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6年前的1644年，現北京景山公園的“煤山”上驚現了震驚全球的“自殺事件”。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將他與大明最後時刻的緣分，交給了一棵“歪脖樹”。

據說，當時這一噩耗傳到一位蘇州讀書人的時候，他竟痛哭流涕、尋死覓活。這位書生先是嚼咬碎瓷片，未遂。之後又是投江，又是上吊，即使自身性命被好心人挽回為安，其依然不得安分，最終還是選擇絕食含恨而亡。

“春江水暖鴨先知。”“文化人”在一個社會當中，總是充當著那個最具敏感神經的“鴨子”。

電視劇《大明風華》宣傳照

對於“大明王朝”的效忠，成為一代知識分子一絲倔強的堅持，他們成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王朝的“良心”。創作“三言”的馮夢龍在清軍南下時以“古來稀”的高齡絕擊於清，不幸地被清軍殺害。撰寫“二拍”的知名作者凌濛初在抵抗李自成軍隊的戰鬥中“捐軀赴國難”，被殺害的時候已為60餘載。

明朝的讀書人，對大明王朝竟有如此之不捨。資本主義萌芽、科學技術的空前發達、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的廣泛應用，像是一幅西方印象派的油畫，以其絢爛瑰麗的色彩為這些知識分子所銘記。

科教興國

明朝創立初期，統治者開啟了封建王朝繼續前行的“復興農村計劃”，這一計劃不僅創設了傳統中原地區甘薯和玉米等高產作物填補農業結構的空間，還使南方松江地區200萬畝的墾田中佔一半以上的比例種植棉花，實現了《天工開物》所言的“十室之內必有一機”的“江南奇蹟”。

農村、農業、農民的關係得以較為合理的整合梳理，成熟的自然經濟體系又為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奠定了充分的物質基礎。16世紀之後的明朝，民營作坊增多，市場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歷任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縱愛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對明朝農耕文明的振興有其“濃墨重彩”的學術關涉：“明代中國變成了一個商業世界，不僅蔑視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復的農業秩序，而且還藉助了這種秩序的恢復。”

明朝人的服飾

經濟上的繁榮客觀上呼喚著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縱觀歷史，明朝屬實是一個“科教興國”的朝代，這是一個路人皆知的“常識”。更為可貴的是，科技的提升並沒有令大明王朝的統治者陷入“逢強必霸”的“大國沙文主義”，還讓這種對科學技術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得以“微觀化”和“私人化”的弘揚。

明朝的社會風氣開始呈現出中國封建王朝中難得一見的“尊賢重技”的良好風氣，“科學技術”被提升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戰略高度。王錫闡，字寅旭，天文歷算學家。即使生於明末，他也未對清朝事務保有幻想。在清軍南下之際，他似乎也在效仿文前所提及的那位讀書人一樣，投河自盡，以表忠心。顧炎武不吝對其讚譽，仰天感喟道“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傳統的歷史學家習慣採用“明清”兩朝一併研究的“套路”，將封建王朝歸為“尾聲”。但是就科學發展和對科學人才的崇尚方面，明朝和清朝簡直是“兩個故事”。

明朝朱棣和清朝康熙

基於此，一些歷史學學者認為，康熙時期的科技即使也出現過“短暫的春天”。清朝皇帝本人固然對西方科學技術有很大興趣，但和明朝統治者相比，清朝的“知識分子”與科技界人士與西方傳教士之間的文化交流相對較少。而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更有“群眾基礎”，更有可能架起中西方科技人文充分溝通的橋樑。

16世紀的中國和世界都走到了一個重疊的“科技語境”下，從上至下對科技的倚重，其實開創的是東西方文明在一個歷史轉角的“第一次對話”。可惜的是，這樣一個具有歷史裡程碑的對話在清朝走向“末路”，這很大程度上被歸結為清軍入關後所對中國知識分子創造力的打擊程度。閉關鎖國的隔絕、文字獄的摧殘，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科技基因”淪為一副無血無肉的軀殼。

“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

在當時的那個“萌芽”與“復興”為關鍵詞的時代，沒有科技的利器如同生猛的老虎失去了爪牙，即便看起來再威嚴，最終也難免淪為“病貓子”，為眾所欺凌。據權威數據顯示，從清朝初期到鴉片戰爭二百餘年的時光中，中國幾乎沒有可與明朝期間相比擬的、具有新的科學精神和科學見解的著作。

在這種情形下，貴族階層、知識階層曾經那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大丈夫情懷”便在無形之中被錯綜複雜的等級制度所擊打得蕩然無存，整個國家的創造勇氣和魄力也自然始終地處於一種“難以超脫””的落後狀態。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對此亦表達了他最為深切的惋惜之情。他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指出，“中國除了具備一個文明的國家政府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得它成為一個偉大國家”。

傳教士在明朝

明朝給中國歷史的貢獻還有一點莫過於它所開啟的“地理大發現”。這一時期，第一部由中國人獨立編纂的系統介紹世界地理的專業論著《地緯》橫空出世。這一論著不僅詳盡地介紹了當時世界各大洲以及中國的地理劃分，還拓展至海洋狀況和國外的航線。

