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充满烟味的房间里出来，汉斯·蒂特迈尔在走廊里打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感觉糟透了。

作为时任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最为看重的后辈和重要助手，汉斯·蒂特迈尔从代表团到纽约第一天起，就闻到了这次五国央行行长会谈中浓浓的阴谋气息。

1985年1月开始，以美国贸易副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为代表的强硬派在里根总统的经贸政策中占据了主动，频繁被启动的美国“301”条款这个贸易保护的大棒，无一例外都打在德国和日本头上，让两国政要头痛不已。但就在此次G5央行行长会议前，一切似乎又风平浪静。

美国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宣传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的拯救，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经济体的复兴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看到美国政要脸变得太快，汉斯·蒂特迈尔不像其他人那么乐观，他始终觉得其中必有缘故。刚才他通过电话向颇为赏识自己的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谏言谨慎面对此次会谈，不要轻易答应美国人要求，但因为与财政部几位顾问的意见相左，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

1985年9月20日中午，当汉斯·蒂特迈尔看到日本代表团入驻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得到美国人热烈欢迎，甚至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只身出面，非常客气的邀约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工作午餐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谈，美国人有问题。

日本人的高光一刻

如果没有后来的泡沫破裂，“广场协议”应该是日本战后的“高光一刻”。

最起码，在1985年9月18日，作为先头部队来到纽约广场饭店的，时任日本大藏省财政厅负责人大场智满踌躇满志，觉得在大藏大臣竹下登的运作下，G5央行行长会议将会大大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日本经济腾飞后社会整体愿景。

而作为会议发起方的日本，与美国被媒体私下称为“G2”，凸显当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认知和美国的态度，这也从侧面为日本社会弥漫的的兴奋态度提供了注脚。

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十九街，它和中央公园隔街对望，东临大将军广场，广场饭店因此而得名。正因为这个非常方便的地理位置，许多政经名人到访纽约都会下榻这家酒店。当然，酒店的房间在很多时间，也是非常紧俏。

大场智满带领日本代表团的先遣组，到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负责接待的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要求安排酒店腾出部分房间，用来安排秘密来访的日本企业家代表团。

按照美国和日本商量好的计划，会议开始的规模仅仅限于央行行长，但五国的财长将在央行行长会议开始后一天，以秘密磋商的形式，针对美元的全球汇率问题进行协调，争取达成一个“不存在的协议”。

所谓“不存在的协议”，是因为会议中的所有中间文件，右上角都无一例外印有“Non-existent”字样，表示文件的特殊性。而且，会议所有文件不能带出会议室，这为广场协议蒙上了神秘色彩。

作为日本回归国际主流社会，并重获“领导权”的象征，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访日亲自拜会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并说出那句让日本社会全体兴奋的话：“美国需要日本的帮助，拜托了”后，日本主流社会普遍都有通过此次会议，获取世界金融主导权的乐观看法。

也正因为此，竹下登说出了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万般后悔的一句话：“日元升值20%，没问题，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登’字”（注日文中“登”同“升”）。也正是这个不经意间日本社会一致认可的货币升值计划，让日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如同大片的秘密行动

说实话，一开始大场智满对此次G5央行行长美国广场酒店会议并没有抱很大期望。

毕竟在他看来，用专业的眼光分析，美元的走弱和日元的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市场贸易逆差的问题，反而会因为资本加速从美国向日本转移，推动美国制造业的衰退。

但是一切都从他去参加一个党内聚会后发生了改变。

后来的历史学家，管此次聚会叫做“竹下登经世会原创班”。正是在此次位于东京郊外一个小酒馆的8人聚会，诞生了后来被称为日本自民党最大派系的“竹下派经世会”。

而参与此次会议的大场智满，作为竹下登最为信任的助手，临危受命出马组织即将召开的G5财长会。

竹下登在这个亲信云集的小聚会上，第一次表达出自己的野心：“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一定通过日元的升值达到目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参与此次重要行动，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而做到这一点，我就离总裁位置近了一步。”

因此会议的筹备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得到竹下登高度重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大场智满参与设计了全部的会议流程和议题。

