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自中国新冠肺炎病疫爆发以来，牵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与我们关系复杂的邻居多次不留遗力地捐赠各种物资，并且附上了许多动人的诗句，不仅让中国人民体会到了两国相似的文化渊源，更让国人体会到了日本人民的爱心与大义。尤其是近日以来，即使日本的疫情同样不容乐观，仍有物资包机送到武汉，并且附上了"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的诗句，让中国网友很是感动，甚至"不愿"接受，而想让日本自己多留一点。
邻居的仗义出手，让人不得不感慨中国与日本那复杂非凡的关系。想起了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近代史中"抵制日货运动"，并由此来谈一谈全球化时代下理性爱国这一热门话题。
辨清误区：民族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
中国与日本交流史历史悠久，既留下了隋唐时代的美谈，也留下了近代的伤痛。抵制日货运动自1908年第一次发生以来，每逢遇到两国政治上的冲突时都会规模或在或小地自民间自主地爆发，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运动，体现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由于爱国主义情绪化，却也发生了许多过激的行为，反而伤害了一些国人的心。由此可见，抵制日货运动是一件复杂的事件，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之下也隐藏着许多我们需要认清的误区。
首先要认识到抵制日货运动是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发生的，而并非民族中心主义所引发的。辨清两者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抵制日货运动。
古代中日交流
民族主义是指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兴起的思想或者运动，是一个中性词。而民族中心主义与一个民族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面的强盛而带来的优越感是分不开的，是指一个民族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高于一切，不仅不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许多时候还起到妨碍民族发展的作用。
后殖民主义是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身份认同为核心的研究思潮，其开创者萨义德指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所认知的"东方"不过是被建构的"他者"，东方往往被想象成与光明、民族、先进的西方相反的国度，是野蛮的、落后的、不开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个地方。萨义德由此提出"让东方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发扬本民族文化。此外如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美国文化霸权主义，都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只不过表现有所差异。
这样看来，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政治事件影响经济行为的表现，而并非出于民族中心主义影响下行为。如1908年发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货运动，后来1919年因为巴黎条约发生的运动，1931年因为日本侵华而引发的运动都是因为国家尊严受到侵犯而发生，是中国人民自发的抵抗运动。都是与民族主义有关，而并非是出于民族中心主义而引发的历史事件。
近代史中的抵制日货运动之概况
在近代历史中抵制日货运动虽然频繁发生，但大多都具有相同的性质，下面我们以1931年的抵制运动为代表认识一下这个时期所实行的抵制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莫须有的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而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官军退守关内，使得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震惊中外。日本这一侵略行为使得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一点即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性的抑制日货运动也由此发生。
当时的宣传
为了抵制日货，真正实现与日本的经济绝交，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上海市各市民团体最先发起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号召，充分发挥了上海作为经济先进地区的带头作用，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为断绝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各民间团体不仅发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口号，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以对日经济绝交、检查与封存日货、严惩奸商为主要手段，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近代史中的抵制日货运动之特点：
- 此次虽由民间自发发起，但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堪称历史顶峰。离事变不久的一个月之内，这场运动的范围便由最初的上海市民间团体扩大到全国各地。9月25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制定具体的抵制计划。随后几日，上海市市民以"对日永久经济绝交，宣誓终生不用日货"为口号，提倡国货会召开会员紧急大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继上海之后，福州、天津、南京、广东各界，就连国外的华桥都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并参与抵制日货运动中来，使得这一运动席卷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者吴健专门就此事对当时的主流媒体《申报》对此事的报道进行了研究，据他统计，1931年全年《申报》对抵制日货的直接报道多达263条，其中"九·一八"事变之前为80条，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陡增了一倍还多，达到了183 条 ，可见这一运动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波澜和关注了。