這不得不說是為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世界觀”注入了一絲“最前沿的大發現”，中國人以“中原為中心”為天下的觀念於此時得以顛覆。明代文人熊明遇對其予以相關評論：“地形既圓......若將山、河、海、陸渾作一丸而看，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

放眼世界、海納百川，構成了大明王朝的博大氣度。《利氏撰於北京》一書對此還給後人講述了一個溫馨的“小故事”。明朝皇帝從傳教士那裡得到了“世界地圖”，但左看右看依然不甚滿足，他希望所有明朝的子民都應更多地瞭解世界。隨後，他託付下人多向傳教士索要幾份世界地圖。但那個時候世界地圖“供不應求”，皇帝只能建議傳教士在一個月之內親自繪一張更完美的世界地圖的刻版，工匠再依照這一刻版印刷數張，供更多臣民傳閱學習。

大明風華

中華歷史給大明王朝一個極為光榮而又艱鉅的歷史任務，這一王朝自然地在時間隧道之中承載起中西方文明的對撞和自洽的使命。15、16世紀是西方文明開始萌芽和醞釀的關鍵時間節點，新航路的開闢、啟蒙運動的四處彌散，讓地理大發現在東方文明體系又煥發出另外一層新的意義——"天下”除了中國這一“正統”文明之外，還有歐羅巴乃至美利堅。

中西方文明的對話在明朝交匯，驅使中國從上到下的“文化人”在思想維度上有了新的拓展——既然中西方文明兩者均為客觀之存在，那麼中華文明之中的“野蠻”與“文明”更無須嚴苛鑑別，這造就了明朝呈現出來的“大國氣象”——兼收幷蓄、求同存異。

瞿式轂的《職方外紀小言》開啟了將地理和文化結合在一起來探究的嘗試，其以更客觀冷靜的視角改變傳統中國對於“夷狄”和“諸夏”的區分。地理大發現及相關科技發展的擴展，最終成功地將中華文明定格為海納百川的豁達。

思想界的革故鼎新

鄭和下西洋便是“海納百川”大國風範的典型範例。與傳統歷史學說不同的“真理”是，鄭和下西洋不但沒有造成國家財政危機，反倒還使明王朝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對此評價為，“（鄭和下西洋）所奉獻及互市採取未名之寶，以鉅萬計”。明朝政治人物嚴從簡亦不吝美譽：“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至於鄭和下西洋為何演變為“政治威權有餘，而經濟盈利不足”的刻板成見，恐怕更是源於“人為之操作”。據悉，當明憲宗向劉大夏等文官索要鄭和下西洋的相關檔案資料時，他們懷著個人意欲獲利的“私心”把檔案史料藏匿了起來。在這些文官看來，如果皇帝認可了大明下西洋的積極功績，基於海外貿易而產生的利潤便被國家享有，個人即使從中獲利，也擺脫不了重新被收回的“宿命”。

明朝經濟之繁盛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開明包容的海外貿易政策，這成為很多人所難以理解的“歷史奇觀”。學者李隆生經調查後發現，“若取各家平均，則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億7000萬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億2500萬兩，合計2億9500萬兩。所以，整個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銀可能近3億兩”。

經濟的開明、科技的發展，無疑給思想文化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和促發。中西方人口和貨物相對自由的流動讓中華文明在明朝這一歷史端點發生了幾些變動。李贄主張“革故鼎新”，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倡導“知行合一”的王陽明更是將“個人主義”的端倪注入到大明王朝的文脈血液之中。

王陽明

文學領袖袁宏道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將“公安派”之風吹拂至四面八方。崇尚“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的張居正，將“依法治國”的思想雛形添加到明朝統治者治國理政的“公文包”中，不可謂不領先全球諸國矣。

明朝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敢於對傳統儒學提出某些質疑和改良，成為當時讀書人獨立人格養成的關鍵一環。民國學者劉大傑認為，“晚明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歷史錯位

更為可貴的是，明朝思想家的這種“啟蒙運動”通過中西方貿易與文化的交流波及到西方世界，成為歐美諸國之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助利於他們儘可能地發現一條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路徑。

西方學者萊斯利·斯蒂芬在其《從中國人那裡借來的議論》中提及，“英國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權，全是用中國人的議論向傳統的基督教徒進攻”。重新得以調整和升級的“儒學”竟也跨越一時一地之侷限，漂洋過海地席捲全球。休謨更坦言道，“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權的信徒”。

這裡有個千古疑問，即是看似具備同樣的先天條件，西方社會為何比以明朝為鏈接的“東方故土”更早地“接觸”到工業文明的機緣。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給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對此，他在經典歷史名著《封建社會》中談到：“外部遊牧民族所造成的災難以及各民族的大遷徙運動，已經塑造了歷史的主要框架。此後的世界幾乎只有西歐不受干擾。無論是蒙古人還是突厥人，後來的所作所為都只不過是對西歐的邊境有些觸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