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遼國的前身是亞奴隸制貴族部落所領導的遊牧社會。之所以稱之為亞奴隸，本質是因為，除了基層對人種的非理性、野蠻化管理統治之外，最高的政治階級，也並沒有形成龐大且高效生產的國家機器，於是，向下的統治隨意化，向上發展零散化，此類的民族特徵，只能稱之為不完善的奴隸制社會，即為亞奴隸！
耶律阿保機和述律平經歷部落的征戰，矛盾糾紛後，成功開闢遼國，完成了“可持續發展”政權的打造。最初的契丹八部之間，地位大為平等，除了選舉出“夷裡堇”作為軍事威望者，領導者之外，其餘的一切商業或生產都是完全自治，互不干涉。而遼國的出現，打造了統一化的稅收體系，更加細分的階級化管理，這樣的成長是具有積極意義。其中國家機器的建立，也對當時在北方草原境內的漢人給予極大的生存緩和性，根源來自於契丹理性政治化的民族管制！
再到後來，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建立後晉。遼國境內的漢族人口出現暴增，加上國內本來的渤海、東部漢人，燕雲十六州的併入，令遼國面對漢人的管理，出現了一定的急迫性，成為主要的政治問題。從軍事上來說，遊牧騎兵的確要比南方中原、農耕文化更強，但是文化、政治以及經濟建設方面，漢族卻是遠超遼朝，所以遼國統治者對漢人的管理以及同時進行的國家生長就成為了兩個捆綁在一起的政治修煉，這也是遼國走上“漢化之路”大背景！
遼初，二韓維漢
公元916年，遼國正式確立。早期的耶律阿保機手下有兩名最為主要的漢人官臣，一為隨著述律平陪嫁而來的漢人奴隸韓知古，二為從南面中原政權不得志而來投靠的漢人韓延徽。韓知古為玉田韓氏，韓延徽則是幽州韓氏，最初，二韓地位相當，都是耶律阿保機“以漢制漢”的重要一環！
- 二韓分治
遼國未建立之初，二韓在耶律阿保機的麾下，各有分工。韓延徽主戰爭，韓知古主內務和進言，雖說兩者專事不同，但本質都是耶律阿保機“辯證”看待民族問題的重要幕僚，其中就體現了遼太祖本人的政治野心是不小的，起碼擁有了如同唐太宗一般的“二元化”思維，即草原與農耕思維的結合，有以這兩個官員為首的漢人參與政治，耶律阿保機可以令奴隸制社會加速蛻變，成為根基鞏固的“官稅循環”合理的政治王朝！
韓延徽：倡議戰後“農業思維”
早期契丹部落為了積蓄開闢王朝的力量，也同樣在汲取農耕的精華，但是每到征戰，契丹的匈奴本性暴露無遺，導致眾多漢人被戰爭波及後，紛紛奔逃，契丹人這樣的行為意義和殺雞取卵無異。面對困局，耶律阿保機就請教韓延徽，韓延徽便提出了“樹城郭，分市裡，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遼史·列傳第四》）
這套“漢人邏輯”，不僅是用於對漢人的征戰維穩，更是面對室韋部、党項以及其他的中小型部落。韓延徽以漢人的“小農經濟”作為穩定人口流失的基礎，更提出了“樹城郭，分市裡”此類建立避免風餐露宿，且有完善的商業貿易生態體系的居所。這樣的構思自然是打動了耶律阿保機，與原本的草原的莽撞統治，要科學得太多！
韓知古：政治內嵌漢文化
韓知古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擄到述律部，鑑於他的性格，韓知古更像是一個“相臣”。雖神冊年初被立為節度使，可結合在建國前的表現，韓知古更擅長於對契丹政治的改造和內容增量。
神冊年間設有漢兒司。漢兒司的職能也是與其名同義，那便是“漢族的專屬管理機構”。韓知古就是最早的漢兒司負責人，封為“總知事”，並且主管諸國禮儀。由官職可見，耶律阿保機對韓知古開放權力的程度是不小的，最重要的還不只是讓其管理漢人，而是“主禮儀”，禮儀之事，甚深者，影響民族和國家根基，耶律阿保機用一個漢人來主禮，這就體現了，遼國統治者對走上漢化道路的一種默認！
