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公元1924年)，晉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楊得齡，率先註冊了中國白酒業的第一枚商標——高梁穗汾酒商標，這標誌著中國白酒產業開始走上了品牌化發展之路。
鴉片戰爭後，中國海禁大開，中外貿易發展迅速。西方列強在佔領中國這個大市場的同時，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紛紛要求保護本國商品的商標。
商標，凝結了被其標示的商品以及該商品的生產經營者的信譽，是商品信譽和與之有關的企業信譽的最佳標記。因此，樹立商譽的有效途徑，是形成聲譽卓著的商標。這種富有聲譽的商標，既可有益於消費者選擇可信的商品，又可以幫助生產經營者的商譽免受侵害。而且，商標使用的範圍越廣泛，這種樹立商譽、維護商譽的作用越大，以至於企業的競爭、商品的競爭，變成了商標的競爭。商標愈孚眾望，競爭力越強。
清政府為了調整日益複雜的商事關係，於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設立了商部，開始制定各種商事法規。按照光緒皇帝“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議”的旨諭，陸續頒佈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等商事法規。
光緒三十年，商部“採擇各國通例，參協中外之宜，酌量添改”，擬定了《商標註冊試辦章程》28 條，《商標註冊細目》23條，旨準頒行。這就是清末我國由政府批准頒行的第一部商標法規。其中《商標註冊試辦章程》的第2條規定：商部設立註冊局一所，專辦註冊事務。津滬兩關作為商標掛號分局，以便掛號者就近呈請。
這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雖明確規定，由商部商標註冊局和天津、上海兩地海關作為商標掛號分局，分別受理中外廠商的商標掛號，但在清朝末年由於外國勢力橫加干涉中國商標行政工作，章程具體內容條文並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
在天津、上海海關商標掛號分局辦理的商標掛號，雖說是同時受理中外廠商的商標掛號，但由於清末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緩慢，使用商標併到政府部門辦理掛號的企業數量極少，而絕大多數都是一些來中國推銷產品的外國商人，以及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外國投資者。因此，《商標註冊試辦章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標法。因為它並不完全是適應中國近代工商業和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應運而生，而在相當程度上，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強迫”下問世的。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民族資本工商業發展速度加快，企業在產品上使用商標的情況日益增多，廠商也逐漸體會到了商標受政府保護的重要性，對出臺真正意義上的“商標法”的呼聲日漸高漲。
在此背景下，民國十一年七月，北洋政府決定在農商部內重新設立商標登錄籌備處，並負責商標局的籌備工作。民國十二年四月初，當時新任農商部總長的李根源，向北洋政府提交頒佈商標法、成立商標局議案，後經北洋政府國會表決，最終被國會通過。同年五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商標局十一中華民國農商部商標局宣告成立，並頒佈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商標法》。
隨後，商標局發佈佈告宣稱：此前由天津、上海兩關商標掛號分局，分別受理的各國廠商商標掛號，因沒有經過核准，實際並未取得商標專用權，不受法律保護。各國廠商商標，如需取得商標專用權，需在商標局重新辦理商標註冊手續。至此，在中國商標註冊史上橫跨兩個朝代，延續了約20年的天津、上海兩關商標掛號制度宣告結束。
這部《商標法》誕生的時期，正是晉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快速發展的時期，其產品遠銷全國很多地方。以楊德嶺為首的經營管理團隊，在實踐中已經意識到，通過商標發佈商品信息，推介商品，突出醒目，簡明易記，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加深對商品的印象，能發揮無聲廣告的作用。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第一枚白酒註冊商標”誕生了。現在，汾酒博物館還收藏有那張商標註冊登記證。它大約有一張A4紙大小。商標註冊證上註明：“據晉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楊得齡呈請，以高梁穗商標專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38類之，汾酒商品業經本局依法審定核准註冊取得專用.....” 此外，在商標註冊證上，還有當時的商標局局長李澄簽發時的簽名，註冊證號是828號。
當時的汾酒商標，與現在的商標不太一樣。它裡面承載的信息非常豐富：商標主圖案由五株高粱穗和23顆飽滿的高粱組成，商標上印有汾酒榮獲巴拿馬賽會甲等獎章的圖案，還有山西展覽會最優等獎章圖案，並註明“總釀造場山西汾陽縣杏花村義泉泳記”“總髮行所山西太原橋頭街晉裕公司啟”等字樣，商標四角印有“環球馳名”四字。
與此同時，還印有一段文字說明:“此杏花村汾酒前在美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經世界化學、醫學名家確實化驗，共稱品質純粹，香味郁馥，酒精雖多，確於衛生有益。本公司為保持名譽、便利顧客起見，特設總髮行所于山西省城，凡大雅客商須認明本公司高梁穗商標，惠顧是荷。”在該商標最下面還印有晉裕汾酒公司的“消費者熱線：電話二百七十一號”。
申請註冊商標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晉裕汾酒公司經理楊得齡的高瞻遠矚，更體現了當時汾酒事業的發展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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