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是民國文壇一件公案，外人雖然議論紛紛、猜測種種，魯迅與周作人卻很少公開提起此事。
其實，魯迅對這件事的反應是極為強烈而憤懣的，直到臨終前，他還給自己母親魯瑞寫去了遺書，信上說：“我是被八道灣驅逐的，死不瞑目！”
他為大家庭所承擔的痛苦，還在少年時期就開始了。魯迅是紹興人，父親周伯宜死得早，他15歲就成了一家之主。
魯迅父親死後第二年，1897年，周氏家族分家，他受到幾個叔叔的欺負，得到的財產明顯偏少，魯迅感到不公平，不願簽字，叔叔們向他施壓，倔強的魯迅不肯低頭，和兩個幼小的弟弟一起與叔叔爭執，結果叔叔們責罵他，祖父還要拿家法打他，讓魯迅內心感受到親情的涼薄，很是悲哀。
分家之後，魯迅16歲，二弟周作人12歲，三弟周建人才9歲，6歲的四弟周椿壽因病早逝，一屋子婦孺，又負債累累，家貧、母老、弟幼，說不盡的淒涼辛酸，魯迅心底暗暗發誓，總有一天要重振家業，讓孤苦的母親和兩個小弟弟重新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
為此，他不惜犧牲自己的人生，多年孤身在外奔波，不計較金錢，幫弟弟們成家立業，直到1919年，38歲的魯迅將一家人都接到北京團聚，共住在八道灣的大宅裡，才算達成他營建傳統大家庭的心願。
然而，其結果仍然讓他很傷感。
後排從左到右：周建人、魯迅、周作人
他照顧最多的二弟周作人，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挑撥，在1923年7月交給他一封絕交信，要他以後不要到後院來，魯迅心底一片哀涼，他帶著母親魯瑞和原配朱安搬離了八道灣，另外租房居住，從此與周作人分道揚鑣、兄弟情斷，在他激烈的態度之下，掩藏的是對手足之情、大家庭溫暖的徹底失望。
離開八道灣之後，魯迅接連發表了三篇小說，充分抒發了他對兄弟之情傷逝的哀傷。
再也沒有比作家的一生更透明的了，對兄弟失和這段公案，魯迅的所思所想，全都流露在他筆下。
1、《傷逝》涓生：曾給予又收回的愛
周作人生性柔弱，自幼依賴大哥，無論是在日本留學、結婚還是後來到北京求職、安家，都由魯迅一手安排並提供經濟支持，但正因為他性子柔緩不爭，娶了出身女傭的妻子羽太信子後，漸漸一切都聽妻子擺佈，為了分家奪產，與大哥決裂。
1923年7月2日，魯迅與周作人二人還同去東安市場購物，半個月後，周作人就突如其來地寫信與大哥絕交，要他不要來周作人住的後院。
周作人的絕交信
魯迅收信後，內心傷痛異常。
對大家庭生活失望透頂的他不僅沒有再到周作人居住的後院來，還索性帶著妻子和老母搬走，把他用自己積蓄2500元和變賣紹興祖產1000多元共4000元購買的八道灣讓給周作人夫妻和他岳母、妻舅等人居住。
此後，魯迅大病一場，高燒昏迷數月，臥床不起。
病癒後，1924年5月，魯迅借了8百大洋，買下西三條衚衕的一處小院自住，幾天後，他回八道灣去取自己的書和器物，還險遭周作人用銅香爐砸傷，往日的手足之情蕩然無存。
1925年，周作人翻譯了一首羅馬詩人喀都路斯的《傷逝》，發表在當年10月2日的《京報副刊》上，這首詩的內容是詩人悼弟之作，並附有原書插圖，畫上一個男子伸手揮別，畫面上寫著“致聲珍重”，譯詩全文為：
“我走盡迢遞的長途，
渡過蒼茫的灰土，
作徒然的話別，
因為她那命運的女神忽而給予又忽而收回，
已經把你帶走了。
我照了古舊的遺風，
將這些悲哀的祭品，
來陳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這些東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淚，從此永隔冥明。
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
《京報副刊》是魯迅經常發表文章的報刊，他讀懂了周作人通過譯作傳達的意思：二人的兄弟之情已經如同生死情絕，今生不可能再相見。
20天后，1925年10月21日，魯迅寫了短篇小說《傷逝》，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愛情小說，與周作人譯詩同題。
小說開篇很沉痛：“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
小說中，涓生和女友子君常一起暢談文學，相愛至深，於是到處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處理想的住宅安頓下來同居，不久，涓生失業，二人因為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逐漸有了精神上的背離，子君終與涓生分手，回到自己家中鬱郁而逝，可以說，“經濟壓力”是釀成這場悲劇的真正原因。
現實中，魯迅與周作人既是兄弟，也是文學知己，在北京到處找房子，購得大宅，接來一家人同住後，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鋪張浪費，到處借債，而雪上加霜的是，魯迅又被北洋政府欠薪，家庭經濟陷入困境，最終兄弟決裂。
小說的結尾寫道：“我要遺忘；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這也是後來魯迅一直對兄弟失和之事採取的態度，他想把真實深藏在心的創傷中，用遺忘來撫平悲痛。
這篇小說寫完後並沒有及時發表，到1926年才收入魯迅小說集。
196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知堂回想錄》裡說：“《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
他猜的應該沒錯，這的確不可能是巧合。
2、《弟兄》的沛君與靖甫，懷念曾經的親情，卻也自我質疑：
