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

文帝六年(前174)某天，漢文帝又想起了那個驚才豔豔的賈誼了。那個見解獨到、思想敏銳卻又年少氣盛、寧折不彎的天才少年在南方的長沙國可曾過得好？是否在這一段被放逐的歲月裡有了新的領悟？是否能夠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和身不由己？

《李商隱: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牽腸掛肚的漢文帝終究還是一紙調令把遠在千里之外的賈誼調回了長安，這樣一個“文能驚鬼神，才可定乾坤”的天才實在是讓漢文帝欲罷不能。徹夜長談之後，漢文帝就近分配，將賈誼重新分派到梁國任太傅。期間，文帝曾“數問以得失”，而賈誼也繼續不斷上疏，提出很多時政建議，比如弱藩，以德懷服匈奴，別貴賤、明尊卑、以禮治國等，被整理成後世流傳的《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

賈誼雖然年紀輕輕，但是他寫過很多文章。

賈誼的《過秦論》磅礴大氣

《過秦論》裡，從政治哲學的高度，酣暢淋漓地直指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內因，主張廢除某些殘酷的法律。《論定製度興禮樂疏》，直言漢初禮義廢壞的現象，建議“宜定製度，興禮樂疏”，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論積貯疏》，更是對漢初背本而趨末的淫侈之俗、殘賊公行、大命將泛等危險趨勢發出警告，主張以農為本。賈誼還上疏建議“列侯就國”，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到自己封地……

賈誼是一個真正的“名醫”，是真正能找準大漢初期國之弊端的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劑良藥，都能針砭時弊。但他最為輝煌的文章，還是《治安策》，堪稱西漢第一雄文、千古第一鴻文。

可是《治安策》終究還是沒有被漢文帝採用，儘管我們現在回頭來看，《治安策》是那麼的具有前瞻性，簡直就是對西漢前期對症下藥。這背後終究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呢？

賈誼為什麼寫《治安策》

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漢承秦制”並不完全，也不安全

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做“漢承秦制”，但是劉邦在建立大漢王朝的時候，是充分考慮了秦朝過於急速地集權而導致敗亡的因素的，所以劉邦保留了一部分“分封制”，大封“劉姓王”，希望“諸侯國能夠拱衛中央朝廷”，從而達到“劉氏江山，千秋萬代”的目的。

但是“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的美好願望，往往在政治中往往是難以實現的。畢竟“王冠的誘惑”不是一般人可以抵擋得住的。所以，原先被視為“保鏢”的諸侯國，不光沒有給大漢王朝帶來理所當然的安全感，隨之而來的是“尾大不掉、掣肘朝政”的威脅與煩惱。

匈奴屢屢犯邊讓大漢不堪其擾

其次，白登之圍後，漢帝國與匈奴達成了表面上的和平。但這種和平是不穩定的，匈奴人並未因和親而停止對帝國邊境擄掠。而且，帶有屈辱性質的和親之策，也不符合華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構。

因此，可以說，文帝時期的大漢王朝看似風平浪靜，實際上內憂外患。這種內外矛盾是對大漢王朝最初制度設定的一種質疑，也是對“大統一”歷史趨勢的一種破壞。要徹底地解決這一矛盾，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就刻不容緩，一種新的制度需要也呼之欲出。

《治安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它是奔著“國之重疾”而去的，這正是賈誼“才高於世”的體現。

《治安策》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賈誼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搭建新的政治秩序

總結一下，當時擺在漢朝的主要問題就是三個：匈奴問題、諸侯王問題和制度問題。本著“攘外必先安內”和“治標必先治本”的原則，那麼如何從制度上來打破漢王朝當時的困局，是首當其衝的當務之急。

賈誼這個一代“名醫”正是通過《治安策》對這一疑難雜症給出了自己的診斷書：

一、弱藩。請注意，是弱藩而不是削藩。

晁錯削藩是變相地執行《治安策》

在賈誼看來，一個都帝國，猶如一顆大樹，有幹無枝不行，但是枝葉過於繁茂也不行。中央朝廷要對地方諸侯保持強有力的控制力，就必須保證在實力上的絕對優勢，即要形成強幹弱枝的局面。

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厄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但是，當時漢朝的諸侯國由於數目繁多，且自由發展，管理失控，已經隱隱呈現孤立中央朝廷的趨勢。

我們知道，一個封閉的空間內，土地、財富、人力、物力這些養分是固定的，分別吸收的人多了，勢必造成資源緊缺或者營養失衡的局面。任由諸侯國強大，勢必導致中央權勢的衰落。

如果中央政權被衰落到了“強枝弱幹”或“乾枝均勢”的程度，那麼，就很容易在政治上形成“誰也不服誰”的“相疑之勢”，則“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的應對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這是漢武帝時期“推恩令”的原型。

