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郭紅松
【中國故事】
大河作為文明的溫床
《易經·賁卦·彖辭》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語。天人關係，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起點之一。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國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徵和個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運截然不同。讓我們先來一番山河判斷。
自然地理是人類歷史活動的基礎。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溫床，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孕育和流過的，其實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命運。觀察這條河，要把它放在整個東方文明的大背景下。從採集到農耕、從狩獵到遊牧，是人類早期歷史的基本線索。人類第一次革命是農業革命，農業革命使“遊蕩的人”變成“聚落的人”，發展出定居模式和複雜社會。哪些地方最適合農業革命的展開呢？答案是河流泛濫所形成的沖積扇平原。早期的刀耕火種只適合這些比較疏鬆的土質。在漫長的地質年代，黃河的不斷氾濫和改道，為黃河兩岸和整個華北塑造了這個大型的沖積扇平原，從而為農業革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和其他大河相比，黃河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塑造力？這要感謝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曾經是一片汪洋，西起青海日月山，東到河南洛陽，南至陝西秦嶺，北到陝北長城，湖面遼闊，面積有如今的六個渤海之大，可稱其為黃土原湖。大約1500萬年前，由於地殼運動，湖區推升，漸漸形成了高原，形成今天黃土高坡的地貌。
黃土高原的土層厚度普遍達到50米至80米之間，最厚的地區可達250米之上，這麼厚的黃土層是怎麼來的？目前比較流行的學說是“風成說”。在距今200至300萬年前的第四紀冰期，氣候乾冷，西北風攜帶黃土高原以西廣闊地區的沙漠和戈壁地區（包括新疆、內蒙古、中亞等地）的黃土往東南方向吹，到了黃土高原地區，風力減弱，黃土沉積，年復一年最終形成黃土高原。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西高東低的臺地，為她提供巨大的勢能和衝擊力。咆哮不息的黃河在流過黃土高原時，狠狠地切入黃土高原疏鬆的土質，黃土高原為她注入大量的泥沙，使得黃河成了一條泥河，也成了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河，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大河之中最為猛烈的受孕。黃河有著世界大河中最為偉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
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風水”“氣數”“時運”這些詞，是上自帝王下到黎庶，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中國的三級臺地所帶來的偉大勢能、不息的西北季風和地球板塊撞擊所創造的黃土高原，加上從天而降、九曲十八彎、永不言敗、莽莽寫出一個“幾”字的黃河，這“風”與“水”的傑作、“天文”與“地理”的合謀，如同陰陽、如同父母，一起為中華文明的誕生、壯大，提供了一個大河文明的形成與農業革命開始的最大的場域。
大場域必有大結構，大結構必出大功能，從而構成大命運。我們除了有人類農業革命最大的場域，還有一個更大的結構，支撐著這個大場域、大結構、大功能不至於碎裂坍塌。中華文明是“天降玄鳥”的“卵生”，之所以一次次鳳凰涅槃般不斷新生、壯大，綿延五千年而不曾中斷，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天造地設的保護性“蛋殼”。中國的東面是碧波萬里的大海，北面是少有人煙的凍土帶，南面是難以穿越的雨林，西北和西南有一系列巨大的沙漠、山系、高原和冰山作為屏障。他們合圍出一個保護殼，如同上天派來的保姆，如同護佑的天使，在文明誕生、發展、壯大中起到保護作用。中華文明的大場域、大結構，帶來大體量、大功能、大氣數、大命運。它內部的貫通性，形成幅員遼闊大尺度和大型人類社會，大型人類社會必然推動中心化組織結構的形成。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這個中心化組織結構不斷升級，從由血緣組織起來的封建萬邦到歸於一統的郡縣制，最終在秦漢之際形成穩定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天下觀，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確立文官制度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黃河的週期性氾濫、改道帶來的社會治理需求，推動早期國家發育升級和治理能力的向上集中。大禹治水、禹劃九州，就是這樣一個隱喻。馬克思所言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含有這層意思。
