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三大哲人相继问世——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孔子。
德国哲学家雅士培的《四大圣哲》里面，特地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人——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对先哲的景仰不乏其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临终前的遗愿竟是：“愿意用一生的成就与财富，换取跟苏格拉底共处一个下午。”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时代末期。这个时期正处于人类社会第一个转型期——东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战乱不止——同时那又是一个向新的文明时期急劇迈进的时代。
虽然如此，但这一时期在“礼”的约束之下，包括战争在内，都呈现出一种极其隆重的“礼仪”与“礼数”——
这个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
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神似。这样的“战争表演”，让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但不得不承认，这时的战争却真正延续着“君子之战”，交战双方都是“士”字辈的贵族阶层。按照孔子“克己复礼”的路数在实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也是孔子作为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毕生寻求恢复周礼统治以终止战乱的根源。
两千多年前，当鲁国人孔丘坐着牛车，带着他的追随者们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时，诸侯要么报之冷眼，要么虚与委蛇，乃至于可怜的孔夫子竟然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得食，惶惶如丧家之犬。
孔子的一生，见证了吴、越北伐齐鲁；晋六卿在西避秦、东掠地的道路上，你死我活拼杀；而齐国为抵抗吴越、晋国，日益倚重田氏、晏氏家族的力量；鲁国“三桓”也在外敌环伺的过程中咄咄逼人……孔子走到哪里，都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
可即使如此，孔子仍保持着自己的初心。《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是一个严肃的人，从吃饭到睡觉、穿衣、行礼、走路都严格按照绅士风度要求自己。
或许是生不逢时，或许是先知先觉，孔子一生虽然颠沛流离，却一直固执己见地兜售着他的“礼”。
孔子对“礼”非常尊崇。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孔子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耻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孔子没有留下亲手写成的著作，其主要言论被弟子们记录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孔子在《论语》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树立了儒者良好的形象，比如“子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这种言论体的形式，反而增加了孔子的传奇色彩，成为诸多“语录”式作品的鼻祖。
从子贡开始，孔子就被称为“圣人”。历史越是往后靠，圣人的思想传播越来越广。自宋代以来，《论语》确定了作为儒学核心经典的地位。
在孔子看来，“礼”的另一种解读便是“仁”，是“礼”给个人提供了发展“仁”的最好机会。“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可谓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追求的“仁者，爱人”，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打仗。他在《宪问》里举齐相管仲作为“仁”的典型代表：“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不以兵车”就是“仁”的直接表现。
孔子所谓的“仁”和“孝”延续了管仲的说法，都是针对执政者，而不是老百姓的。执政者别打仗，就是“仁”；仗打得少了，不用上战场的成年人有机会留在家中，赡养老人，照顾幼儿就能实现“孝”——仁是条件，孝是结果，缺一不可——“孝”其实是“仁”的隐喻形式。孔子主张用3年时间为父母守孝。才有了后世官员“丁忧”的规制。
《孔子家语•王言解》记载，曾参问孔子“成就王业”的道理，孔子说了“七教”，头两条就是“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即“敬老、尊齿”，同时直接指向了“上”，也就是执政者。只有执政者先“敬老”，老百姓才能进一步“孝”。
这应该是一生颠簸，却从未享受“敬老”待遇的孔子，对“上”位者发自肺腑的呐喊。
为什么历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为万世师表？孔子为何博得帝王们的欢心？著名历史学者刘军宁给出了耳目一新的答案，他说，孔子的主要身份有先知、君子、帝师三种。孔子自己最为神往的，还是“帝师”的位置，这是他周游列国的最大动力。刘军宁认为，从孔子与其弟子对话录中的《论语》中也不难看出，帝师的本质，就是如何教授帝王把天下民众都变为君王的臣民，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巩固君臣关系的格局，扩展君臣关系的秩序。
孔孟的民本思想，最终是站在君王立场上的。君王即使优先考虑百姓的利益，最终还是落实到维护自己的江山上。这样的“民本”背后还是“以君为本”。
孔子在《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孟轲也在《离娄下》为之呼应：“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动摇，任何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强大的君权面前，都无济于事。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但即便是诛杀之后，还是要回到以君为主的君臣格局。
一旦出现暴君，历史便会重演一遍。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以君臣关系为架构的政治秩序，不论君王是贤明还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与政治正当性。承认君王权力至上，坚持君臣格局，等于主张天下私有，认可基于暴力的统治的正当性。
或许，这正是历代王朝统治者，让孔子高高在上的重在原由。
也就不难理解，2000多年来，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孔子都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先说庙堂，孔子被历代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封追谥——
汉平帝时追封褒成宣尼公，汉和帝时追封褒尊侯，唐太宗时追封先圣、先师，唐玄宗时追封文宣王，宋真宗时追封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嘉靖皇帝称他为“至圣先师”，清世祖时追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就连兵连祸结的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也照葫芦画瓢地追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再看江湖，历朝历代以来，“孔庙”或“文庙”可谓遍布宇内，延伸至县乡一级，难以计数。史载，最早的文庙建于孔子去世次年，即后来的全国规模最大的曲阜孔庙。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文庙遍地开花。时值明清，几乎每一府、州、县治所在地，都有文庙的红墙黄瓦。
孔子是至高无上的文化庇护者，每一地的文庙，便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盛大的仪式进行祭祀，这就是祭孔。红色的围墙，高耸的飞檐，沧桑的琉璃瓦，处处透出一种与一些小城格格不入的王者气派。这，就是供奉孔子的文庙。
就是今天，密布世界的孔子学院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和载体。自古至今，没有哪一位先哲圣人，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号召力。
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在儒家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是最高、最重要的关系。在回答齐国君主关于如何治理国家问题时，孔子曾不假思索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心领神会，大喜过望，马上接着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如此一来，双方便达成高度的共识：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有儿子的样子。所有社会成员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国家才能安定。以致到后来，中国的君臣关系竟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追根溯源，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因而，刘军宁发出如是呼吁：“中国必须要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找回作为先知的孔子。我希望，在未来，帝师的孔子被遗忘，君子的孔子被欣赏，先知的孔子被弘扬。”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注册商标，孔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资产，不可否认，孔子同样是“中国两千年多年专制的精神教父”。
孔子晚年致力于编辑整理《春秋》。鲁哀公十六年时，也即是周敬王去世后第八年，孔子以73岁高龄辞世。去世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春秋》了，《春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
或许，孔子自己也没料到，他身后两千多年，会成为中华文明征程上，一个清晰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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