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遼史·列傳第四》
遼初“時儀法疏闊”，這裡所說的“疏闊”的參照物是漢人豐富的文化根基。契丹是遊牧，“兵力至上”的野蠻文化，原以武力定地位。而耶律阿保機也向往用禮法分階級，走上穩定的統治道路，於是韓知古就應承遼國統治者的想法，參與契丹的舊俗改造，加之漢文化圓潤弊端，讓漢文化成為契丹國政的一種特色，更成為契丹國的一種風向！
- 二元化管理
遼國最早的官制，始於唐朝，看《遼·百官志》可發現，和唐宋制並無太大差別。但是遼國有自己建立在漢官制之上的民族特色，那便是“南北面官制”。南北官，分管軍政，遊牧與農耕的民生，北面官管理契丹國事和軍事大權，南面官管理文化、財政、禮儀、民生和漢人的事務。這是耶律阿保機最早接受二韓建議，所開闢的“二元化”管理制度的成果，類似於近現代的一國兩制！
最早的南北機構，是根據“夷裡堇”所分開的兩部，號為南北院，也號為南北府，雛形誕生於公元922年。南北即是機構，也是各類官員的前綴，根據《遼·百官志》記載：
“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總體而言，除了給予北院的軍事體系“詔正班爵”之外，南院的掌“部族、丁賦”，更體現了契丹遊牧開始重視賦稅以及奴隸矛盾的關係調整（最初的諸多部落，都是契丹奴隸，並非封建公民，包括但不限於漢人）。這樣二元化的管理特色，即是北方匈奴開始走向理性的嘗試，也反映了遊牧民族淺薄的政權管理底蘊。
因為南院帶有“少數民族”以及“仿漢管理”的特色，於是在太祖和太宗朝，韓延徽與韓知古先後拜中書令，權力極高，不僅參議政事，也有決策的職能。到了遼世宗朝，韓延徽還官拜南院宰相，正式確立了南院漢人的地位，也高速推動了各項漢化的工作！
深度漢化：韓德讓攝政，致遼中興！
遼的漢化，自太祖朝到接受中原燕雲十六州之前，都屬於在探索以及試錯階段，雖說對舊制有著極大地改善，可對於漢與其他少數民族而言，因為遊牧和農耕之間的地位差距太大，低下的性質並沒有被太大改變，奴隸制社會本質根源仍舊極深。公元936年，據《遼·地理志》記載，“太宗立晉王，石晉歸還燕雲十六州之地”，也正是這一次的南京版圖擴張，湧入了大量“漢屬性極高”的漢人。
他們攜帶完整的農耕文化而來，他們自給自足，有著豐富的漢族文化，遼國統治者就不得不重視這批正統，安穩生存環境的漢人。於是自此起，遼朝自太宗乃至景宗，都在逐漸提高漢人地位，以漢人的禮法作為劃分階級的本質核心，其中更不乏逐漸提高二韓以及其後代的在野參政地位，而在這個過程中，韓延徽一脈逐漸落沒，而韓知古一脈，在韓匡嗣與其子韓德讓手上，把玉田韓氏的地位推至最高。
- 發跡於景宗朝
韓知古的幾個兒子中，從大兒子韓匡圖到七子韓匡贊，就有四人任節度使，其中還有兩位封王，就是“燕王韓匡嗣”以及“鄴王韓匡美”。而韓匡嗣又任盧安軍節度使，韓匡美任天雄軍節度使，可見，韓知古的兒子輩，在遼朝的地位中更是節節攀升，開枝散葉。
但後來，由於滿城之戰中，韓匡嗣因為過份自大，沒有聽從耶律休哥的警戒，盲目信任了宋軍李繼隆等人的詐降計，導致此次遼軍大敗。自此回朝後韓匡嗣受遼景宗處分，幾乎致死，但由於蕭燕燕及一批外戚的求情，加上遼景宗幼年與韓匡嗣本來就交好，韓匡嗣就僅是被剝削爵位，“打入政治冷宮”。最後在公元982年，韓匡嗣老死。
不過韓匡嗣的去世並不代表玉田韓氏就此落寞，因為韓氏還有一位傳奇人物：韓德讓。韓德讓在比滿城之戰更早之前的“幽州保衛戰”中，聯合耶律休哥，大敗北伐宋軍，建立奇功，而且韓德讓幼年曾和當朝帝妻蕭燕燕互為青梅竹馬，作為遼開朝功臣韓知古之孫，燕王之子，本來就擁有政治以及軍事天分的漢人韓德讓，背景深厚，就更加被遼景宗重用。