而为了保密，也为了在五国财长会议中抢得先机，在五国央行行长会议即将举行前一天，作为G5财长会议发起方之一的日本财长竹下登，煞费苦心安排行程，场面如同谍战大片，十分火爆。

先是“瞒天过海”。竹下登一边派大场智满作为先遣队高调参会，并在会议举办期间安排日本大藏省的高级别内部会议，还放风给媒体，言明此次央行论坛不可能很快达成协议。

这些烟雾弹取得了效果，所有的媒体都被他骗过去了，没有人关注他的行程。

再是“金蝉脱壳”。竹下登之后不经意透露给媒体，会议前一天他将到机场附近与朋友打高尔夫球。当天一身高尔夫运动服的竹下登，带着装备到达高尔夫俱乐部，却从后门坐车直接去往机场。而随同他一起出发的日本央行行长，生怕别人认出，还画了妆，带了口罩。

这些措施双管齐下，就使得日本财长参会的消息被秘密封锁。直到央行行长会议开始后陷入僵局，竹下登与美国财长贝克共同步入会场，这才引发轩然大波，双方财长共同邀请剩余3国财长与会，用时间差打了其他人一个措手不及。

大象与小动物

在看到美国财长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密会的场面，汉斯·蒂特迈尔意识到，此次中央行长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恐怕G5财长会议稍后即将召开。

他返回房间，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恩师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的电话。“你确认是竹下登？” 电话里传来杰哈特·斯托登伯难以置信的声音。“是的，我确认。”汉斯·蒂特迈尔声音沉稳：“我觉得我们要警惕，美日合流会给我们在此次会谈中埋置‘炸弹’。我觉得他们恐怕会拿我们出口美国的产品做文章。”

后面的会谈进程，印证了汉斯·蒂特迈尔的猜测。对于协助美元贬值，五国财长很快达成一致。但在各方承担的投入比例上，五方分歧较大。由于美国代表提出的方案是日本和德国负担一样，都是25%，剩余三国分配余下的50%。而这在德国人看来，是一个把德国当作“提款机”的计划。

在会谈现场，汉斯·蒂特迈尔提出这个比例不合适。“按照美国贸易代表的数据，德国出口美国产品价值是日本的1/8，相比较而言，日本是头‘大象’，我们联邦德国仅仅是个‘小东西’。不能让‘小东西’跟‘大象’出一样的钱，这不公平”。他的“大象说”一出世，因为形象生动，就成为媒体转发的热点。

同时，在汉斯·蒂特迈尔的策划下，杰哈特·斯托登伯私下拜会了美国财长贝克和英法两国财长，就深度的财政合作达成一致，也为协议最终签署打下良好基础。

多次沟通后，美国财长贝克不再要求德国支付此次协议金额的20%，改为10%，这成为此次会谈德国代表团最大的成就。

协议签署后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进行会议并达成协议，五国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这一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在代表团回到德国国内，汉斯·蒂特迈尔闷闷不乐。此次参与这个高级别会谈，让他感到了屈辱。作为少数几个对美的贸易盈余国和经济强国，在美国需要的时候，必须向美国政府财政政策屈服，出钱出力，还要承担美国转移的市场压力。在汉斯·蒂特迈尔看来，这等于就是将金融安全拱手相让。

作为导师，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注意到汉斯的异常。

在11月的一个周末，他邀请汉斯到家吃饭。他们在饭局上就此次广场协议对德国的影响和应对做了深度分析，两人都喝多了。汉斯第一次有了为欧洲做点事情的想法。

之后，汉斯·蒂特迈尔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这也为后期他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央行行长、欧洲银行行长与欧元之父，打下良好的基础。

“汉斯，以后德国的金融，尤其是管理，一定要坚持央行的独立地位，你会理解这样的好处的。衷心希望你能带领德国金融业，走得更远”。在杰哈特·斯托登伯离职的时候，他给已经是央行常务副行长的汉斯打来一个电话。

若干年之后，历史学家形容这个电话，是新旧德国金融掌门人的交接仪式。

余波滔滔

在1985年至1987年间，日元与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幅度是相对接近的。从1985年初至1987年底，美元兑德国马克汇率从3.08贬值至1.57；美元兑日元汇率是则从250贬值至128附近，均接近贬值50%。