中華文明之所以不曾中斷、氣韻悠長，也由於這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給了她強大的生命力，使她在各種危難和挑戰中，擁有足夠的韌性，使她很難被扳倒、打敗，使她始終保有一口綿綿不絕的元氣，向死而生、反敗為勝，渡過重重劫難。中華文明之所以青春永駐、長生不老，也是因為這個巨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使她始終處在內部和外部能量的交換當中，多元多樣、風擊雲蕩、相輔相成，儒釋道、大運河、農耕與遊牧、陸地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大海生巨鯨，高天起鯤鵬！這大尺度、大場域、大體量、大結構、大功能，帶來雲蒸霞蔚、氣象萬千的文明大景象。
黃河、黃土地、炎黃子孫，這就是中華民族日夜不息、波瀾壯闊的流動史詩和中國故事。
歷史溫度與精神結晶
大體量、大質量帶來大溫度和大的向心力與輻射力。如同太陽，它的引力會俘獲一系列行星，它的高溫高熱和不竭燃燒，穿透黑暗和距離，散播光明。文明、歷史和民族，是一個活體，也有它的高溫區域，有它聚變燃燒中最早、最多、最激烈的地方，有它冶煉、結晶、成型、壯大的原點和坩堝。黃河、黃河文明就是這樣的坩堝、區域和鋒面。
費孝通先生使用了“多元一體”來闡釋中華民族結構格局和歷史發展進程。“多元”指的是中華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六個民族單元，“一體”指的是中華民族。他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實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回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習近平總書記曾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來闡釋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從多元（源）到一體、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發展進程。他指出，“我國曆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佈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幷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可以說，維繫統一、各族一家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此基礎上，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多元聚為一體，一體容納多元。“多元一體”既體現了充分尊重“多元”，堅持平等和諧，又凸顯了高度認同“一體”，不斷同心聚力。推動“一體”的力量，是自然地理基礎、天下大勢、歷史力量所構成的力的“平行四邊形”。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銳角、方向、勢能、鋒面在哪裡？在黃河、長城、絲綢之路這三條橫貫東西的平行線上。
黃河曾獨享一個字——“河”。黃河不僅是一條河流，也是一條精神之河、象徵之河。“黃河之水天上來”——這不僅是浪漫的詩句，也是漫長的文化想象。在《史記·大宛列傳》裡，張騫的“鑿空”，不僅在聯絡大月氏以斷匈奴右臂，也是為尋找河源。在歷朝歷代的志書中，在中國古人的觀念裡，認為黃河源於崑崙絕域，源於中華民族的神話之山、精神之山——崑崙，她與發源於崑崙的中國最長的內流河——塔里木河連為一體，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最低點——羅布淖爾，匯成文獻典籍所言的“鹽澤”“泑澤”“蒲昌海”“牢蘭海”，之後伏流於沙下，浸通出黃河。這種觀念直到清康熙、乾隆年間，朝廷不斷派出尋找河源使，一路上溯、風餐露宿，確定了青海卡日曲這個地方，才得以澄清。黃河百折不撓、一往無前、氣吞山河的自然偉力，從來都是我們這個民族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象徵。
中國歷史、包括整個亞歐大陸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模式，就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碰撞、遷徙、交流與融合。這一點在歐亞大陸的東部，表現得最為明顯和突出。因為在東部，有著歐亞大陸成熟、典型和龐大的農耕集團和遊牧集團。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決定。在中國，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分界線，大致區分了溼潤和乾旱，區分了農耕生活和遊牧生活。在北方，萬里長城大致就在這條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上。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撞擊、交流和融合，使黃河、長城區域成為中國歷史的高溫區，成為中華民族這個歷史大熔爐中火力最旺、受熱最多的坩堝的鍋底。也因為這一點，歷朝歷代的都城，也基本分佈在黃河一線。“天子守國門”，似乎只有押上一個國家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樹立決心、應對遊牧集團的挑戰，從而取得平衡穩定。正是在黃河、長城一線，我們看到中華民族大融合中的那些最先、最快、最結實、最美妙的結晶體。因此，可以說，萬里長城自構築的那天起，就成為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象徵。2000多年來，任何人都沒有能從認識上割裂萬里長城，因而也就無法割裂中華民族。長城對中國人來說，是意志、勇氣和力量的標誌，象徵著中華民族偉大意志和力量。從胸腔中唱出的《義勇軍進行曲》，使長城在人們心目中已昇華為勤勞、智慧、百折不撓、眾志成城、堅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愛國熱情。