在幽州保衛戰之後，韓德讓被升為遼興軍節度使，在公元981年，韓德讓被任命為南院樞密使，此時，韓德讓不僅身兼軍權，更是參與了南院的政治事務，職能屬性多樣！
- 攝政於聖宗朝，高度漢化遼國
公元982年，韓德讓剛任南院樞密使不久，遼景宗就駕崩了。景宗駕崩，遼野又開始出現動盪，而皇后蕭燕燕迅速作出對策，立即召見了韓德讓以及耶律斜珍，獲得他們兩個的助力，扶持耶律隆緒登基，是為遼聖宗，蕭燕燕臨朝稱制。此後，蕭燕燕更是和韓德讓再續前緣，兩人如同夫妻，蕭燕燕極度信任韓德讓，韓德讓也同樣以自己的能力回饋遼國的政治建設！
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為帝，皇后為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遼史·列傳第九》
在統和年初，韓德讓既是南院樞密使，又被蕭燕燕加以“政事令”的議政，決策的身份。到了統和十一年，韓德讓先是繼續任職北院宰相，在同年耶律斜珍死後，韓德讓兼任北院樞密使，官拜大丞相，這一年，韓德讓的政治權利以及朝野地位達到頂峰。
韓德讓數十年的攝政生涯，主要功績在於推動律法，形成“同罪同治”的法律環境，拉平了契丹民族和其餘民族之間的地位，其次還重啟科舉，形成完善的科舉體系，任用漢官，令原本契丹朝廷的“世襲官職”變為“選官制”，任賢者為用，尊漢法，形成“胡漢一體，胡尊漢禮”的局面！
同罪同治：擺脫奴隸社會的不平等！
早期的遼國社會，存在著“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的現象，同樣的罪行，因為種族的不同，受罰結果也各異，這其中體現的本質就是落後的奴隸制，不利於遼政權的全面發展，更容易加劇民族矛盾。於是在統和十二年，遼聖宗頒佈“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的詔令，背後的推動者，即為韓德讓。
早期的遼國社會，存在著極多遊牧民族的野蠻作風，這也是遊牧政權自古以來的弊端之一，就連遼穆宗以及遼世宗都是死於契丹人之手，可見當時的契丹民風是何等的肆無忌憚，所以，同罪同治，是韓德讓效仿中原王朝，以及唐王朝的律法特色而制定的，久而久之，就能令契丹正式成長，成為階級分明，法度普及，人人受之的“條理性”社會，即為封建社會。
重啟科舉，選漢官：摒棄世襲
遼朝早期經歷過昏庸的遼穆宗時代，那個時代，統治階級動盪，由於作風彪悍，匪性極強的原八部重要的後代都在遼國高級的政治體系當中。因此，耶律皇權地位實則是存在巨大挑戰的，而這些契丹豪強，政治集團，與隋唐的“關隴世族”本質幾乎無異，對此情況，韓德讓的改革方針即是：恢復科舉，效仿武則天，重用基層人才，削弱豪強地位，培養皇權心腹，最大化地鞏固耶律家族地位！
根據《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的闡述，在公元938年，由於燕雲十六州的漢人忽然暴增，遼太宗曾開展過選舉漢官的科舉，但是這時期的統治者，隨意性以及民族自我良好感受極強，並沒有嚴謹對待，到了穆宗朝，更是無頭無尾地被廢除，漢人出頭的方式就更少了。
統和六年，“是歲，詔開貢舉，一人及第。”（《遼史·聖宗本紀》）科舉被重新啟用，遼境內漢人重新有了新的從政道路，不至於荒廢才能，而且遼國的科舉的早期特點是，“僅允許漢人、渤海人參與科舉選拔，契丹本部人一律不準參與”。這其中給科舉增加了專屬性，保證選官的平等意義，不再似以往的科舉制度一般，容易夭折！
聖宗朝的科舉特色：
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契丹國志》
