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駭人聽聞的傳言，大意是說，漢武帝認為古時候國家出亂子，就是因為，君主年少，而他的母親正在壯年，作為君主的母親，獨居的女子，便容易獨攬大權，驕傲蠻橫，淫亂恣肆，無人能禁止。下面接著舉了一個以往的形象的例子，呂后導致的諸呂亂政。

乍一聽挺在理似的，都是為了國家朝政的安危。可是，稍思驚恐，這實在是比活人陪葬都好不到哪裡去的禽獸式的作為。

《史記.外戚世家》就記載了這麼件事。

說漢武帝殺死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人。就是為了兒子漢昭帝不被像呂后那樣的母親擾亂朝政。果真如此了嗎？

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

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為“武”，豈虛哉！——《外戚世家》

這樣的行為、作為怎麼能與一代明君漢武大帝的形象匹配呢？而且在《外戚世家》中卻偏偏把這樣的作為讚美為是漢武帝聖賢的遠見卓識。由此，我覺得，司馬遷的思想認識也實在是太糟粕了。然當我再細心一查看，又認識到，其實不然，未必都怪司馬遷呀，如此武斷的結論未免不誣陷了司馬遷否。

核心的矛盾點是：司馬遷比漢武帝死的還早，漢武帝生於公元前156年，逝世於公元前87年3月，而司馬遷公元前90年就已經去世了，終年56歲。司馬遷比漢武帝早去世三年。也有說司馬遷也是公元前90年去世，這麼說，司馬遷也頂多與漢武帝同年去世。

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史記.外戚世家》

與漢武帝同年去世，更多可能是比漢武帝去世還早的司馬遷又怎麼知道，漢昭帝繼位時五歲？又怎麼知道漢武帝七十歲才生漢昭帝劉弗陵呢？漢武帝也就活了七十歲，七十歲去世那年生了漢昭帝，這未免也太離譜了吧。朽骨一把老態龍鍾的行將就死的老人，又生了一兒子？可能嘛？更主要，漢昭帝五歲繼位時，司馬遷早已逝世了，他是如何知道的呢如何記載的呢，莫非是時光穿越了。由此，足可見，《史記》絕非太史公司馬遷一人所撰寫，別的篇章先不論，最起碼就《史記.外戚世家》這篇而言，就根本不可能是司馬遷所作。司馬遷怎麼可能記載他已經去世後的歷史事件呢，時間對不上號。

因此，關於，“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只是為了避免“呂后亂政”那樣的事重演，並且，還把這種野獸不如的做法美化的說成是聖賢遠見的作為，這種渾說造謠根本不是司馬遷的思想認識，也不是他所編輯記載。

這句話的意思是，褚先生說：我做郎官的時候，問過熟悉漢家往事的鍾離生。

明顯，這是第一人稱的角度來寫的，“臣”也就是“我”——褚先生，如果要是司馬遷借褚先生的口說，應該是第二人稱的，褚先生說，他為郎時。況且，既然是鈡離生了解漢家故事，按司馬遷的寫史的精神，司馬遷該親自去找鍾離生詢問了解，然後以太史公的口吻說到鍾離生呀。

另外，有人考證說，這裡褚先生就是褚少孫，西漢經學家，漢成帝年間做過博士，據《漢書》記載，司馬遷去世後，《史記》亡軼有十篇，僅存目錄。褚少孫做了補充、修葺的工作。而《外戚世家》就是其中散失的一篇。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從別的一些篇章也有“褚先生說”，完全說明褚先生對《史記》作過修補編綴。

而且，借鍾離生的口說到的故事是，漢武帝到民間去尋找王太后所生的一女兒，也就是漢武帝的妹妹，從漢武帝親自去尋找來看，漢武帝是一位十分重情義的人呀。這就與殺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子的漢武帝形象截然不同了。可見，《外戚世家》當不是司馬遷一個人所寫，且內中有不少杜撰造謠的內容。很多矛盾重重。

再次，漢武帝寫有《李夫人賦》，是追憶悼念已故的李夫人的，從其內容及筆觸來看，那種深切懷念的真情實感充溢於字裡行間，怎麼看也與殺死自己所有夫人的漢武帝形象不匹配。

另外，鉤弋夫人為何被漢武帝處死？怎麼死的？關於這事說法有多種，但多是後人猜測，帶有些神話傳說性質的故事而已。並不可信。

比如，《史記》中有關鉤弋夫人的簡短的介紹，是褚少孫記載的，說她是趙氏，河間人，得漢武帝寵幸，在漢武帝70歲時得一子，也就是漢昭帝。這些本就很離譜，上文也已經說過，漢武帝70歲時也就去世了，怎麼可能在這麼大年齡得兒子呢？矛盾重重。不可信。因此，關於，鉤弋夫人究竟何時去世，如何死的，仍是個未知數。但就算是按漢武帝為了劉弗陵處死了鉤弋夫人，也不能說成是漢武帝處死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夫人呀。這是極度歪曲虛誇。況且把這種扭曲人性的做法作為說成是聖賢之舉，甚是荒謬。然而，後世尤其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立子殺母”卻一度發展成為制度，多荒唐！或許是這些後世的作法為了支持自己的做法的需要而把“立子殺母”之舉附會到漢武帝身上且極力美化。這本就是嚴重的歪曲編造杜撰罷了。

