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最重要的品格，在於悲天憫人、憂國憂民。詩人一旦失去了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就等於失去了靈魂，不管他寫了多少詩句，都是行屍走肉而已，他的聲音，都會如同遭到閹割的太監唱歌般令人厭惡。
一個社會難免會遇到自然災害，或者其他難以抗拒的災難。不是每一個詩人都有機會和能力衝到第一線，用血肉之軀去抵禦災害、災難，但他可以用詩人特殊的眼光發現時代的閃光點，用敏感的心靈去感受大地的呼吸、人民的脈搏，用憂國憂民的情懷，寫出時代的最強音。
《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抗戰歌曲在抗戰時曾經起到過狂飆突進的作用，就是明證。說得遠一點，杜甫之所以偉大，之所以被尊為“詩聖”，就在於他的博大的憂國憂民情懷。然而，令人沮喪的是，當代詩歌已經與這一傳統漸行漸遠，許多所謂“詩人”，別說早已沒有憂國憂民的情懷，其彎曲的脊樑、猥瑣的身軀、低垂的頭顱，已經撐不起“詩人”的桂冠。
特別是當災難降臨的時候，往往是“群魔亂舞”，失去底線的“災難詩”大行其道，引發眾怒。從汶川大地震時的“縱-做鬼，也-幸福”，到這次的“湖北佬”“九頭鳥”和“冠狀君”“縣委書記眼中血絲，已織成了迎春的花卉”，醜陋之狀，簡直無以復加。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似乎難以想象的情況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失去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失去了“悲天憫人”的品格，失去了靈魂。這次最先觸犯眾怒的是2020年2月2日微信公眾號“讀一首好詩”發表彝良縣文聯主席陳衍強的詩歌《仰望天空》。詩很短，這首詩涉嫌侮辱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湖北同胞，引發廣泛的猛烈批評，被斥為“打破了作為一箇中國人的底線”。這固然是個案，也暴露出當代“詩人”的品格之低下，別說沒有“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連起碼的人性也已殘缺。據說昭通市委宣傳部已對陳衍強進行了約談，彝良市委宣傳部對其進行了誡勉談話，相信當地一定會作出相應的處理。幾乎是同時，冒出了一首“感謝，冠狀病毒”的邪詩來，瀏覽了一下，感覺真是邪了門了。說是一位聲名赫赫的文壇大佬寫的，我至今很難相信他怎麼會寫出如此糊塗、如此不堪的“詩”了，不管他的出發點是什麼，都難以置信，立馬引來千夫所指，也就不奇怪了。
更莫名其妙的是，湖北省浠水縣政法委的一位幹部，寫了一首拍縣委書記馬屁的《我對高山流水說，請你善待人民的公僕初心——此詩獻給戰鬥在抗疫情一線的浠水縣的黨員幹部》，其中的“警句”是：“你看，縣委書記、縣長眼裡的血絲已織成了迎春的花卉”，大敵當前，疫情方興未艾，居然寫出這樣的“馬屁詩”，這已經不是“拍馬屁”，而是赤裸裸的“精神賄賂”，是毫無廉恥。
這三首詩是頗具代表性的，第一首牽涉人性淪喪的問題，第二首、第三首則都屬於“憂國憂民”情懷蕩然無存，“歌功頌德”走火入魔。其毛病都在骨子裡，把一切事物，哪怕是壞事，哪怕是災害乃至災難，都要從“歌頌”的角度著眼、落筆。哪怕眼淚滔滔、血流成河，我自鶯歌燕舞，只顧頌揚高歌。
縱覽當代詩壇，確實乏善可陳。充斥其間的，一類是廉價的歌頌詩，一類是無聊低俗的意淫詩。從本質上，後一類詩和“冠狀君”“眼角的血絲”是一樣的，只不過作者走的是另一路，這類詩的最大作用，就是表明詩歌已經“走投無路”。期盼著這次全民“抗疫”，能夠孕育出一批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心靈為之一動的好詩來！
（作者系浙江美術館原館長，原文有刪節）
閱讀更多 人民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