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領域提到“忠”，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效忠、盡忠於君王，抑或愛國之意。在春秋時期，“忠”的確有這樣的意思，不過卻只是其廣大內涵中的一部分。
我們不妨先來確認一下“忠”在春秋時人心中的地位。以往學者或主張“忠”在此時仍未受到重視、抑或不屬重要德目。但是，披覽《左傳》、《國語》等史料，即可斷定——“忠”在春秋時期，實是關鍵性的道德概念，亦是人之所以為人所需具備之道德。
《國語》雲：“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此言出自楚昭王問觀射父“祀牲”時。從天、地、民三者並列觀之，“民”並非指統治者轄下的子民，而是指“人”。因此，“民事忠信”即人最應致力者在忠信。
《國語》並未交代楚昭王發問的時間，但事實上，“忠”被認為具有如此重要之地位，卻並非是春秋末期的事，如《左傳》所載：
宮之奇雲：“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
此事發生在僖公五年，上距春秋之初不到七十年，一樣是從關鍵性的角度，論忠信的重要。
不僅如此，在《國語·周語上》的第一則，祭公謀父諫止周穆王徵犬戎，也反映“忠”被周人視為一項重要之傳統美德，且早就顯現於其先王不窋身上。
不窋為棄之子，他原本繼承棄所執掌的后稷之官，無奈夏朝衰微之際，忽視農業，他只好帶著族人遷居戎狄一帶過活。
不窋雖然遠離了當時的文化核心，不過他卻沒有荒廢本職，而是承順前人之德、紹續先人事業、遵循昔人法教，早晚都不懈怠，並秉持敦厚、篤實、忠信的態度，且讓子孫們也能如此，累世積德，不辱先人。
祭公追述“遙遠”的不窋之事，極難斷言全部屬實，且亦可能摻雜周人對於先王創業篳路藍縷的美化，有所失真，故未能盡信。
不窋雕像
然而，如果《國語》記祭公與穆王對話的這幕場景，沒有太大錯誤的話，且又考量到春秋時期對“忠”已極其重視，則似乎更有理由相信：在西周時期，“忠”已經是一個受到標榜的德行了。
那麼，“忠”的內涵究竟為何？它又被運用在哪些方面？
“忠”即“中”，為發自內心之意
由《左傳》觀之，“忠”最原初的意義，當指人的內心，以及本著此一內心而有之思考與行為。這通過晉國叔向對“忠”之定義，最可說明。
叔向曰:“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
周靈王二十六年，在宋國向戌的大力奔走下，晉、楚願意止戰，故於宋締結“弭兵之盟”。然而，盟誓前，楚國令尹子木有意憑藉和談的氛圍，偷襲晉軍。此事被晉國正卿趙文子得知，故急忙向叔向詢問對策。
叔向認為趙文子毋須擔憂，因為忠、信二德是不可侵犯的。“忠”乃出自於內心，“信”則是行為能夠如實踐履，均屬為人處事之根本大德，而不可動搖。
眼下晉國是發自內心地為諸侯們的安定而謀劃，且依照約定前來參與盟誓；而楚人也曾公開宣稱此行乃為弭兵，倘若他們襲晉，就是背棄信用、斷絕了自我之忠的行為。
從叔向之語，可以明白幾件事：
——“忠”是“內心實情的流露”，或者說“如實反映內心”。因此，假如有人對於某事心中分明作如是想，在外卻有相左之言行，便不算“忠”。楚國令尹子木即坐此弊。
——從“忠自中，而信自身”以及“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可知“忠”的地位較之“信”更為根本。因為“忠”是內心、內在思維的層次，而“信“則是將此內在發諸踐履，強調行動。
——人如果長期處於表裡不一的情況，最終將無法聽到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楚國令尹企圖詐許盟誓以襲晉，無非是為了使楚享有霸主之名或利，然其欺諸侯，此人人之所得見，眾人亦將由此唾棄楚國。
《東周列國·春秋篇》鄭莊公劇照
又如，周平王崩殂前，有意將政務委之虢公，此事引來鄭莊公怨懟，然平王卻假稱“無之”，雙方於是上演“交質”的戲碼。
平王去世後，周人或本著平王初衷，抑或遺命，準備立虢公為王卿。鄭莊公怒不可遏，遂遣祭仲率軍取溫縣的麥、成周的禾，以向周桓王傳達內心怨懟。
而由針對此事的君子評論可知，“交質事件”欠缺“忠”的心意，是毫無意義的；而“忠”又是“信”的基礎，因此周平王為了安撫鄭莊公，言不由衷地給予承諾，自然要受到“失信”的指責。
在玲瓏看來，“信”由“忠”來，“忠”是更基本的。然而，“信”在單獨使用時，則未必不能具有“忠”的意義，這就好像一個人能夠信於己身，也未嘗不可稱其為“忠”。
“忠”在各方面之運用
“忠”既然發自於內心，則人在面對自我，以及處事應物中，自當秉持不失。而史料中亦有許多事例陳述該理。
首先，春秋時人對鬼神必須盡忠。其意即：面對鬼神時，應具備發自內心之真誠。《左傳》載齊景公久病不愈，寵臣梁丘據進言“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於是建議景公追究祝官、史官的責任。