這樣做的好處可以把朝廷的的憂慮轉移到諸侯國身上。並讓諸侯國在這種憂慮的政治利益分配和爭奪中，逐步瓦解分化，最終“地盡力窮”，下無禍而上無憂，則天下大治。

二、靖邊

恩威並施則匈奴問題可以解決

諸侯國是內部秩序的問題，而匈奴則是外部邊患的問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古代漢人的觀念中，政治構建中，是把自己當作地球的實際統治者的，所以中國古代皇帝才自稱“天子”。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而漢帝國長期奉行的和親政策不符合華夷之辨下的秩序建構。這對漢朝皇帝來說是一種屈辱。

按照漢民族的觀念，匈奴就應該是漢朝的藩屬，是漢朝的隨從。可匈奴自“白登之圍”後，與漢帝國以兄弟相稱，則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為關鍵的是，漢朝的忍讓和屈辱也並沒有換來真正的和平。

和親政策並不能帶來和平

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

匈奴的時刻犯邊，給漢朝帶來極大的困擾。邊疆郡縣，從百姓到將吏，不僅神經緊張而且戍守困苦。而整個大漢帝國還要時不時地組織舉國的兵力，以防守匈奴的不定期來犯。

這種文化上的屈辱和軍事上的威脅讓漢王朝是如坐針氈。但是漢王朝苦於自身根基未穩、實力不夠，也不得不一直忍氣吞聲。和親、觀望、防禦都是逼不得已。

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到了“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的觀點，也就是“恩威並施”的策略。再結合在《新書》中，賈誼具體闡述了“三表五餌”的制匈之策。

所謂三表，即通言然諾以表信、喜其壯貌以表愛、好其技能以表好。而所謂五餌，即給其衣以壞其目、哺其食以壞其口、善其傑以壞其耳、厚其降以壞其腹、用其降以壞其心。

我們不難看出，賈誼在匈奴問題上主張以“經濟、文化”上的同化為主。

三、安國

“文景之治”何嘗不是在踐行《治安策》

所謂安國，必然牽涉到三個方面：經濟建設、文化引導和制度設定。對於這三個方面，賈誼在《治安策》裡的政治設想是這樣的：

1）經濟上重農抑商

重農抑商在現在來看或許不是什麼好政策，但是中國古代是農耕文化，是土地經濟。重農抑商的意義無須過多解釋。

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

生產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是很多帝國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賈誼有此遠見，實在讓人敬佩。當然，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經濟學觀點，無非就是“開源節流”。

整個國家要大力鼓勵人民務農，積極生產物質財富，即糧食。而且還要節約用度，積極做好財富的儲備。而其目標就是要實現倉廩充實、財政結餘。

2）文化上重儒抑法

劉歆：“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賈誼比董仲舒更先提出“以儒為綱”

在儒家學說裡，“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其終極使命。賈誼正是一個真正的儒者。

秦法秦制下的“以利為要、以法為務”已經不能滿足漢朝長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了，一個社會、一個民族需要一套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法家過於嚴苛的思想，顯然不利於老百姓的心安理得，儒家的意識形態可能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3）制度上尊卑有別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尊卑有別”聽起來遠沒有“天下為公”那麼高大上，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觀點，“尊卑有別”是勢在必行的，也是無可避免的。

“皇帝”和整個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尊卑有別”的制度基礎上的。而法家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政治原則顯然不能很好地維護封建王朝的穩定運行。

賈誼給出了三點政治主張：一是要建立上下有序、尊卑有別的社會秩序和階級結構；二是要以“投鼠忌器”的方式維護這種秩序和結構的運行。三是讓這種秩序的維護者變成儒家思想的踐行者。

綜上所述，賈誼的《治安策》實際上是給當時的漢朝搭建了一個非常先進的政治框架。從朝堂問題、邊患問題、民治問題三個方面給出了自己振耳反饋的聲音，它是漢時代的政治綱領

漢文帝為什麼不用《治安策》

漢文帝其實是一個好皇帝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治安策》裡的很多思想恰恰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比如

唯一令人遺憾的是，漢文帝沒有表現出高祖劉邦和武帝劉徹的果決，沒有大刀闊斧地推行賈誼的《治安策》。漢文帝為何會棄此大才而不用？棄此鴻文而不顧？顯然不是因為漢文帝不夠欣賞賈誼，也不是賈誼“徒有其表”，那是為什麼呢？