而在1987年2月，由于美元贬值目标已经初步达成，G7财长与央行行长又在卢浮宫达成协议，将联合稳定美元币值，以防止美元贬值幅度过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从1987年开始，日元和德国马克放缓了贬值速度。

但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截然不同。

受益于协议签订后日本所谓“大国地位”的确认，日本的社会凸显一股浮躁的风气。

体现在经济中，就是投机势头明显。而升值近50%的日元，又从各方带动短期资本向日本的地产、金融等领域聚集。再加上日本M2广义货币投放量和非金融企业杠杆、居民部门杠杆，在上述时期都出现了十分明显且快速的上行。这就给日本社会带领一个全新的“全社会债务”问题。

那时候，为了投资房产，日本家庭开始疯狂贷款，而由于外来资本大量进入，日本银行业疯狂降低贷款门槛。再加上以地产业带动的全行业投资、扩厂行为非常普遍，银行产业贷款发放率超高。

尽管日本在公共投资（对应政府债务率）问题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对私人债务扩张较为纵容，过于依赖私人债务扩张对冲汇率冲击，为后期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长期萧条埋下了隐患。

具体说来，日本企业部门杠杆率从1985年至1990年提升了30个百分点，达到了140%以上的绝对高位。在1985年之前，日本企业部门债务率就处于明显高于美国与德国的水平，并且从1985年开始这一水平迅速扩大。

而日本企业部门杠杆率自1995年开始才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换言之在1990年的日经股市泡沫与1991年的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部门债务并未实现有效冲销。债务压力将促使企业缩减投资，尽快回笼资金，导致投资需求下滑。资产价格下行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债务压力带来的通缩形成共振，共同导致了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开始的低迷。

用一段话总结广场不协议后日本经济表现，那就是：1985-1988年的日本央行，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压低了CPI水平，以此为依据进行的货币宽松，带来了日本企业、居民的快速加杠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同时资产价格上行引发的赚钱效应还带来了热钱流入，并最终导致了长期萧条。

而德国则不然。

不论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还是居民部门杠杆率，德国都在下行。

得益于德国央行超然的地位，素以独立性与对通胀的低容忍度著称于世。由于一战、二战曾两次导致德国货币超发，引发严重通胀形，使得战后德国央行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以及对通胀保持了较低的容忍度。在1985年后的调控中，德国央行在政策利率调节方面更为谨慎。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受杰哈特·斯托登伯委托，负责财政政策制定的汉斯·蒂特迈尔为德国央行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应对措施。

其中明确的以“宏观杠杆率”、“广义信贷”、“资产价格水平”等指标进行监管调控的框架，并树立金融体系自我监管与外部金融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架构。正是在这样的调整下，德国企业、居民的杠杆率水平，自1985年货币宽松伊始即处于去杠杆状态。

同时，针对“热钱”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德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管理办法和政策，加强投资监管，抑制投机需求，为广义货币M2的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最终，德国在汇率升值过程中避免了金融动荡与危机，成功转型，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

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1988年，始建于1907年的纽约“广场酒店”被一位地产大亨买了下来。他同时指派他当时的妻子伊凡娜为该酒店的总裁。

为了购买这家酒店，这位地产商人花了4亿7百50万美元（约合今天8亿多美金），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以花旗银行为首的银行财团取得的贷款。在购买了这家酒店后，他又花了5千万美元来做装修和翻新。过重的贷款和利益终于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1992年，他和花旗集团为首的银行财团达成协议，出售该酒店49%的所有权，用来免除银行向其发放的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

谁有没有料到，在时隔28年后的2016年，这个地产商竟然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这位地产商名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而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推行了一系列“让美国更加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其中有一条提的比较多，那就是其他国家都在操纵他们的货币汇率，而美国人太“傻”，因此在国际贸易上吃了大亏。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是广场协议的参与者，71岁的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坊间传言，广场协议给日本挖坑者，就是这个奉行贸易强硬保护主义的罗伯特·莱特希泽。

时代不同了。

但历史总是有轮回，轮回带来的不光有熟悉的内容，还有发人深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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