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淀于明清，其间经历过太多辛酸。所幸，正是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吹响的号角，让中华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越挫越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唐朝开元之后，农业、手工业不断南移。与江南城市日渐繁荣、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趋势相应，江南瘟疫也日益变得频繁起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渐成形。贞观三年，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和学生，也即官方医务人员；开元年间，唐玄宗更进一步强化医学建制，10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20人，10万户以下置12人。至唐代宗时期，更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通过官方医务队伍的建立，以及瘟疫中对医药、医疗及经济上的补助，唐朝对瘟疫的防控虽不完善，但已渐成体系。
两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
相较于唐朝，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其中尤以临安居多，真可谓“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
两宋时期瘟疫频繁，其严重程度也不亚于唐朝，史书中常常有“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之语。不过，抗疫机制也大幅发展：宋朝已经基本建成了蔚为完善的官方医疗体系，富庶的经济也使得朝廷有能力在瘟疫期间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而便利的交通与相对较小的领土，也让医疗救助能够达到帝国的边疆。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御药院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育、考核医官等事务，与百姓相关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翰林医官院主要供奉医药，平时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医治瘟疫。
宋朝还兴建了一批慈善机构，如救治贫病的安济坊、居养院以及救济贫病葬用的漏泽园。元符元年，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强，增建居养院以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
明清：润物细无声的抗疫事业
至明朝后，朝廷医疗政策转入消极，但惠民和剂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明朝后期，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机构，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医疗机构，但地方大员往往在职权之内设立医药局，这一政策贯穿清朝始终。与明朝相比，清朝相对成熟的印刷业也为地方官员在瘟疫暴发时刊刻医书提供了技术条件。
相较清朝地方官府设局制药、刊刻医书的做法，民间面对瘟疫的“自救”行为的确显得积极得多。清朝没有建立惠民和剂局，但宗族、行业的会馆公所则自发包含了医疗救助功能，如常州王氏的《参改义庄规条》便有此规定：“庄内则有名医生，议定每季薪俸若干，择诚实药房……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请医诊视……到店付药。贫苦难堪，酌给钱若干，以备零星等费。”
除会馆公所外，清初民间就出现了乡贤举办的善堂。江南最早的善堂数顺治年间建于杭州的悲智社，至清末善堂数量明显增多，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等。同治以后，还发展出经营模式更为先进、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
清朝的会馆公所和善堂基本继承了古代安济坊、居养院、惠民和剂局等机构的职能，只不过创设者由朝廷走向民间。清朝后期，地方官府往往会在兴办医药局等的抗疫事业中予以支持，而乡绅的活跃又能保证地方“善政”在官员迁进后依然保持稳定。在民间力量有一定发展的背景下，清朝抗疫事业似乎只是更加“润物细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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