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繽紛的過程，既有金戈鐵馬的輝煌也有淺吟低唱的婉轉。在盛唐時期，無數的詩人留下了如群星一般璀璨的詩篇。在當時許多大詩人的作品中都出現了“五陵少年”這個特殊的意象。李白在《少年行》中有：“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五陵年少”實際就是“五陵少年”的倒裝，這個名詞最早始於漢代，是西漢中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指的是因為國家的政策要求，從其他地區遷居到五個特定陵縣的少年。這群少年在西漢的社會中特立獨行，對抗官府，既有快意恩仇的俠客，也有橫行霸道的紈絝，甚至還有為禍一方的盜匪。他們對於當時的社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也對於後世有很深刻的烙印，以至於到了數百年後，他們的事蹟依舊在詩人的作品中加以流傳。其具體為何，且待筆者慢慢道來。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淺談漢代的陵縣與五陵少年
談到五陵少年，就必須要了解陵縣的概念。所謂“五陵”指的就是西漢時期在漢高祖、惠帝、景帝、武帝、昭帝等五位皇帝陵墓周圍設置的五座縣邑。西漢時期，每一位皇帝和一些特殊的大貴族死後，國家會在他們的陵墓周圍設置特殊的縣城，遷徙部分百姓到此居住。這些百姓需要負責陵墓周圍樹木的管理，四時的供奉，以及防備盜賊等工作。這種縣邑當時被稱為“陵縣”，規模大小不等，有一些因為人口較少所以在《漢書·地理志》中都沒有留下具體的戶口數。比如：
漢高祖長陵，高帝置。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
漢惠帝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
漢景帝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
漢武帝茂陵，武帝置。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
漢昭帝平陵。昭帝置。莽曰廣利。
漢高祖長陵
這些陵縣一般都設置在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的轄區內。但與其他的縣邑不同，它們並不歸屬地方官管理，而是屬於中央諸卿之首的奉常（太常）管理。據《漢書》記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由於西漢皇帝的權力不斷上升，這些陵縣的地位也不斷在上升，中央一般會選拔精明幹練的官吏來負責當地的政務。到了漢武帝登基，函谷關以東的地方豪強開始有坐大的趨勢。這些豪強掌握了大量的金錢和人眾，在當地的民間漸成勢力，挑戰當地的治安和行政秩序。武帝為了根除這些地方勢力，直接用了主父偃所上“快刀斬亂麻”式的政策，將關東所有的豪強舉家遷移到位於三輔的陵縣居住。據《漢書》記載：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併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桀於茂陵、雲陵。’”
自此之後就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西漢徙陵政策，這種政策很明顯是為了抑制豪桀大族的發展。在武帝前期，中央也曾經下達過招募百姓前往陵縣居住的詔令，武帝建元元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這是一則帶有鼓勵性質的詔令，每戶居民自願遷徙可以獲得金錢和土地的賞賜，不過之後的豪強則沒有這樣的待遇。但是，由於這些豪強可以攜帶自己的財物前往陵縣，這就使得很多人到了陵縣之後依舊可以享受非常優質的生活。所以，這些山東豪強就逐漸演化為陵縣大戶，之後他們的子弟也就開始被稱為“五陵少年”。
“五陵少年”在漢代的內涵非常複雜。從政治上講，五陵少年是政府管理地方之中的不安定因素，經常破壞朝廷的法令。比如“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奸。”從經濟上講，五陵少年有許多的紈絝子弟，憑藉家中的財富走狗鬥雞，不務正業。比如：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後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鬥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
漢宣帝像
歷史上有名的邛成太后王氏的父親在遷徙到長陵後就喜好鬥雞走狗，也因此結識了還在民間的漢宣帝劉病已，促成了之後的王氏入宮。不過，五陵少年中也有為人行俠仗義的勇武之輩，“硃雲字遊，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此外也有秉持家族內部的高尚節操，盛名稱於天下的優秀代表。“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當然，還有最惡劣的一部分就是為禍鄉里，魚肉百姓的五陵惡少。比如東漢時期的外戚平陵竇氏家族，“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子孫縱誕，多不法。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幹亂政事”。這就完全是一副紈絝惡少的嘴臉，國家後期也依法進行了打擊與處理。綜合來看，五陵少年集團的性格比較突出，大多比較重視氣節，崇尚俠義。《漢書》中也有：“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因為西漢時期的徙陵政策而聚集到了一起，在之後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地方力量，盤根錯節。
