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郡縣制度不談，“郡望”一詞應出自唐代，但初見於《欽定四庫全書•重編瓊臺藁•卷十》中所錄《貴溪丘氏族譜序》。很明顯，其語言是南方漢語方言。所作《貴溪丘氏族譜序》的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瓊山（現隸屬海南省海口市，位於海南省北部、海口市中南部）人，被公認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屬於當今所謂的通才，在思想上被明孝宗御賜封為“理學名臣”， 在史學界則被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雖然丘濬曾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做官經歷主要在北方，但其成長的少年天才期卻是在南方，他出生於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初十，出生地即是瓊山縣府城鎮下田村（今海口市瓊山區府城紅城湖路金花村），明朝正統九年（1444年）考取廣東鄉試第一名，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赴京參加會試但不第，景泰五年（1454年）舉進士及第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以參編《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書成後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其間見聞更加廣泛，尤其熟悉國家典故。所作《貴溪丘氏族譜序》之貴溪屬江西，是當時北方人南遷的主要聚居地，其中所用的“郡望”一詞正是遷移到南方定居發展後的家族對北方故土、對自己家族的北方興盛光大之地的崇尚之情。其序中特別就此興旺顯著作了說明：“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諡，蓋亦崇尚道學者也。”不難看出，說郡望，重點在強調發展過程及其結果，而不只是強調所謂的名望。此後，“郡望”一詞則成了泛指各家族的興盛光大之地，因而擴展至南方。
我們何以說“郡望”出自南方？一是有前人論說為證：明人姚琛《丹鉛總錄·郡姓》中有一段話說：“虛高族望，起於江南。言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為據也。”其中肯定了“起於江南”而否定了“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二是有語言學上的證據。“郡望”一詞體現在是南方漢語方言習慣，這就是組詞規則與壯、黎等少數民族有相通的地方而區別於北方漢語方言，例如：形容詞一般放在名詞的後面、謂語也通常放在賓語的前面，公牛叫牛公、公雞叫雞公，“郡望”一詞正符合此例。作為“郡”與“望”的合稱，“郡”是名詞，指行政區劃；“望”是形容詞，指名門望族；“望”亦可作動詞，屬南方語言中的謂語後置、賓語前置，如問是否進餐，通常用“飯吃了嗎”，即是典型的謂語後置、賓語前置。在這個意義上的“望”，有如北方漢語方言中有“望月”之“望”，即發展至圓滿。所以，“郡望”連用，根據南方漢語方言的後置式組詞規則，可以置換為北方語言系統中的“望郡”，“望郡”的基本涵義是“地理位置重要的郡邑，有聲望的郡邑”，說到蕭氏，蘭陵自然屬於此例。“望”作為形容詞時是表示某一地域或範圍內的名門大族，也就是古稱郡中為眾人所仰望的貴顯家族；“望”作為動詞時表示在那個地方達到了興盛，成為當地的名門望族。在這兩種意義中，動詞意義的“望”是基礎，形容詞意義的“望”是結果。然而，這動詞意義的“望”卻一直被譜界忽視。僅在語言層面，這一點，從南方人保留北方中原古語如人稱代詞你是汝、他是伊、筷子是箸、蛋是卵、鍋是鼎等即可看出，其實這些詞都是隋唐遺音，都是隋唐語言的“活化石”，也都是遷移到南方之後的拳南方人的北方之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郡望”一詞的本意絕不只是對門閥地位的肯定，而更關鍵的是對使自己家族得到興盛之地的歷史記憶，其背後正是為了激勵後人的奮鬥、上進。所以，從價值取向上看，崇尚門閥地位是守成思維，崇尚興盛之郡是光大思維，正好是“光大門楣”、“光宗耀祖”之義。也就是說，動詞意義的“望”優於、先於形容詞意義的“望”。我們看到，一些郡望被認可，就在於其興旺光大之意，像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這樣的成就不僅使各該族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而且也使各該族以這種發展作為歷史記憶，表現一種崇尚祖宗奮鬥前進的光榮之情。
所以，為“郡望”一詞正名，勢在必然。然而，譜界不少人並不清楚此義，如有的直接說“堂號與郡望是不等同的，郡望是與他姓區分的，堂號則是支系間的區別”，如果是這樣，如何理解不同姓氏有同一郡望，同一姓氏有不同郡望呢？或說“郡望”就是姓氏的起源之地，這已經有學者辯之，如襄汾賈振中先生即在《家譜知識講座之七：郡望不是姓氏發源地》中特別強調。還有一種解釋強調郡望即地望、郡姓，認為“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範圍內的名門大族，而地望也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通常引用唐代柳芳《氏族論》中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如果我們以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所合稱的“四姓”為據，對照現今各姓氏所強調的郡望，你就會發現其不一致的地方：王氏太原、謝氏陳留、袁氏汝南、蕭氏蘭陵、朱氏沛郡、張氏清河、顧氏武陵、陸氏吳郡、崔氏博陵、盧氏范陽、李氏隴西、鄭氏滎陽、韋氏京兆、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河東、楊氏弘農、杜氏京兆、元氏河南、長孫氏濟陽、宇文氏趙郡、於氏河內、陸氏吳郡、源氏西河、竇氏扶風，以此觀之，“郡望”與某個地方的所謂著姓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更不要說有的姓氏有多個郡望甚至多至數十個郡望的情況（李、王、張等姓即有很多郡望）。但是，如果我們以“興起之地”或“興盛之地”考之，則各自所稱的“郡望”則都有相應的關係。二者的區別在於：門閥士族或地區望族承認的是結果、是現狀；“郡望”強調的是過程及其成就，因而二者的定位是不同的。下面我們特別對有關門閥士族的說法加以闡明。
自然，“郡望”的基礎仍然與門閥士族有關，但主要不是強調的門閥士族（以此為據強調的是士、庶之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並以此自顯高貴，雖然強調郡望時仍然有此意義在其中），對此，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一個時代界限的劃分：“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這裡特別強調的是“隋唐而上”。“上”到何時呢？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郡望》中說是：“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合此則強調了“魏晉以來”“隋唐而上”。那唐以後呢？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則肯定說：“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姚則吳興，張則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由此可以看出，“郡望”一詞恰好有與門閥士族相區別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強調家族舊有的門閥士族特性。按照現在的表述，即唐以前強調門閥士族等門第，而唐以後則強調“郡望”。這一點，恰好證明的是發展本位觀：唐貞觀十二年（638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說，唐代的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為“五姓七族”，在一定程度上都強調的是發展中的過程性。這一點，宋朝編撰的《百家姓》，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都表明的是重當下發展狀況。要之，“郡望”的在唐氏興起的基礎是強調現實發展而不是歷史狀況，後人強調的“郡望”也正在於強調這種發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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