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的微頭條，一位粉絲的留言特別有意思，他問我說：“唐詩裡比較口語化的詩人有誰”，看到這個問題，我腦海裡即刻浮現的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這句詩似脫口而出，的確很口語化。不過，關於那位讀者朋友的提問，今天我想用一篇文章回答他。
寫詩向來被視為雅事，詩自然也應是雅的，詩的語言也應是雅的。寫詩時用語都是要非常講究的，試想，我們現在作文都會不自覺地默認“書面語”模式，古人賦詩更是如此。更何況，在很長時間裡，文白是分家的。借用胡適先生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有兩條發展線索，一條是不變的古文傳統，即上層的貴族士大夫的文言文學；一條是文隨語變、言文合一的口語文學傳統，它起源於沒有受過文言教育的底層百姓的口頭創作，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學創作。（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然而正如胡適先生所認為的那樣，口頭創作卻也在一直影響著文言創作，體現在詩歌中，就是出現了不少口語化、通俗化的詩歌。
以唐詩為例。（溫馨提示，判定詩歌是否夠口語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讀出來。）
籠罩著初唐詩壇的是柔弱浮靡的齊梁“宮體詩”，“四傑”在題材上由亭臺樓閣、吟風弄月轉向江河山川、邊塞大漠的廣闊天地；而在語言上，他們選擇多用口語，從而創造了清新的詩風。如王勃《九日》詩“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盧照鄰《行路難》中也有“若個遊人不競攀，若個娼家不來折”。“若個”是當時口語，意為“哪個”，既可指人，也可泛指其他事物。
其實，一位優秀的作家應該是不僅能熟練使用書面語，對口語的靈活運用也是需要兼顧的方面，尤其一些有相關經歷的作家更有優勢。唐代詩人中，不少人熟練化用口語入詩，就是來源於鮮活的現實。如，《舊唐書·文苑傳》記載賀知章“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鹹有可觀”。他的詩歌語言就與其“遨遊里巷”有很大的關係，與里巷細民接觸多了，自然要受他們的語言習慣影響。他的那首《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白話程度就很高。
高適年輕時狂放不羈，結交遊俠、漫遊天下，加上他作詩有意學習漢樂府民歌，因此詩歌用語接近白話，如“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之類的詩句明白如話；與高適並稱的另一位邊塞詩人岑參，作詩同樣很口語化，如“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類就是如此。
“白話詩”在表面看來挺高雅的“山水田園詩派”詩人的作品中也很常見，如王維有“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就非常直白，而諸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之類的詩句雖有對仗，讀之也如口語般清新自然；孟浩然的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口語化的表達淺顯活潑，“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更是像家常話。
李杜也未能免俗。李白的很多詩都是天真自然、通俗易懂的，可以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概括其詩歌語言特色。除了開篇提到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還有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等等，無不是明白曉暢、近乎脫口而出的口語。
杜甫詩中用口語更甚，其“三吏”“三別”就像是用整齊的白話講故事，讀之如散文般流暢自然。即使是在講究對仗的詩中，仍然充滿口語化的表達，如“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類，既對仗工整，又以口語作之，足見杜甫寫詩的用心。
杜甫作詩追求“就世俗常談,發出懇至真情,令其曉然易見。”（仇兆鰲《杜詩詳註》）我們不難發現，杜甫作詩喜歡用口語詞、喜歡引用里諺。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南村群兒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等。有些在當時看來十分“鄙俗”的字眼，一般詩人不敢使用，但杜甫也同樣大膽引入詩中。比如“吃”字在唐代就是個口語詞，在文言中與之相對的是“食”，但杜詩中常用“吃”而不用“食”。如“對酒不能吃”“樓頭吃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吃飯”等。
時至中唐，詩壇上颳起一股創新思潮。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元白詩派明確標舉做詩要通俗，作詩為的是要真實地反映民意，詩歌的語言當然要貼近口語。以元稹評價白詩，謂“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就是在語言上要運用白話，只有這樣，詩文要表達的情感和寓意，才能為人所理解，然後普及，最終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白居易《與元九書》）的目的。
其實，要達到“老嫗能解”的“平易”境界，也是要經過艱苦的打磨。據周敦頤稱：“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袁枚《隨園詩話》載）為了實現詩歌的通俗化，白居易下了很大的功夫。
白居易的關於詩歌語言方面的理念在當時受到非議，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其《自吟拙什，因有所懷》詩曰：“詩成淡無味，多被眾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嗤笑他的“眾人”說他的詩“淡無味”，但白居易還是堅持“時時自吟詠”，並且明確表示只有韋蘇州和陶彭澤才是真正的知音，才能理解他的詩歌。
中唐詩壇上與元白詩派相抗衡的是韓孟詩派，韓愈、孟郊諸人向來被認為作詩尚奇求怪，其實這只是他們的詩風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方面，他們有些詩作同樣通俗、大量用口語。
孟郊《織婦辭》：“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樹。”如敘家常，真實表現了農家女的生活和心聲；《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寥寥幾句，勾勒出一個孩子與母親相處的畫面。
韓愈有《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贈張籍》：“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這可太大白話了。
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的，韓愈針對詩歌的創新，提出“以文為詩”，即用散文化的章法、句法融入詩中，這樣就難免形成口語化的詩。 這倒與元白“尚俗”殊途同歸了。