1、漢文帝一個弱勢皇帝

漢文帝一直隱忍待發

漢文帝本來是沒命當皇帝的。事實上，在呂太后去世以後，劉姓藩王聯合在京的功臣宿將發動政變，迅速誅滅了呂氏家族。瓜分勝利的政治蛋糕的時候，藩王當中作接班人呼聲最高的是齊哀王劉襄，因為他本人和他的兩個弟弟劉章、劉興居都在這次政變當中立下大功。可是推他上去坐莊，在京執政的這幫功臣宿將們不同意。因為這樣一來會打破政治生態的平衡，讓話語權大大傾向劉姓藩王，功臣們的政治利益無法得到保障。於是藉口齊王母家太惡，把他否了。可是否了他，到底還是要一個姓劉的來做皇帝，於是挑了當時的代王劉恆。對齊王兄弟來說，劉恆是高祖的兒子，是他們的叔叔，他沒有理由反駁，而對功臣們來說，因為代王的母親不受高祖劉邦的重視，所以連帶這個兒子的勢力也比較弱，可以掌控，就這樣劉姓藩王和功臣宿將達成妥協，劉恆上臺了，就是漢文帝。

漢文帝在歷史上給人的印象是非常謙遜，很和藹，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也不排除和他的處境有密切關聯。因為他是一個弱勢皇帝，朝廷裡的周勃、灌嬰，朝廷外的諸多藩王，好多人他都惹不起。

2、《治安策》是一劑猛藥，而賈誼也是一個只顧治病的良醫。

賈誼的有一個理想國

二十餘歲的賈誼被漢文帝徵召到朝廷，便迫不及待地拿功臣開刀，要更定官制，讓列侯就國。要知道這時的丞相就是當年的政變第一功臣絳侯周勃，讓他就國不等於剝奪他的政治權力嗎？所以周勃和灌嬰等人只能聯合起來對付賈誼，不但不同意漢文帝任命賈誼作公卿，參與核心權力，而且要把賈誼從中央踢出去。

漢文帝不得已把賈誼貶到長沙王國去做太傅，這不是拋棄他，而是用柔軟的政治手腕保護了賈誼。因為長沙國是當時唯一的一個異性諸侯國，是處於邊緣化的地位的國家，賈誼在那裡暫時淡出一段時間，等風聲過了再回來，文帝應該是這樣考慮的。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過了一年多，漢文帝又再次在宣室召見了賈誼。有了上次失敗的教訓，漢文帝就顯得非常謹慎了，不談論政治性的話題，而扯玄龍門陣。但這個閒談當中，文帝仍然有考察賈誼的意思，因為談話結束之後，文帝說了“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這樣的話，意思是考察合格。

而之後漢文帝在給賈誼安排新工作的問題上是非常用心的，讓他做梁懷王劉揖的太傅。梁王這個位置，在文帝一朝非常重要。第一任梁王劉揖是漢文帝最喜歡的小兒子；第二任梁王劉武，是竇皇后最喜歡的小兒子。梁王在當時的地位是事實上的第二儲君：因為漢景帝劉啟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爹媽都擔心他不能順利接班。以至於後來景帝上了臺，竇太后還想讓劉武作皇太弟。

竇皇后也是信任賈誼的

我們可以看看漢文帝在這時安排的政治組合，劉啟是太子，晁錯是太子家令，這是未來的皇帝和宰相的班子。那麼梁王劉揖是替補太子，賈誼是梁王太傅，這就是替補皇帝和替補宰相的班子。所以賈誼這個時候實際上悄無聲息地又成為了未來宰相的後備人選了！

但是，賈誼在長沙國待了一年，他並沒有痛定思痛，總結經驗，進而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質。剛剛坐上樑王太傅的位置，

所以，並不是《治安策》的思想不夠好，而是它提出的時機不夠好。事實上，漢文帝也並沒有真正地把賈誼的政治主張束之高閣，而是一直在尋求實現它的最佳時機。

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

不知賈誼故居前的這塊石碑能否承載賈誼的思想

賈誼死的時候才不過三十三歲，可賈誼的理想，賈誼的夢想，卻並沒有消失，反而是在一步步成長，最終，歷經文景兩朝發芽，直到武帝時的破土而出，再到昭宣之時的大成，遂才有了那個為文帝和賈誼一同所期盼的那個理想時代：

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夫謂孝宣之治。

感言

長沙的賈誼故居

33年的壽辰，賈誼在西漢政壇最閃亮的只兩年，讓他的光芒穿越兩千的，還是他的文字。

他是騷體賦的代表作家，留下《新書》十卷，明珠兩顆《吊屈原賦》、《鵩鳥賦》，使其與楚辭的代表人物屈原平起平坐。

他的政論散文也堪稱文質絕倫，被劉勰《文心雕龍·奏啟》贊為“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其中的《過秦論》、《治安策》和《論積貯疏》，透闢嚴密，洶湧鏗鏘。連雜文投槍魯迅也服膺：他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對於賈太傅的短暫而閃亮的一生，歷代文人都有嘆惋，同時也對其性格與命運進行深度的剖析，最有代表性的是蘇軾《賈誼論》：“賈生志大而量下，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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