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明武宗朱厚照想借“祀神祈福”之名南下游玩，结果朝中大臣纷纷劝阻，惹得朱厚照大发雷霆，将146名劝阻的大臣处以廷杖，当场杖毙11人。1524年，明世宗朱厚熜作为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继位，想要追封自己的父亲为皇帝，遭到大臣的反对，一怒之下，将劝阻的134名五品以下官员处以廷杖，当场杖毙17人。
众所周知，廷杖是明朝最具代表性的刑罚之一。而在明朝历史上，这两起廷杖案影响最大，受刑人数和杖毙人数最多。在不可胜数的零散廷杖案例的受刑之人中，除了少数是罪有应得，大部分都是因为犯颜直谏惹恼了皇上，从而招致廷杖之责。
廷杖在明朝之所以这么流行，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权在明朝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之后，皇帝的权力到达巅峰，皇帝对官员的具有生杀夺于之权得到了强化，这是皇帝能够随意廷杖甚至当场杖毙官员的基础。
公元1375年，茹太素上书奏事，洋洋洒洒上万言，朱元璋看了六千多字都没看到具体意见，一怒之下，招茹太素入朝，施以廷杖。第二天，朱元璋命人重新读完之后，才发现在文章最后提了四点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感叹到：“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仅仅因为文章虚词太多，茹太素便遭廷杖之刑，可谓是无妄之灾。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明朝如此盛行廷杖，固然与皇帝有关，普通官员也难辞其咎。历史学家孟森也曾对廷杖作过评价：“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指出明朝君臣争执的焦点往往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意气之争。明朝许多官员虽有满腹经纶，但却无匡国济世之才，过于拘泥于教条礼法，导致与皇帝冲突不断。
在明朝“大礼议”事件中，明世宗朱厚熜尊崇自己父母，欲追封自己的父母，这件事本是人之常情，可官员却以不合礼法为由，群起反对。朱厚熜一怒之下，廷杖了134名反对的官员，杖毙17名，创下终明一朝当场杖毙人数最多的纪录。
通过“大礼议”事件这个点，我们可以窥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面，明朝许多官员很多时候并非为了国家大事，而是在现在看来无关大局的事情上犯言直谏。黄仁宇评价说：“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当所谓的谏言失去了公正之心，慢慢沦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时，秩序的崩坏也就在所难免了。
特别是明朝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党争愈加激烈。官员们往往披着犯言直谏的外衣，来行党争之实。此时的官员已经无暇顾及国家大事，党争已经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谏言已经从建言献策慢慢变为打击对手的利器。
凡事过犹不及，廷杖的滥用带给明朝的伤害是致命的。当皇帝把官员的廉耻打没了之后，满朝上下只剩下献媚投机之徒，充斥整个官场的尽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和明目张胆的结党营私。明末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满朝官员所展现的丑陋嘴脸也就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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