綜上，司馬遷都已經去世後的事件，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司馬遷記載到《史記》中的。可見，褚少孫補《史記》一說當是確有其事，而《外戚世家》就是褚少孫參與補綴的。

這也就能說明為什麼《史記》有些篇章不信天命，而有些篇章大談特談糟粕的天命觀，比如《外戚世家》這篇就是滿篇充斥著把各種事情都附會到是天命如此。有些篇章，就明顯的表現出是不迷信鬼神的非天命觀。之所以都是《史記》上的篇章，會出現如此矛盾的認識觀念就是因為司馬遷去世後《史記》散失部分篇章，又被補修後，《史記》已經不僅僅是司馬遷一人所作了，至於除了褚少孫補編《史記》外，還有沒有別的人編綴？暫不得而知。

試問，為什麼後人補錄記載的《史記》就那麼嚴重失實，甚至荒唐離譜呢？

我想大概是後來的編輯者多是以為規勸君主，附會到太史公的名下，搬出史記的大名以為自己的說辭更有理有根據的需要而才去杜撰編綴而已。比如，漢武帝殺死所有生過孩子的夫人，實際上，是一種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歧視的道德觀念所致。

都是圍繞著帝王轉的社會形態下，帝王的功臣與家眷必然有一定的對立，功臣為得更多權力的空間，就想著極力削弱帝王妻妾寵妃的權力。所以，《外戚世家》補錄的部分內容若是漢朝時人打著司馬遷的名號杜撰編綴上去的話，那就多有可能是漢朝開國功臣及其繼承侯爵的後代們杜撰造謠的。而，既然有人考證說，《外戚世家》是褚少孫補編的，可見，褚少孫多也是一位權高位重的大臣。

關於這點，可以佐證的是在《呂太后本紀》中有漢初功臣周勃、陳平等在呂太后去世後，誅除了諸呂，然後商議立高祖之子中的一位繼承帝位。綜合起來，按理說，齊王是最該繼帝位的，因為在平定“諸呂之亂”中齊王最積極，立功最多，能力大，而且，齊悼惠王是高帝的長子，他的嫡子為齊王，從親疏嫡庶探本求源方面來說，齊王是高帝的嫡長孫，立為皇帝，當然更名正言順，然而把持軍政大權的老功臣們一票給否決了，就說了，“齊王母親孃家的駟鈞，是個壞人，如果立齊王為皇帝，就會再出現一個呂氏。”

齊王不立，立淮南王也不錯呀，可是老功臣們還是同樣的一個藉口，說，淮南王年輕，他母親的孃家也很兇惡。最後，大家達成一致的意見了，代王是高帝的兒子之一，品行不錯，最主要呀是代王母親薄氏的家族謹慎善良。於是就擁立了代王繼帝位。其實，代王劉恆的母親薄氏是很少得劉邦寵幸的妃子，也是因此，呂后除掉了後宮的很多嬪妃，而薄氏卻被放出宮去遣往了代地。得以與自己的兒子代王劉恆在一起。

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呂太后本紀》

從這些得勢的老功臣們話裡話外關注的核心點就是帝王家的外戚們強悍不強悍，十分在意這點看，一方面，足可見呂雉呂太后的影響之大，對這些漢朝開國老功臣們的打擊之大。一如諸呂勢力，打擊功臣，險些顛覆漢王朝。另一方面，自此，臣子們對帝王家的外戚不可不謹慎注意呀，宮鬥影響太厲害了，這大概就是《外戚世家》中關於漢武帝殺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子的謠言的杜撰動力源所在吧。

因為皇帝既是家庭中的角色又是國家中的角色，在家國同構的模式下，帝王家族親情與臣子們之間是必然頗有衝突的，造成爭權奪勢，明爭暗鬥。皇帝若過多注重家事，重用親情關係，沾親帶故，則公卿臣子們就受委屈了；反之，臣子被重用重視，則皇帝親情關係的家事勢必要淡薄疏遠點了。這與忠孝兩難全都是一個病根。所以，造謠漢武帝殺死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子，且十分讚賞說那是漢武帝高瞻遠睹，是聖賢作為，聖賢功勞。

大有可能是作為臣子的褚少孫從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發極力貶低帝王親寵的嬪妃，已達到對自己當朝帝王的規諫的需要而附會到司馬遷《史記》的杜撰的說辭而已。反映的是封建帝王社會模式下普遍的官僚臣子與嬪妃之間的矛盾。

就像，魯迅所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

把整個社會興亡的責任完全推到女人身上，無非是封建王朝的臣子們為了衛道自己的利益而編出些十分片面認識的故事以為自己心安理得的安慰解脫而已。同樣，可以說，說漢武帝殺死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子這樣的謠傳故事，其實無非是王朝社會里男權對女性的壓迫以為達到自己作為臣子的權力的擴張的道德說教，畢竟圍著皇帝轉，被重視被關注重用那才有自己權力的膨脹機會。

漢武帝殺死了所有為自己生過孩子的女子的說法，純粹是後世臣僚們為了達到自己利益需要的嚴重誇大的杜撰瞎編而已。當然這同時也就反映了封建王朝社會形態及道德文化觀念的扭曲，對人性的扭曲和對女性的歧視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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