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包括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徐海東等開國元勳的子女親屬現在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樣居家過日子，他們都甘於“平庸”和平凡，甘心當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和建設者。
毛澤東之女李敏：一個普通的老人
1936年冬天，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李敏出生在陝北的寶安縣一間破舊的窯洞裡。剛出生的李敏又瘦又小，毛澤東便給女兒取名嬌嬌。李敏4歲時，去莫斯科與媽媽賀子珍生活在一起，回國後，成了只會講俄語的洋娃娃。她在父親身邊，在中南海里度過了幸福的青少年時代。
毛澤東與女兒李敏
1959年，李敏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讀書期間，同北京航空學院的高材生孔令華結婚了。孔令華是她在八一學校時的同學，兩人相識很久，彼此瞭解，情投意和，相敬相愛。
這樁婚事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婚後，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她的小家給父親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歡樂。1964年，李敏夫婦搬進了兵馬司衚衕的一所普通民居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平民生活。
離開毛澤東後，李敏的日子一直過得很簡樸，有時甚至很清苦。她讓兒子穿丈夫穿過的衣服，女兒孔東梅也穿過哥哥的衣服。
儘管李敏已年過八旬，但任何事情她儘量自己做，不給兒女們增加麻煩。她說：“我眼睛不好，很少出門，不過多地會客，就在家裡的廳裡走動做一些鍛鍊。我每天必看《新聞聯播》和軍事頻道，再看看有關農業節目。喜歡聽聽音樂，但喜歡聽老歌和紅歌，現在年輕人唱的流行歌曲聽起來不習慣。”
李敏著裝樸素，留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那種短髮；她白白淨淨，一說話就微微一笑；她和藹可親，像一個慈祥的母親。
李敏談起父親的家教說：“從小父親就教導我，要艱苦樸素，和普通百姓一樣生活。我從小就牢記這一點。現在我已經徹底地平民化了，我如果上街、去公園，根本沒人認出我是毛澤東的女兒。”
朱德之子朱琦：普普通通的火車司機
1912年秋天，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師範學院19歲的學生蕭菊芳結婚。1916年初，朱德隨討袁護國軍第1軍北征，開往家鄉四川。9月底，蕭菊芳為朱德產下一子，取名朱琦。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參加革命併入了黨。畢業後，朱德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讓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在征戰中，腿腳負傷了，甲等殘廢，不能再打仗了，便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當隊列科的科長。
1946年3月23日，朱琦和趙力平結婚。
此後不久，根據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調往石家莊鐵路局。當他把這一消息告訴父親時，朱德對他說：“你一直在部隊工作，不懂技術，調到鐵路局以後，不能當領導搞管理，要從頭學起。”朱琦先後當火車機車的練習生、司爐、副司機、司機。
後來，朱琦調往天津鐵路局。20世紀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
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裡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車上的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染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朱德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今天車上的首長原來是父親朱德。
從司爐幹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當上北京鐵路局車輛處的處長。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幹到1972年，才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後來朱琦患了心臟病，只得在家休養。
1974年6月的一個週一，趙力平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趙力平趕回家，朱琦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
任弼時之女任遠芳：平凡而快樂的俄文翻譯
1938年3月，任弼時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陳琮英隨丈夫遠行。1938年12月8日，任遠芳出生在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任弼時結束工作回國，把1歲多的小女兒任遠芳留在了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是蘇聯專門收養各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遺孤的機構，任遠芳在這裡一呆就將近12年。
1948年，任遠芳開始和父親通信。從那時起，父親才開始走進她的生活。
1949年底，任弼時因病赴莫斯科治療，後轉入巴拉維赫療養院調養。
1950年1月，任遠芳才與分別10年的父親相聚。
1950年，任遠芳和父親一起回國。
日子不緊不慢地過著，她的小學、中學都非常順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後，任遠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航，負責國家購買飛機的業務。
在那裡，她不但工作出色，深得領導和同事的喜愛，而且還收穫了自己的愛情。任遠芳的先生武盛源，也畢業於北航外語系，是任遠芳的好友曾芳蘭的同學。
剛從北航畢業分到學校裡的時候，任遠芳一家和另外一家人合住著一套不到45平方米的兩室一廳的房子。
“在北航工作10年後，同志擁戴，領導信任，升遷機會很多。但那時，孩子都得自己帶，工作的地方離家遠。我選擇了調動工作，通過俄語考試進入了離家只有5分鐘車程的中機公司。”
任遠芳說，在中機公司，她做的是俄文翻譯工作。
“每天要跑跑腿，買飛機票、火車票，帶外賓參觀長城，都是些瑣碎的事情，所以，必須身體好。”任遠芳眼睛晶晶亮、聲音有力、笑聲爽朗。
2003年，任遠芳退休了。她每天的生活更加豐富了：游泳、跳舞、彈鋼琴、學習電腦、出去和“蘇聯派老人團”聚餐。她每天5點鐘就起床了，做家務、散步，一週游泳3次。
徐海東之女徐文金：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
1925年，徐海東的大女兒徐文金出生了。這時，徐海東已在為黨開展基層組織工作。他白天做窯活，晚上與革命志士開會，革命力量迅速壯大。1928年，徐海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被迫離開家鄉。夫人田得齋因此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大牢，徐家也受到牽連，共有66名親人被殺害。面對家破人亡的慘景，不到3歲的徐文金被三伯父徐金元用籮筐挑著連夜逃走。事後，徐文金隱姓埋名，成為燦金套村一戶人家的“童養媳”。
徐文金長大後，便與鄉村醫生高正凱結了婚。
徐文金曾流著淚說：“與其他親人相比，我算是撿回了一條命。今天能過上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我已經很知足了。”
1951年，在大連，徐文金與父親一起度過了一個終生難忘的春節。其間，父親反覆打聽鄉親們和農村的情況，並鼓勵徐文金同鄉親們一道靠自己的雙手過上好日子。
告別父親時，徐文金暗下決心，回家鄉後好好勞動，無愧於父親的教導。
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5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因為經常沒有飯吃老生病，生活的重擔幾乎將徐文金壓垮。一些好心人勸徐文金到北京去找徐海東接濟一下。可她說：“向父親伸手就是給黨和政府添麻煩，大家能過這樣的苦日子，我家也能過。” 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徐文金同樣沒有想過沾父親的光，沒有向政府提過額外要求。她說，一切都靠孩子們自己努力創造。
2000年，在徐海東大將百年誕辰時，央視採訪報道了徐文金默默無聞、全家紮根大悟這方紅土地的事蹟，其清貧的生活現狀，讓人難以置信，人們流下了感動的眼淚。2010年，徐文金逝世。（來源|讀者報 作者|康毅 範亞湘 趙力平 周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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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讀者報》2019年01月10日04版。閱讀更多精彩內容，歡迎訂閱《讀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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