“詩賦”“經義”，本質其實就是漢文化裡的“四書五經”，聖宗朝的科舉，沿用的就是唐朝的科舉風範，以此來換取漢人才。而這也體現了，在當時契丹高級政治層中，漢人以及漢文化的缺乏，也可見韓德讓的一力推動，效果是非常之大的，而科舉制度進行之後，往後數十年裡的遼朝任官中，漢人佔據三成左右，這三成漢官，也是遼國未來的社會和政權性質向中原王朝靠攏的重要核心力量！
韓德讓攝政期間，這兩件事務的改革，既讓遼的“人權性、民族性”向漢文化的“封建性質”靠攏，更給自古以來“不學無術”的契丹民族，給予了漢人傳承最為高效的“學習選舉之法”，由此兩件改革中，賦予遼國的生命力無疑是非常強大的，也令蕭燕燕的執政期間出現了遼國“中興”的局面！
契丹“三顯族”之一，玉田韓氏
自韓德讓進行了科舉重啟以及改革之後，漢人官員的仕途渠道被接通，契丹國往後就出現了“漢化自循環”，因為自遼太宗科舉斷裂後，遼國內幾乎沒有基層漢官填充契丹的政治職能，“專屬性”的科舉制度，保證了政治的權力平衡，也讓遼開始走上“中原王朝”的特色政權之路！
- 承漢車輅制
如遼國本來貴族是沒有帝王豪華的車輅供以出行，“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遼史》）
但到了遼聖宗的太平年間，就出現了“行漢冊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的現象，這時候的遼國統治者在韓德讓改善了漢人仕途環境後，有新的漢人加入議政或完善遼禮樂、禮法的機構，就同樣令遼國皇帝尊漢文化，“行漢冊禮”，而且《遼史》的《儀衛志》中有記載，“盛唐輦輅，盡在遼廷矣”，由此體現了遼國禮法的高度漢化！
- 承漢官服制
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遵會同之制。——《遼史·儀衛志》
在景宗之後，韓德讓攝政，當時就改變了漢官服的穿戴階級，原本除了皇帝要穿之外，北面官三品以上都需要穿著漢服，而三品以上的北面官，又是遼國政治的最高基礎。再之後，到了遼興宗的重熙年間，大禮的場合都要穿著漢服，以示對沿用漢文化的一種尊敬和標榜正統！
因此，可以說遼國的漢化改革，實際上在諸多層面要比先前大多數胡人改革更為徹底，不僅從“帝王五輅”，“漢官服”上進行基本整改，更在經濟模式，管理思維上幾乎全部仿漢。其根源就在於，有過相當於遼國皇帝的韓德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韓德讓做為漢人，自然也會不斷髮揚自己優越的民族文化，正是因此，遼聖宗才尊韓德讓如“父親一般”，而當時的契丹貴族，也是對韓德讓心服口服，遼曾有稱，“契丹三貴族，耶律、蕭、韓”，其中韓便是“玉田韓氏”！
結語：
韓德讓是遼國“漢人地主階級”的絕對的典範，他的顯赫發家，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必然，因為遼國自耶律阿保機起，就在找尋維持王朝長久的道路，而南方中原王朝的農耕思維，嚴謹豐富的漢文化，正是遼國皇帝所需要的。
於是遼國的發展，和漢人韓氏，韓知古、韓德讓等，存在著一定的利益共同性，加上後來韓德讓其本人與蕭燕燕的關係特殊，才導致韓德讓幾乎壟斷朝綱，成為“實質皇帝”，這是漢人在遼朝的一個地位巔峰，也是奴隸制改善後的一種政治包容！
雖然韓德讓之後，遼朝漢人再無如此顯赫的地位存在，可玉田韓氏，“官至拜相者仍有七”。這就體現了，玉田韓氏無法撼動的一種國家地位，自韓知古起，一步步擺脫奴隸，再到二代“匡字輩”鞏固並平等於契丹，最後韓德讓推動到“三貴族”的地位，不亞於皇族，這也是玉田韓氏後人，仍能官至中央的根本因素！
參考史料：《遼史》《契丹國志》《中國科舉制度遼金元卷》《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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