漢代為何會形成五陵少年集團
第一，政治上要削弱關東地區的原六國勢力和新興豪強。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剪除了各地的異姓王，實際上也是為了削弱當地的舊六國力量。比如韓王信的韓國勢力，趙王張敖代表的趙國貴族勢力等，這些力量雖然不入廟堂但卻可以通過文化和社會兩個維度影響民心。甚至到了劉姓諸侯國統治時期，他們依然可以在民間汲取養分、施加影響。以至於漢武帝時期曾專門下詔：“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這封詔令是直接下達給負責管理關隘的都尉，讓他們加緊對於往來豪傑的審查。這說明，到了漢武帝時的豪傑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必須以國家政策的力量加以控制。這封詔書也可以視為西漢徙陵政策的前奏，在此之後不久，針對地方豪強的徙陵活動就正式開始了。將關東豪傑集團遷徙到京畿地區更有利於國家統一管理，而且將其賴以坐大的地方力量來源徹底剪斷。自此之後，這些豪強之家只能衍生出“五陵少年”這類紈絝子弟、鄉里惡少，派遣一個幹練果敢的地方官就可以輕易鎮壓，再也無法構成對於皇朝的威脅。在漢代，國家的力量是以京都為中心，呈同心圓狀態向外部發散的。越靠近京畿地區，國家的力量越強大，影響力也越明顯。所以，五陵少年集團只能是仰仗著祖輩積累下的財富度日，不會萌生出更多的非分之想。國家事實上也樂見五陵少年集團的出現，因為讓這些紈絝子弟鬥雞走狗、徘徊街市，總好過放任其在東方做大，危及政權。
漢代的奢侈玩具——錯金銀銅骰子
第二，崇尚財富與奢侈之風盛行。西漢自宣帝之後，國家中上層的奢侈之風逐漸興盛，成帝時期：“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正所謂上行下效，國家的統治階層崇尚奢靡，民間的富戶也極盡所能地享受自己的財富，自然就會湧現出大量的紈絝子弟。而且，正如筆者在前面幾篇文章中所介紹的，西漢實際上並沒有明顯的衰落期，西漢的全部國家成果都被王莽完全篡奪。所以，這些五陵少年的生活並沒有受到改朝換代的影響。直到王莽的幣制改革使得國家經濟崩潰，五陵少年的好日子才劃上了休止符。這些富家子弟有些投入到了地方軍閥的陣營中，甚至有人直接起兵反抗王莽，成為了兩漢交替時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
遊俠文化在漢代極有市場
第三，遊俠文化對於少年的影響。正如筆者前文所述，五陵少年的先祖都是東方六國區域內的豪強，所受的文化底蘊各有不同。但是，這些熱血少年卻大多都被當時風行於全國的遊俠文化所感染，重義輕生，恩仇必報。五陵少年的性格底色中本身就有這部分的因素存在，再加上西漢有名的劇孟、朱家、郭解等遊俠的事蹟流傳。快意恩仇，仗義任俠就成為了五陵少年群體的特徵，雖然他們達不到遊俠的標準，可是其經歷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五陵少年集團對於後世的影響
由於五陵少年是一種社會群體，不涉及到國家的政治鬥爭，所以得到了很好的延續和發展。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崛起，很多西漢時期的五陵少年之家都成為了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比如京兆韋氏，其先祖為西漢丞相韋賢，舉家遷徙到平陵附近，其子弟就是五陵少年中的一員。到了唐代時期，韋氏一共出了數十位宰相，顯赫一時。另一大族京兆杜氏，其先祖是西漢酷吏杜周，武帝時期遷居茂陵。《漢書》記載：“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鉅萬矣。”杜氏後人就憑藉著祖輩的福廕不斷髮展，到了唐代人才輩出，杜如晦就是當中的代表。韋氏和杜氏在當時合稱“韋杜”，民間有“城南韋杜，離天尺五”的說法，以凸顯其家世顯赫，聞達一時。這足以看出，五陵年少集團到了唐代依舊是富家子弟的代名詞，唐詩之中的章句也開始多了起來。
五陵少年最終發展為世家大族的一員
綜上所述，五陵年少集團由於西漢時期的徙陵政策而出現。原本的關東豪傑被遷徙到京畿地區，其子弟縱橫鄉里，有仗義任俠的英才也有為禍一方的惡少。這一集團主要活動於民間，行為屢屢與國家法令造成衝突，是國家統治力量的離心因素。但是，其中的優秀代表在國家紛亂時期將家族很好地延續了下來，並且成為了魏晉時期的世家大族。到了唐代時期這些群體依舊對於國家政治社會有重要的作用，“五陵少年”也成為了唐詩中的經典意象，為後人所傳唱。
參考文獻:《漢書》，《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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