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为了更严苛的控制平民百姓的思想意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乾隆皇帝执政期间在全国各地大兴起了文字狱。其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所造成思想文化的退步，更是让世人心寒。也因此，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认为：
“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之前，必然会经历一些波折。比如：在乾隆皇帝的同时期，我们的邻国朝鲜与日本也在推行着越发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
松平定信，江户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的孙子，定纲系久松松平家第9代当主，江户时代的大名、政治家，也是当时日本的幕府首相。他着力推行宽政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禁止学习除朱子学说的其它任何学派。并且，为了实施起来更有法度可依据，他还在1790年颁布了《异学禁令》。
再看看朝鲜，李算是当年朝鲜的正祖，李氏朝鲜的第22代君主，1776年至1800年在位。在他当政期间，也格外在意所谓的“异端”动态，他甚至下令：坚决杜绝从清朝流入的书籍。这让人感到非常诧异，清朝的书籍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与朝鲜的这种不由分说的蛮横，与中国还是有一拼的。
原来，在朝鲜统治者的眼中，清朝的一切都是未经开化的妖诞，更别说是来自清廷的满人了，那简直就是让朝鲜所不齿的蛮夷。
自始至终，朝鲜都想以“文明”两个字在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因此，在思想统治上必须要做到巩固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新儒学，并时时刻刻的提防着外来文化的渗透。而那些由清朝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的书籍，使人堕落的烟草以及神秘叵测的天主教信仰，怎么能不让正祖李算提心吊胆呢？
朝鲜政府为了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便开始实施各种策略，他们穷追不舍的逮捕和处决天主教徒。朝鲜政府认为：“天主教之所以能在大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因为，信奉它的“蛮夷”处于较低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他们先将追捕的重点，放在教育水平很低的中下层阶级。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却不断意识到，士大夫阶层被天主教影响的情况更为严峻。
李算曾经一再警告从朝鲜出发去访问清朝的使者，清朝书籍一律不许带回国内。而这，可能与清人传教士曾利用相貌上的相似偷偷潜入朝鲜传教有关。这一切将天主教引入朝鲜的行为，差点逼疯了正祖李算，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对抗满人思想。
不仅如此，朝鲜备边司还在各方面严加规定防范来自大清的妖诞书籍。但这样的做法实在很是愚蠢，因为，清朝绝大多数流传出境的书籍，都是理学、音韵、诗文、地理、政典、小说、经书、史集、天文等内容。而朝鲜政府却要求把这些宝藏通通挡在门外，甚至，还下令如若发现的话，就要立即烧毁。
这无异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将进步的思潮、技术与文化掩盖在了尘土里，反而逼迫自己闭上眼睛装睡。尽管，天主教早期在日本的传教比较成功，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也曾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用。而且，乾隆皇帝也曾公开表达对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的尊重与钦佩。但是，着眼于事物的本质来说，天主教这种信仰，并不可能轻易俘获各国统治者的真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郎世宁曾两次请求乾隆皇帝停止对传教士的迫害，但是，乾隆皇帝，却总是秉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根本没有把天主教放在心上。
其实，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性，才是统治者的共识。毕竟，儒家学说在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各国扎根已久，无论是从传统性、依赖性、历史性上说，还是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上来讲，儒家学说都是一个不二之选。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思想统治的工具，还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这其中，更是保存了中国人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念的影响，至今都非常明显。当谈到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对于儒家学说思想的差异性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日本一直在寻找一种将各家学说达到平衡的一个端点，他们不是非儒家学说不可。
但是，大清皇帝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疆土以及一群身份地位都极具复杂性的现实。在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环境下，不可能轻易地用一种新进思想作为统治风向标，也不可能永远用一种陈腐顽固的老思想贯穿古今，因此，中国也在寻求一种平衡。
然而，朝鲜则不同，朝鲜的疆域相比于中国和日本来说就小了不少，人口数量与环境因素也相对更简单一些。因此，只有朝鲜才会将儒家学说，永恒的作为正统思想。
【《中国文字狱》、《儒家文化的精髓体现》、《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
閱讀更多 山川文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