晏嬰得知後，勸諫景公。他在勸諫前，先引了第一次弭兵之盟時的一段插曲。
當時楚令尹子木聽聞晉國範武子賢能，於是向趙武詢問：範武子德行如何？趙武答：範武子在晉國盡心無私，他的祝史可以向神明坦白陳述心中實情，無所愧對；掌理家事也都能公正，使家族內部不生嫌猜；因家、國治理得宜，諸事圓滿，故祝史對於神靈亦毫無祈求。
晏嬰進而說明君王若是有德，祝史祭祀時便可“薦信”，進陳內心之實，並作為講究誠信之君主，與神靈間的使者，以“忠信”陳辭於鬼神。
但如果碰上無道之君，祝史欲誠實直言，恐陷於揭發君主之過的窘境。在不得已下，只好文過飾非，欺矇鬼神。如此鬼神當然不願接受祭獻，反倒要降禍。
《東周列國·春秋篇》趙武劇照
在玲瓏眼中，晏嬰之意，無非是希望齊景自課，勿責於人。而由其追述趙武之語，則清楚可知春秋時人有“對鬼神盡忠”的理念。同樣的道理，也出現在《楚語上》中的“觀射父論巫”中，可為佐證。
“忠”在春秋時期被運用的第二個方面，是國君對人民之盡心。其例在《左傳》中的桓公六年，此年楚侵隨，鬥伯比建議楚武王刻意於隨師前示弱，以促其驕縱。隨國少師不察，誤認機不可失，稟報隨侯，欲追擊楚軍。
隨國季梁諫止，言辭中提到“忠於民而信於神”的原則。事實上，此處之“忠信”，以“忠”一字概括亦無不可。
正所謂“上思利民，忠也”，這表示君主必須發自內心地為子民謀福利，而君主盡忠的對象，是上有神鬼，下有子民，其地位絕非是高高在上的。
此外，君主對於人民盡忠之方式，在《左傳》莊公十年中，有一則較為細膩的探討。
曹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魯齊“長勺之戰”前夕，曹劌與魯莊公的對話。
曹劌問魯莊公憑恃什麼與齊一戰？魯莊公先是提到自己分人衣食，但曹劌認為那只是小惠，因為能幸運獲賜者著實太少；接著魯莊公又以祭祀時必依循禮儀規定，未敢任意增加，乃是有信，曹劌則以此僅是對神明之信，而非對眾人之信；最後魯莊公說自己審理案件，縱使無法詳察明辨，但一定盡己之情斷之。
此時曹劌才肯定魯莊公，認為以情理獄是“忠”的表現之一，而能與齊戰。此足證斷獄實為古代貴族分內之要務，也是展現“忠於民”之一大方式。
《左傳》所載此則，我們若一併參照《國語》所記，便可確認“必以情”，為何是“忠之屬”了。
曹劌曰：“夫苟中心圖民，智雖弗及，必將至焉。”
《國語》這段話真令人恍然大悟，原來以真誠之情斷獄正是“中心圖民”的表現，所以才被稱為“忠”。
此一“以情斷獄說”，對照玲瓏前述範武子之“竭情無私”、令國與家大治的例子，二者對於“忠”之觀點，可說完全相侔。
《東周列國·春秋篇》曹劌與魯莊公劇照
君主盡忠於民之義既已論訖，玲瓏接著再分析“忠”之運用的第三及第四個方面，即人臣盡忠於君、國，以及人民對上級之盡忠。由於這兩種內涵後世恆見，故稍拈一、二例子分析說明。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這出自晉國狐突，其反映了貴族教育裡對“忠“之重視由來已久；再看《左傳》成公十六年，範文子評價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表面上看來是季文子節儉，與“忠”無關，但就更深一層來說，其節儉正顯示家產不豐；家產不豐則可推知其身居執政，卻不謀求私人利益；且其相多任君主，猶無“私積”，實屬盡心為國，貫徹始終。
至於人民對上盡忠，則如《晉語一》中史蘇所言，古代明君起兵征伐都是為了百姓，故能得愛戴，令百姓願意盡忠效死。
總結來說，春秋時期任何人都是強調“忠”的。只要明白“忠”的本義，那麼對於這些運用方式也就不會感到意外。
除了從身份之不同，觀察“忠”的運用之外，玲瓏還想補充說明，“忠”既然可以用來對人，自然也可以用在對事，而春秋時期“忠”被運用的第五個方面，即在謀事。
如齊桓公率領諸侯聯軍伐楚。陳國大夫轅濤塗擔憂聯軍回程，若取道陳、鄭一帶，兩國必將為了供應聯軍物資，消耗國力而吃不消，故欲建議齊桓公取道東方。他先將想法告訴鄭大夫申侯，申侯稱善；他遂向齊桓公建議，齊桓公應允。
豈料，申侯竟隨即向齊桓公獻策聯軍取道陳、鄭，還說此二國可以供應物資。齊桓公認為申侯有理，便將攻下的鄭邑虎牢賜予他，且擒捕了轅濤塗。到了秋天，齊國伐陳，聲討其“不忠”。
大致而言，《春秋》雖提到諸侯聯軍中包含陳國，然而齊桓公與轅濤塗並非君臣關係，轅無須效死；且即使轅濤塗被執，齊桓公仍然堅持聲討陳國“不忠”。可見，其所謂的“忠”，實指轅濤塗本應為聯軍出謀劃策，卻有私下考量而不盡心。
由此，不禁讓人想起曾子的話——“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為人謀，即是替人謀劃事情；而此人之身份，亦不限於尊長；則曾子之說，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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