在1925年10月21日的短篇小說《傷逝》中，魯迅以男主角“涓生”自比， 一再自責，認為是涓生的失業和無能，才造成子君的死，後悔不已。
寫完這篇小說後，魯迅意猶未盡，又寫了一篇《弟兄》。
小說取材於當年魯迅照顧周作人出疹子的真實舊事，當哥哥的沛君不惜重金到處請醫生來照顧發燒的弟弟，因為擔心他病危而惶惶不安，最終醫生說弟弟靖甫只是出疹子。
周作人與妻子羽太信子、妻舅羽太重久
如果說，魯迅在《傷逝》中只是自責掙錢少才造成兄弟決裂，那麼，在《弟兄》中，他簡直在自我批判，儘管同事們都稱讚沛君對弟弟慈愛、奉獻，是模範兄弟，但沛君的夢境裡卻暴露了他內心的真實，在夢中，他同樣有為自己孩子盤算、排擠弟弟遺孤的私心，算不上有多高尚。
《弟兄》發表後，周作人再次以譯詩《傷逝》來回應。他在1926年5月《語絲》80期上發表《揮手郎圖》，再次申明他譯的《傷逝》是“悼弟詩”，那幅插圖畫的是男子而不是女人。
雖然魯迅的兩篇小說中都有自責、後悔和求和之意，可對與魯迅的兄弟決裂，周作人很堅持。
魯迅後來與三弟周建人都住在上海，也曾讓周建人勸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卻甘當羽太信子一家的搖錢樹，一直留在北平沒走，最終成為文化漢奸，晚年，他也曾後悔，一生都為羽太家人做奴隸。
3、《鑄劍》宴之敖：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的
1927年，魯迅寫了歷史小說《鑄劍》，裡面的俠士叫宴之敖，這也是魯迅的筆名之一，魯迅曾對許廣平說過：“宴從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的。”
他為大家庭付出了二十年心血，為養弟弟和買房承擔了大部分費用，卻被弟弟、弟媳掃地出門，心裡藏了不盡的悲憤與不公，因此取了這個筆名來表達辛酸。
在《鑄劍》中，具有虛無主義精神的宴之敖對優柔寡斷的眉間尺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乾淨過，現在卻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裡全沒有你們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復仇。”
或許，此時的魯迅心裡，也深深覺得，對家中弱小的同情和講兄弟道義，不過是禮教在放鬼債，無端讓他浪費了生命中一段寶貴時光。
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不久後，魯迅離開北平，南下並定居上海，與許廣平組建了家庭，直到1936年去世。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總算脫離了大家庭的桎梏。
4、《顏氏家訓·兄弟篇》：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
魯迅離開朝夕相處多年的二弟後，心中仍然對他牽掛不已，凡是周作人作品他都一一細讀，上海書房裡放得最多仍是周作人出的譯作和散文集。直至去世前幾天，還在讀二弟的新書。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當日，北平上海大小報紙都刊登了消息。
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北大教室。
課上，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直到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他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
晚年周作人
這個時候，大家發現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他的學生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捱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顏氏家訓》的兄弟篇，並不完全提倡儒家“兄友弟恭”，而是對兄弟關係進行了很多思考：認為兄弟關係是僅次於夫妻和父子的家庭關係，可長大後，各有妻子，妯娌關係不如兄弟關係親密，如果讓妯娌來掌握兄弟關係，就很容易被妻子動搖、產生嫌隙，處在大家庭中，都想顧自己的私利，糾紛必然會發生，還不如早點分開居住，何況，弟弟對待兄長，不可能像對待父親那麼尊重，為什麼要埋怨兄長愛弟弟比不上愛兒子呢?
在周作人翻來覆去的講課中，他一定也在懊悔和反思著這場兄弟失和。魯迅對周作人，幾乎是當兒子看待的，因為周作人比周建人更溫順聽話，從生活到學習，都對魯迅遵從和依賴，在日本時，魯迅曾因周作人寫作不勤快動手打過他，周作人過了兩天也就平了氣。
曾有研究者認為，魯迅一生最愛的人不是許廣平也不是周海嬰，而是周作人。從這三篇小說看來，或許是真的。兄弟二人同遊日本、合譯小說、在八道灣同住時高朋滿座，一起在五四文化運動中成為風雲人物，手足情深近四十年，的確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1933年，魯迅在《題三義塔》裡寫道：“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沒能等到這一天。
晚年，周作人常常回憶魯迅，向人稱他為“家兄”，臨終前幾天，仍在讀魯迅的書，雖然他的人生始終受妻子擺佈和左右，但他的內心，未免不感懷於兄長的深情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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