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岳飞是仅次于王安石的史学研究对象。现代意义的岳飞研究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展开。“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号召响遍全国，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应该从古代民族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岳飞研究蔚然兴起。这时候对岳飞的研究主要是为现实服务，只在于强调岳飞的抗金事迹和爱国情操，借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鼓舞士气，所以并不系统也不够深入。
岳飞（国家博物馆藏）
到了40年代，开始有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专业性论文出现。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65年，内地学者努力探求历史规律，在岳飞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特殊时期开始后，学术界对岳飞展开了批判活动，进而由批判转向全面否定，正常的史学研究一度终止。
80年代，岳飞研究逐渐走向正轨，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体——“岳飞研究会”。各种研究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龚延明《岳飞评传》等，这三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岳飞研究的水平。此外还有各种通史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多篇专论。
《岳飞传》
目前得到学术界公认的一点就是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在其它方面则存在不少争议，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杀害岳飞的元凶到底是谁？。邓广铭坚持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在他所著的《岳飞传》里他就以此作为第二十章的标题。他的理由是秦桧专擅朝政，“挟虎势以要君”，能把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上；“岳飞父子的冤狱完全是秦桧矫诏所造成的”。王曾瑜对此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龚延明也认为“宋高宗是这次预谋的罪魁。可是，南宋的史家在当时的封建专制势力的压力下，只能归罪于秦桧”、“高宗下毒手杀害岳飞，有充分的历史材料可资证明”，原因主要是在于岳飞在议和问题上不合作，也怕岳家军的存在威胁到他的统治。戴建国从宋代司法制度入手，认为宋代审案“十分慎重”，“一般案件允许上诉”，但属“奉圣旨根勘”则不允许上诉。
岳飞一案正是“御笔”亲断，“不许人陈告，官司不得受理”。所以岳飞一案“所有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在高宗的旨意下进行的”。朱瑞熙从中央决策制度角度进一步论证秦桧一手遮天，假传圣旨是不可能的。辛更儒则支持邓说，认为宋代宰相在刑法方面本来就享有决断的权力，甚至可以先行后奏，“高宗处理重大行政要务的权力往往被架空”。因此，“秦桧在杀害岳飞事件中充当首恶的角色”。
秦桧
二、《满江红》真的是岳飞写的吗？。最先提出《满江红》作者问题的是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卷23《岳武穆遗文一卷》说到《满江红》词始见于明代弘治年间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词碑，此词碑由广东按察使赵宽所书，“非飞之亲笔”。他认为此词“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拖”。对此疑问，学术界一直有争论。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认为此词确实是岳飞所作。邓广铭对此问题有论文专门论述,他先后发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指出“岳飞投军后的文化程度提高很快，具有填词做诗的能力；同时，具有这种思想”，认为“以岳珂《金佗粹编》未曾收入《满江红》为理由，而否定岳飞写过着首词，也不能成立。岳飞的另一首诗‘雄气堂堂贯斗牛……’同样未收入其中”。王瑞来一方面肯定此词“如果没有岳飞那样经历的人很难写出”，另一方面又提出“迄今为止，还没能找到一条毋庸质疑的材料”可以推翻余嘉锡的怀疑。港台学者对此也有论述，孙述宇提出：“这首词里有很多岳飞的典故，应该不会是他自己写的，若不是后人怀他咏他，就是别人拟他的身份写的”，“这首词与岳飞的《小重山》风格不符”，
“即使不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值得流传下去”。一些台湾的学者则认为，鉴于《满江红》词与岳飞精神已融为一体，成为激励民族浩然正气的有力武器。因此，对《满江红》的真伪没有必要争论下去。
三、岳飞是愚忠之人吗？。黄君萍认为“岳飞深受忠君思想的毒害”，他“自以为在尽忠，其实是助纣为虐，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愚忠思想”把他“推向了与人民为敌的深渊，最后使抗金事业半途而废”。邓广铭、王曾瑜、龚延明三人则基本上认为岳飞“有忠君思想，这是由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决定的，但
忠君思想并不同于愚忠”，而且“岳飞并不是事事都听从高宗”、“岳飞既有‘忠’也有‘斗’，不存在对高宗‘无限忠诚’和‘绝对忠君’的问题”。朱瑞熙也认为在中国古代，“忠君和爱国难以分开，忠君的思想和行为自然被看成是爱国的表现”。“岳飞屡次抵制高宗的投降政策，因而遭到杀身之祸，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他的忠君并非对皇帝的盲目的无条件的愚忠”。
宋高宗
四、岳飞是否进军朱仙镇？。岳飞北伐抗金的事迹有没有被夸大，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虚构？。邓广铭在其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岳飞进军朱仙镇，或许他不认为确有其事。王曾瑜则认为“‘朱仙镇之战’确有其事”。陈振则认为“即使无大战，亦非空穴来风，‘朱仙镇之战’应当是岳飞为掩护部队撤退而进行的佯攻，并非真的进攻”。
五、怎么看岳飞率军镇压杨幺武装？。1135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杨幺领导的农民武装。关于这个问题，邓广铭认为“岳飞用软硬兼施的手法瓦解了湖湘起义军”，“这是岳飞的罪行”。同时驳斥了杨幺武装集团与李成有勾结的说法。龚延明也认为“岳飞忠实地执行了君王的命令，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是一项罪恶活动……纵然不能有岳飞负主要责任，但岳飞也回避不了应负的责任”。马强则认为“杨幺领导的农民军在其后期已经蜕变为破坏南宋抗金事业的反动地主武装，所以镇压杨幺集团是岳飞爱国业绩的组成部分”，给予肯定的评价。俞兆鹏认为“所谓岳飞平杨幺事件，实质上是南宋抗金部队与爱国民间武装在共同保卫民族利益前提下的联合，而这也是南宋政府处理农民问题效果最好的一次。因此，岳飞不仅不是什么‘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历史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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