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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房新政帶動漲價
5月16日，蘇州政府為管理以學區房（學校附近的住房）為主的住房價格高漲，規定工業園區內的新商品房及二手房用於申請登記入學時，由「五年一學位」改為「九年一學位」，即若以該住房為依據申請入讀當地中小學，期間需間隔九年，同一家庭的多名子女則不受限制。此規定被視為早先商品房限制規定的補充，主要針對學區房炒漲問題。
近日，蘇州因近三個月新住宅及二手房價格指數累計漲幅較大，被預警提示。事實上，蘇州房價自去年6月以來一路高漲。據企查查數據顯示，當地二手房均價已連續上漲11個月，今年4月成交量更環比增長99%。
其中特別的是，蘇州工業園區房價較蘇州均價高出70%，由於區內中小學優質教育資源雲集，包括上榜全國初中百強的星灣學校等，工業園區成為全城房價高地與學區房不無相關。有學生家長表示，工業園區內部分學區房甚至漲至每平米六萬元人民幣以上，「中介一掛出房源，就會頃刻之間被售出。」
學區概念形成於免試就近入學的九年義務教育政策。2006年限定「就近」為適齡兒童的戶籍所在地。由此，房地產業產生了學區房概念，即在義務教育階段內，中小學招收學齡兒童片區內的房子被稱為學區房。其中重點中小學片區內的學區房最受熱捧。
此作為今年第一個學區房收緊的政策，意味著在義務教育階段只允許使用一次學區資源，有助於減少學區房的炒作倒騰行為。
該項政策影響有限，因該項政策並沒有限制購房者資質，大部分炒房者不會使用學位，使用學位的購房者也不會幾年就換房，九年住滿後學位依然可以作為賣房的附加優勢。
新政過後，學位尚未被使用的房子更火了，看房人數與整體房價均無波動。
天價學區房與教育公平
學區房成為熱議的社會議題有著深厚的社會因素。社會階層的固化使社會普遍蔓延著焦慮，買方市場龐大。望子成龍的父母，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會盡最大的努力讓子女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不惜額外支付大筆金錢為子女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階級焦慮成為了天價學區房的催化劑。
此外，公辦學校與房地產的聯姻使義務教育出現了異化，學區房成為富人子弟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合法途徑，義務教育離公平越來越遠。事實上，亦有不少報導指出名校暗自與房地產「聯姻」越發普遍，開放商更會在廣告中極力宣傳週邊院校，以作漲價理由。
為吸引人才開展的「搶人大戰」，也被認為是加劇除北京、上海外的一二線城市的學區房緊張原因之一。據企查查顯示，蘇州工業園區實行新商品房人才優先購買政策，規定園區內住房必須提供一部分用於人才購房，且必須在人才選房之後才可以銷售剩餘住房。去年，西安在「搶人大戰」之後新增50多萬戶口，但這同時也帶來了10萬從幼兒園到初高中的入學需求。
不斷加碼的政策措施
政府面對「高燒」的學區房價，通過在大城市試點，陸續推出了以下幾種措施：
多校劃片，電腦派位：2016年，教育部首次提出，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擇校衝動激烈的地方，可採取多校劃片。今年3月底教育部發布《關於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繼續要求各地穩妥推進實施多校劃片政策。
多校劃片是指業主購買的房產不再綁定單一學校，而是對應片區內多所中小學。北京西城，海淀，朝陽等多區已實行多校劃片政策。擁有學區房的家庭也不確定到底能上哪個學校，將由電腦派位的方式安排兒童入學。然而「校劃片的實施前提是學區內教育發展均衡，學校質量基本相同。
學區積分制：深圳龍崗區教育局則推出學區積分制度，將按照學校招生計劃人數、家長填報志願順序和學區積分高低順序錄取，再為每所學校劃定一個優享學區。龍崗區學區積分計算辦法為以房產證發證日期為起始，申請學生家庭在學區居住每滿1個月加0.05分。
擴容學校：西安，深圳等市的應對之策是不斷建新學校與擴招。西安自2018年起新建150多所新學校，增加學位6萬餘個。雖然如此，許多城市增加的學位遠遠不能滿足學位缺口。例如廣州市教育局1月就曾表示廣州小學學位約有三分之一的供給缺口。據測算，到2020年，深圳的小一缺口將迫近5萬。
學位限制：與蘇州「九年一學位」相仿，北京自去年開始實行「六年一學位」，通過採取限制學位的方式打擊學區房的過度炒作與投資。