當然，這種口語化的詩歌創作一直貫穿至晚唐，比如，李商隱的這首“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也如口語一般娓娓道來。
除了那些比較主流的詩人寫一些“口語詩”，一些非主流詩人更“過分”。《唐詩紀事》載
胡令能詩三首：“《詠繡障》雲：日暮堂前花蘂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裡，引得黃鶯下柳條。《小兒垂釣》雲：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喜圃田韓少府見訪》雲：“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這還不算很“過分”，再來看個更“過分”的。據《升庵集》記載：“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雖為詠雪，卻無一“雪”字，妙啊。後人甚至以“張打油”命名這類詩歌為打油詩。
也許你已經發現，我以上舉的栗子多半是大家小時候就已經背過的詩。沒錯，有些古詩之所以經典，語言的口語化功不可沒。我認為，檢驗詩歌的口語化程度，除了前文提到的用語感感知，是否被用來做啟蒙讀物或者進入中小學教材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因素。 這些比較通俗的詩幾乎不用註釋，青少年理解起來少有障礙。
其實，在當時，“口語詩”在傳播上就佔有很大的優勢。唐詩的傳播方式主要依賴於人際傳播、書面傳播、口頭傳播三種形式。人際傳播多半限於詩人自身的生活圈，傳播範圍比較小；書面傳播主要是以選本、詩集的形式供讀者閱讀，一般來說是精英讀者比較多；口頭傳播卻可以涵蓋各個讀者層，一來中國古代文人與歌妓交往密切，二來口頭傳播主要還是在民間普通讀者中展開。口
頭傳播又可分為傳唱和傳誦兩種方式，不論是傳唱還是傳誦，這一類的詩歌往往通俗易懂，至少沒有佶屈聱牙的字、詞。唐人薛用弱的《集異記》記載有“旗亭畫壁”的故事，大講的是：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在“旗亭”（即酒樓）聚會飲酒，遇到一群梨園弟子。三人就打賭誰的詩在伶人中的傳唱度高，被唱出來一首就在牆壁上畫一道線。第一位歌女唱的是王昌齡《芙蓉路送辛漸》，第二位唱的是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第三位唱的是王昌齡的《長信秋詞》。此時王之渙並不尷尬，說你們的這些都是俗詩，唱的也是俗人，於是指向最漂亮的歌女說她如果不唱我的詩我就認輸。結果，那個歌女開口就是“黃河遠上白雲間”，王之渙出盡了風頭。（詳情見： ）
《集異記》雖然是記載奇聞怪事的傳奇小說，這個故事多有誇張、虛構的成分，但是唐詩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唱的，這一點不容置疑。
古詩詞有兩種不同的唱法。一種是有音樂加工的、有固定唱法，叫做“歌”；另一種是沒有固定曲調的、比較隨意的唱法，叫做“吟”。“歌吟”不僅有利於記憶，也有利於傳播，為了便於記誦和傳唱，古典詩詞的節奏感都很鮮明，文字都很精煉，儘量用最少的文字來表達最豐富的情感。出於可歌可吟的需要創作的詩歌固然比較通俗淺顯，但真正的藝術品也是經過有意識的藝術創作的，絕不是信口拈來的。
要說因為通俗易傳誦而成為“爆款”創作者，元稹、白居易最有發言權。《舊唐書·元稹傳》中記載：“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闊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洛陽紙貴”是說東晉賦作家左思的《三都賦》問世後被爭相傳抄，後來被引申為文學作品受歡迎。元稹的詩歌也曾導致過“紙貴”，可見元稹的詩歌也很“爆”。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自述：“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可看出，不管什麼身份的人，都愛吟詠白居易的詩，真的挺流行的。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也提到：“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即白居易）、微之（即元稹）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這段話中足以見元、白二人詩歌流傳程度，甚至在當時就是兒童讀物。只是“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一句則說明元稹這個人，大概是作品比較紅，人不太紅。（詳情見： ）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非主流的詩人也常常因其作品風格通俗、易於傳播而被民間讀者接受。以寒山為例，寒山詩長期被正統文學排斥，無論是官方還是文人詩選，寒山的詩都很難佔據小小的版面，然而在民間卻深受歡迎，原因就在於寒山詩有通俗、近似民歌的風格特點。
來看一下寒山詩。如《拾遺二首新添》:“我見世間人，個個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再如《我住在村鄉》:“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娘。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這些詩歌質樸無華，又幽默詼諧，生活氣息濃郁。
寒山還有詩歌表明作詩理念:“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可以看出，寒山和白居易類似，對自己的詩歌是比較有自信的，只要遇到“明眼人”，其詩便“即自流天下”。
明人胡震亨批評杜詩說：“雅道大壞，由老杜啟之也。”（《唐音癸籤》）所謂“雅道大壞”，在他看來用文言記錄的一切東西都是雅的，口語不論表達什麼內容都是俗的。這其實是一種偏見，好的口語詩，更能體現出作者對於語言的嫻熟把控能力。表面上看來好像隨手拈來，實際上都是來源於社會現實，多是人們生活經驗的總結，充滿哲理。通俗也絕不等於“低俗”。
這些白話唐詩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形象生動，表現力極強。這種語言的使用模式，對後來的詞、曲、小說、戲曲等的創作都產生了影響。宋代詞人中，李清照就喜用口語，如“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甚霎兒晴，霎兒雨，霎而風。”“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多少事、欲說還休。”等等。到了元曲中，甚至有通篇用口語寫成的作品。例如關漢卿的《不服老》：“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我這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我們現在看來，這些無外乎都可以稱之為經典作品。
不論是否有意，詩歌的這種口語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顧及到了作品在普通讀者中的接受效果，因此往往收到比較好的流傳效果，甚至，成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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