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高郵的人，都會發現在高郵運東地區的農村中有一個怪現象，運河腳下農戶的房屋都建在高出地面三、五米的土墩子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向老鄉們打聽，都說是為了防壩水。
防什麼壩水呢？原來明清兩代統治者為了調劑運河洪水位，保證漕運的暢通，減少漫堤決口的威脅，從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起，在裡運河東堤上建造了南關壩、新壩、中壩、車邏壩、昭關壩等五座歸海減水壩，以便在淮水盛漲時，由此減洩歸海。歸海壩的設置，並不是為了把淮河的洪水通過這五座壩送到大海里去，而是為了保護運堤的安全，漕運的暢通，把洪水傾注到裡下河地區去，裡下河地區的地勢是個鍋底窪，歸海壩距海口遙遙二、三百里，下游並沒有開挖深溝大河導洪歸海，每遇開壩，裡下河地區頓成澤國，運堤以東的村莊裡立刻響起了驚心動魄的鑼聲，來不及逃避的農民就拚命往樹梢上爬，往屋頂上爬。霎時間，洪水衝倒了房屋，淹沒了已經快要到手的莊稼，使裡下河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陷入了災難的深淵。康熙的吏部尚書伊桑阿就曾在奏章中寫道：“每逢開放歸海壩，裡下河地區一片汪洋，民田廬舍俱遭淹沒。”真是“一夜飛符開五壩，朝來屋上已牽船，田舍漂沉已可哀，中流往往見殘骸。”
清代初年，對歸海壩的治理還是比較重視的。康熙卅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二月初五日，巡行至高郵時，他駐蹕界首，用水平測得運河水位比高郵湖水位高四尺八寸；初六日到清水潭、九里等處，測得運河水位比高郵湖水位高二尺三寸九分；至高郵等處見河水向湖而流，河水似高一尺。於是詔禾，將高郵以北減水壩閘盡行堵塞，子嬰溝壩、永平港壩遂被堵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時，途經洪澤湖，看到洪澤湖水下洩量大，擔心對裡運河有壓力，就詔示將洪澤湖大堤上的六壩改為三壩，並將壩底比以前提高三尺，不許輕開。
乾隆年間，守壩之說興，以開壩為萬不得已之計。乾隆十一、十二等年，河臣高斌封固高郵歸海壩束水歸江。由於這條入江水道洩水量太少，一般洪水年份還可以維持，遇到特大洪水年份就維持不了。所以封固歸海壩開始幾年還有點效果，裡下河地區有幾年獲得豐收。乾隆十六年（1751年）洪澤湖大堤添建了智、信兩座石壩，變仁、義、禮三壩為仁、義、禮、智、信五壩，洪澤湖的來量加大。乾隆十八年（1753年）大水，高郵湖、河水位日漲數寸，河臣高斌仍囿於成見，力持封守郵壩，如前數年之例，希冀下河有秋。水勢雍閼，啟放邵伯以北二閘，遂至衝潰，並決開車邏壩封土，前後計決開60餘丈，嗣是諸壩齊開，上下河田盡淹，屋廬漂沒無數。乾隆對這件事非常震怒，下旨嚴查，高斌被革職留工效力贖罪。正好這時又查到了治河官員有貪汙工程經費的行為，河臣得嚴懲，淮徐道管河同知李燉、守備張賓著即於該處正法，並將河臣高斌、江蘇巡撫、協辦河務張師載縛赴處所，令其目睹行刑訖，再行釋放。從乾隆十九年（1754年）起，清政府對歸海壩開始制訂開啟制度，輕易不許開放，但到了規定水位則須開放，以防運堤潰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並在裡運河西堤的萬家塘和東堤的南關壩設立志樁（水則）作為開啟歸海壩的依據。高郵水位站便應運而生了，這是我國準河流域最早由國家設置的正規水位站。
乾隆以後，清朝國勢日衰，河政日益腐敗，歸海壩的開啟次數開始增多。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三十六年到民國二十七年（1697～1938年）的241年當中，就有64年開壩，達188壩次。裡下河地區的廣大農民，為了不讓開壩，聚錢送到高郵城裡請願，併成群結隊地趕到堤上保壩，來的人把壩上都睡滿了，可是反動官吏雖然收了錢還是照樣在夜裡派人偷偷地把壩挖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裡下河農民忍無可忍，聚眾數千人憤怒登上大堤與清政府展開了保壩鬥爭。反動官吏竟悍然下令向手無寸鐵的農民開槍射擊，大批農民慘遭殺害，最後還是各壩齊開。
同治元年（1867年）江督曾國藩還作了明文規定，每年立秋後三天就准予開壩。裡下河農民為了和洪水搶時間，就拚命的改種早稻，種得最多的要算“三十子”、“嚇一跳”。這些品種收穫期早，秸杆高，但產量極低，每畝收得好的只有二、三百斤，從而嚴重束縛了裡下河地區農業生產的向前發展。所以有人說，從康熙十九年（1680年）開始，盛漲的淮水由運河東堤上的歸海壩向裡下河渲洩以後，直到新中國建國前的270年間是裡下河地區歷史上最黑暗、災難最深重的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多次組織群眾加固裡運河堤防，並在西堤砌築塊石護坡，開挖了蘇北灌溉總渠和入海水道，使淮水有了入海的通道，擴大了入江出路，增加了排洪洩量。“歸海壩”被最後廢除了，裡下河屢遭洪水漫溢的歷史從此結束了。“歸海壩”這一歷史陳跡，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罪惡的見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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