打擊虛假宣傳：5月14日濟南發佈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商品房銷售廣告和宣傳活動的通知》，規定地產開放商不得在銷售時以學區房作為宣傳。廣州華潤天合的業主們在招生方案公佈之後，孩子名校夢碎而多方談判和維權，多名業主反映該樓盤在銷售時帶有幼兒園、小學雙名校的廣告宣傳，並強烈暗示小區配套的小學就是廣州重點小學華陽小學。
多校劃片等措施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壓低學區房價，但緩解不了人們對教育的焦慮，他們更期待教育供給端的改革。
如何解決學區房供給側矛盾？
1.有教育需求不能被滿足的家庭是相對穩定的，2.這些家庭能夠為教育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對穩定的，不受政策影響。
因此，這樣的現象也引發了兩個方面的問題：1.資源是否充足的問題，2.這些家庭的投入能否流入教育體系而不是房地產從而能夠形成優化所在社區教育資源的正反饋。
首先關於教育資源，在很多不斷擴大的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等不斷有外來人口進入甚至定居的城市，教育資源顯然是不足的，就像深圳有三分之一的缺口的數字說明的。所以在這些城市多建中小學應該有助於降低學區房的高房價。
成功的例子比如在美國，只要提供居住地址就可以入學，並不需要提供房產所有權的證明，說明只要有足夠的教育資源，確實有助於降低房價。但是卻不能夠徹底解決，因為就算學額比學生還要多，還有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也就是名校和野雞學校的差別。
在新加坡如果想要進入某一所小學，首先是有校友關聯，包括兄姊在這一間學校就讀，父母是這一間學校畢業，或者父母是這所學校裡的老師（當然有這種關聯的人很少），其次是要靠為學校做義工，或者父母是社區裡的基層領袖，最後是居住地址（也不需要買房）在學校一公里範圍內。
而去年在新加坡就出現了熱門小學，家長爭當義工，住家一公里範圍內抽籤；同時政府宣佈由於適齡兒童減少，合併中小學，以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的情況。所以學區房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資源多少的問題，而且是教育資源分配公平程度的問題。
有的地方的政策想必是針對教育資源分配公平的問題，也就是北京的“多校劃片，電腦派位”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似乎將學生隨機分配到同一個區域裡優劣不等的學校。
這樣的政策雖然意識到了更深層次的問題，但是未免太霸道，這個政策並沒有將不平等的教育資源再分配，而是將學生隨機分配，最終好學校還是好學校，差學校還是查學校，只不過有的學生走運，有的學生倒黴。
也就是說教育資源還是不平等。那麼與其隨機分配學生，有沒有可能能夠隨機分配老師呢？例如，讓好學校的老師輪轉到差學校1-2個學期，再有就是遠程教育，能不能讓好老師通過網絡面向更多學校授課。
當然這些做法都牽扯到資金，好的學校可以給老師更多的報酬所以一旦老師輪轉到差學校，待遇上的差別誰來彌補呢？以及有的查學校沒有遠程教育的硬件條件，配備也需要錢。所以這就牽扯到家庭資源流向的問題。
現在有的家庭願意花錢買學區房，這就說明這些家庭願意為自己孩子的教育投入金錢，但是買學區房等於錢流向了房地產，而不是教育。如果這些錢可以流入教育對於提升社區的環境想必會更有幫助。
其實新加坡的為學校做義工和成為基層領袖可以讓孩子入學的政策就是這個目的，只不過新加坡的家長要付出精力，而中國的家長願意付出財力。所以如果想要進某一所小學，應當向學校或者第三方機構交錢而不是買房，這些錢用於津貼老師流轉或者提升差學校的硬件條件會不會比較好？
最後美國和新加坡的對比還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同樣學額充足，美國的好學校和新加坡的好學校的入學難度如此不同。我想是因為華人特別重視教育，在美國華人是少數，可是在新加坡華人是主流。
重視教育固然重要，但是有必要從小學就開始強調名校嗎？有什麼小學的知識和思想方法是對一個人的一生如此至關重要的嗎？和知識相比不如說是養成良好的習慣更重要。所以為了孩子先成人再成才，不如弱化所謂“名校”的概念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