一個旅遊者的角度看，長城以北的廣袤塞外風景依然絕美，走在路上看到的每一個畫面都散發著遠方的召喚和誘惑。每年7、8月份，這裡的旅遊業都會進入一個旺季，物價高到完全不講理的程度，但長城內的人們仍然源源不斷驅車千里來到這個和現代都市完全不同的，有完整天空、草原和森林的世界。但在牧民和獵民眼中看到的卻不一樣，他們能看到這裡的草和去年相比的長短，草原上水泡子大小的變化，還有很多他們熟悉的細微的生活細節在消失。我們無從判斷這種消失是時代的進步，還是少數民族的命運悲歌，但它讓這片土地具有一種獨特的時間感。
我們在長城以北的旅行中體會到了這種時間感——雖然不是以戰爭的方式，但一些東西在緩慢但確切地消失中。資本的進入改變了對資源的利用方式，也改變了這塊土地上的移動性。曾經附著在原有經濟結構上的生活方式，那些細節，和人的情感，都像興安嶺森林中經年累月掉落在地，積成厚厚軟毯的松針一樣——這種消逝因為自然環境的廣闊美麗而更顯傷感。
這似乎是現代世界發展的大勢。“在今日世界中，這種部落面對兩種可能性：要麼是革命，由一個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轉變到——另一個全無聯繫的世界，要麼犧牲掉，像美洲印第安民族一樣受到一個歷史不能與他們原有社會協調的文化的壓迫而消失。”拉鐵摩爾在書中寫道。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告訴我們，如今長城以北已經不存在像農耕與遊牧那樣鮮明的結構性矛盾了，這片廣袤的土地正在和世界絕大部分人類能到達的地方一樣，成為工業革命的一塊普通領地。那長城現在標記的就是消失嗎？就像NHK的紀錄片最後提出的疑問：長城究竟算什麼呢？在遙遠攻防戰的最後，留給世人的只有一座連綿不絕的巨大城牆嗎？
2016年9月的這個下午，我們在金山嶺長城上徒步到一段已近完全坍塌的路段，城壁已幾乎完全倒塌，殘留的城基宛如一段破損的古道。我們在那裡碰到了一位來自西寧的老人，他是一位普通工人，退休後想環遊中國，於是從最西端的嘉峪關開始徒步長城，想要走完全程。冬天太冷的時候，就回到西寧家中，等到春暖花開時再上路，一路沒有乘車，已經走了幾年，終於走到長城的東邊。遠遠看到他的背影，揹著半人高的揹包，在殘缺的城基上緩慢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全白的頭髮在揹包上閃現，其中蘊含的堅韌與力量感，和腳下的長城極為貼合，讓人感動。坐在臺階上休息時，我們問他，如果想在中國旅遊，有很多的方式和路線，為什麼要選擇徒步長城？他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帶著有些為難的表情囁嚅著說：“還能走哪裡呢？整個中國，能夠橫貫東西這麼遠的，不就只有長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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