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溪是沅水和湘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说穿了就是古代人们对河流的支流没有那么全面的了解，于是历史上把沅水及其上流流域统称为五溪（其实沅水较大的支流就有22条），五溪包括（雄溪、樠(朗)溪、酉溪、潕溪、辰溪)地域。辰溪始于梵净山麓的贵州铜仁地区江口县、流经铜仁，再下麻阳汇人沅江，是五溪中最大的一条溪河，也是最负甚名的一条溪河。樠溪即流经现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松江，潕溪即流经现铜仁玉屏的舞阳河的下游，雄溪即舞阳河的上游，酉溪即现在重庆酉阳县的酉城河，辰溪是蛮夷的腹心溪河，明代的以铜仁府为核心的贵州正是在这条蛮夷者最集中的腹心溪河中诞生的。 从大致范围来看，五溪地域应包括现在的湖南西部，包括湘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巫溪流经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北部，包括思南、铜仁、印江、松挑等地;贵州的东南部，包括武溪(舞溪)流经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等县以及湖南的新晃、怀化等县，还有沅江的支流清水江两岸广大地区；还有原四川东南部的酉阳、秀山等地。
明朝沈瓒《五溪蛮图志》五溪图
“五溪”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搜寻不到相关信息，可在历史上的五溪可是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地名,这里曾是西南地区著名的“五溪蛮”的故乡。五溪蛮历史上曾经非常厉害，他们可是湘西土匪的前身。
五溪——沅水上游各条支流的总称。
湘西两千年造反的源头就是东汉五溪蛮大反叛。为什么东汉会发生五溪蛮大反叛 ？这对弄清湘西人两千年的造成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历史往往是过去的重复。
刘秀称帝以后，武陵太守王堂直到建武五年（公元29年）才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表示归服。在西汉时期，湖南地区还是“蛮多汉少”，汉族人至“汉末王莽之乱，始大举移殖荆湘”。对于武陵郡这样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来说，“蛮多汉少”的情况尤其为甚，即或是经历了新莽十几年后也如此。当“武陵蛮夷特盛”之时，失去了中原朝廷凭恃的武陵太守王堂，大概也只能保守住郡治、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等几个中心据点而已，对于动辄可出兵数万的五溪地区蛮族应早就失去了控制能力。因此，他向刘秀政权“遣使贡献”只是意味着他所能控制的郡、县城等几个据点归服了东汉王朝，而广大的五溪地区则仍然是如同原样独立的。
西汉推行的宽松的羁糜政策，但是随着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平定蜀地割据势力公孙述后开始改变，开始强化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
东汉政府开始强化对南方的统治，南方开始也就出现“蛮族”的“反叛”。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蛮夷的反叛；十八年(公元42年)有益州西南夷的反叛。东汉政府对这些反叛，都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
为什么到了东汉包括五溪在内的南方开始出现“蛮族”的“反叛”？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五溪的“反叛”共十一次，其中有两次说明了原因:“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屯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又:“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以为可……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武陵蛮”、“长沙蛮”、“桂阳、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都是五溪蛮的别称或一部分的别称。从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已经在五溪征用徭役、收取赋税，并且“徭税失平”，不断在加重。显然，东汉徭税是引起了五溪蛮不断起义反抗的原因。
光武帝刘秀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采取了一项新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曰‘度田’。‘度田’的目的，除了掌握确实的户籍和垦田数目，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但是各州郡官吏都害怕豪强，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制’，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贫苦农民。光武帝的这项新措施，它既侵占了地方豪强的权益，又加重了少数民族的负担。于是，纷纷发起反抗东汉地方政权的武装斗争。
建武十九年(43年)，左中郎将藏宫曾击败过一次五溪蛮的“反叛”（击武溪贼至江陵），这次“反叛”行为可能是其时势力“特盛”的“五溪蛮”对汉族地区的一次武装劫掠行为，由于劫掠已经远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在朝廷引起了震动，东汉王朝四年后决定五溪地区进行“秋后算帐”。
其后就有刘尚征五溪、马援裹尸还等等五溪蛮反叛的故事。 ��\u0015�\u001dZZw\u0019MA�\u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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