日本与中国相似的绘画
- 此外，此次运动计划之详细，进展之飞快，执行率之高，同样让人惊叹。充当先锋的目海高救国会在2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拟定了非常详实的抵制计划，吴健经考察后归纳为"八不" ，即
第一，不买，不卖，不用，不运日货；第二，不以原料以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第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第四，不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第五，不为日本人工作；第六，不登载日人或日货广告；第七，不雇佣日本人；第八，不接待日本人。
其内容不仅包括了日货、原料等商业范畴，还涉及到了交通、金融、媒体、社交等
方方面面，几乎堵死了日本在中国的所有经济路线。而且这一计划得到了其他社会团体乃至国民政府的一致认可，在巨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一计划在全国各地迅速落实，全国规模的检查与封存日货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如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积极响应，为检查日货专门成立了像委员会、检查小组、突击队这样的组织。为了表示坚决反抗日本，他们甚至发出了"务于最短时间内肃清劣货，以示消极抵抗和平奋斗之决心"这样的口号，以极快的速度查清了现有的日货，并严肃查处了违背民族利益而继续与日本合作的奸商。
- 抵制日货运动还产生对贸易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有学者研究，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仅仅一个月内，自9月18日起至10月初止，仅两周时间"仅上海一埠入口日货较之上月减少三分之二，其他各埠亦然"。到11月7日，仅就上海而言，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计查封日货，已占十分之九，价值千万以上，尚有一少部分未查封者正赶办完竣" 。
而由于日本本土资源匮乏，经济增长主要靠原料进口和商品出口，其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就是中国了，但在中国全民抵制日货的运动潮流之下，进口和出口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随之而来的是急剧减少的税收。
据当时的《申报》记载，6月到十月末日本国库会计
"计有岁入一亿一千零二十四万三千元，岁入中租税收入记四千八百八十万，比上年同期减少八百三十六万六千元"
租税收入减少了近五分之一，从中可知日本经济遭受的沉重打击。日货受到抵制的同时，给国货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时机，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到了顶峰。此外，经济上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也为中国在政治上赢得了一定的条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日本文化
在群众巨大的热情之下，抵制日货运动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形象，维护了中国主权和国格，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怀，乃至增加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但抵制日货运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我通过查找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文献，总结出以下四个主要的消极影响。
- 第一，在历次的抵制运动中，由于是民间自主发起而缺少政府的管控，使得实施过程中难免缺少监督，对日货的界定标准模糊不一，检查手段单一，将许多国货误认为日货而进行封存，引发了许多商会的不满，加深了社会内部矛盾。
- 第二，由于日军侵华，民族矛盾严重，难免滋生民族主义情绪，不少检查队伍在执行检查的过程中行为过于粗暴，发生了不少暴力事件，破坏了内部的和谐稳定。
- 第三，由于国内工商业的弱小，导致许多原来在日本工厂工作的员工在响应号召辞职之后，因民族工商业无法接收那么多的工人，使得许多辞职工人失业，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影响了工人就业和本国的经济发展。
- 第四，当时国力衰弱，抵制日货运动本身难以持久，又由于国民政府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软弱性的妥协性，并没有反对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在中国仍然享有特权，在运动衰落之后，日本立即便卷土重来，重新恢复了经济上的制霸权，仅靠抵制日货这样单一的经济手段根本无法真正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步伐。
双刃剑
从中可知实施抵制日货运动，在缺乏理性指导的情况下，我国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与日本复杂的关系，抵制日货运动仍然时有发生。虽然因为我们综合国力在逐渐增强，状况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但是在民族积怨影响下，爱国主义情绪仍然存在，如2012年因为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抵抗日货运动中，日资企业、中日合资企业产品均成为抵制的对象，其中还发生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哪怕是属于中国人民财产的日本产品，也依然遭到暴力打砸。
我们应该反思这种暴力行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日货非独与日本有关系，与我国也有很大的经济联系，许多日本品牌产品其实是在国内生产的，有着共同的利益。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同样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暴力抵制日货不是爱国而是害国，所以社会和国家倡导人民要"理性爱国"便是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下，爱国主义行为应该具有一种理性精神：在法律的框架下，在道德的范畴内，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着眼点，合法有序地表达爱国情感。随着时代变化，抵制日货这一条路早已经变得非常局限，我们应该要清晰地认识到，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打造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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