如果說黃河、長城是攪動中華文明誕生、發育、成長、壯大的兩根葉臂，那麼，絲綢之路則不失時機地為這架偉大的攪拌器增添了又一根葉臂，使它轉動得更加平穩、均勻和細膩。在神話時代，中原就和西域發生聯繫，中國神話系統中的創世神話，以崑崙為曠神出場的基座、高臺；玉出昆崗，玉是神之食，是禮天重器。在商王武丁妻子婦好的墓中，出土了大量來自崑崙山的和闐玉所雕琢的玉器；世界諸文明皆有石器時代，但只有中華文明有玉文化，玉文化是中華文明在石器時代特有的一個結晶點。而中國的玉文化，至少在商代，就與崑崙山、與和闐發生了深刻的聯繫。在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之前，早有一條溝通中西、密如蛛網的玉石之路。在絲綢之路的帷幕打開之前，玉石之路早已散射出晶潤的光芒。而張騫的“鑿空”，鑿開的是“邊塞”，也就是鑿開保護性蛋殼最西邊的那一層，鑿開了隔絕亞歐大陸的東西之塞——蔥嶺、崑崙、帕米爾被打開了，絲綢之路越過世界屋脊，逶迤西去。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設立西域都護府，有力補全了中華文明和中華地理最西邊的這個重要的單元。
古代絲綢之路使中國連接世界，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見證了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與交融。從歷史經驗看，古絲綢之路正是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互鑑、共存的成功典範。
總之，黃河、長城、絲綢之路，這三條平行又相融的線，是中華文明的三個恢宏象徵，是歷史溫度最高、歷史力量最集中、民族與文化融合得最多最快，文明與精神的結晶最早、最大、最瑰麗的區域。
打造中華民族的新史詩
文藝走過的，是歷史的道路。在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弘揚中，離不開文藝、文藝作品、文藝精神的激勵和輝映。歷史上，以黃河區域為中線，以萬里長城和絲綢之路為兩翼，形成了中國古典文藝史中，主題、題材、形式、作品質量和社會影響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也最為輝煌的富集區。黃河就是一部打開的大書，以黃河為隆起的書脊，以萬里長城、絲綢之路為延展的兩頁，書寫了中國古典文藝最為華美深刻的不朽篇章。從中國最早、最系統的文字——甲骨文、最早出現“中國”二字（“宅茲中國”的何尊），到《黃河大合唱》《白毛女》《義勇軍進行曲》《東方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在最肥沃的土壤長出最茁壯的花朵。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總是更多更好地誕生於歷史溫度最高、精神結晶最美的“第一現場”，總是和歷史文化的基因、和當下的時代精神同頻共振。
以黃河為主題和題材的文藝創作，要想具有史詩的品質，必須架起通往歷史和文化的長橋，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接住這樣一個主題和題材所天然具有的沉甸甸的分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遇到了無數艱難困苦，但我們都挺過來、走過來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
以黃河文化精神為支撐，才能為作品灌注厚重的歷史力量。以黃河為主題和題材的文藝創作，要想具有史詩的品質，還必須架起通往現實和時代的長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與以往相比，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更快、更大、更深、更復雜、更遼闊、更激動人心的尺度上展開，要想從整體上認識、理解它，用全部的心靈情感去體驗它，用完美的藝術形式去表現它，是更加艱辛的創造。今天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專業文藝工作者，其工作和生活的範圍、人生經歷和心靈體驗，因為專業、行業的侷限，往往是比較狹窄的，和遼闊的社會生活、浩蕩的時代洪流多少有點距離。只有橫下心、不浮躁，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板凳甘坐十年冷，紮紮實實架起通往現實和時代的長橋，才能為作品注入強大的時代力量。
打造中華民族新史詩，更是一條從“高原”向“高峰”衝刺的艱難之路。美是艱難的，少走一步，都可能是半途而廢。歷史上，以黃河為中心的區域，包括長城和絲綢之路，是民族、文明和歷史的高溫區，文化結晶、民族精神的結晶、文藝作品的結晶最多、最集中，也就是說，在古典時代，這個區域文化和文藝的高峰最多。今天，所有想要衝擊文藝高峰的人們，必須欄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頭，披瀝俯察波瀾壯闊的現實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進程的心血之作。
（作者：韓子勇，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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