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禁戴面紗,男女平等,離不開奧斯曼帝國晚期教育世俗化改革

我們都知道,奧斯曼帝國曾經是一個橫跨亞歐非的封建軍事大國,但是在蘇萊曼大帝退位後,開始走上了墮落之路。執政者也曾經掙扎過,曾試圖自我改造,富國強兵。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改革,隨之而來的是教育世俗化改革。

然而,內患卻成了教育改革的攔路虎,宗教保守勢力強烈反對,加上資金短缺,人才匱乏等諸多因素,改革的進程受到了阻滯,沒能保住帝國,不過改革為凱末爾總統共和國時代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更是給後來的土耳其留下了珍貴的遺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今天,貓叔就帶大家一起來探究一下奧斯曼帝國晚期的教育世俗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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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

一、教育世俗化改革的背景

奧斯曼帝國能夠一度稱霸三大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蘇萊曼大帝之前的歷任素丹,都有過戎馬生涯。長達600多年的奧斯曼帝國,蘇萊曼一世在位期間(1520—1566年),是帝國的鼎盛時期。蘇萊曼大帝之後,則是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轉折點。

由於素丹沉迷酒色,政治腐敗,後宮參政等諸多因素,帝國走向衰落。16到18世紀期間,長達200年的奧土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奧斯曼帝國的實力。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加速了昔日威風不可一世的奧斯曼帝國的衰亡。反覆的軍事失敗,導致大量的領土喪失,這暴露出奧斯曼帝國在歐洲列強面前的弱勢。

1699年1月26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一份和平條約。此條約的簽訂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次向歐洲各國割讓土地。昔日強大的奧斯曼帝國變成了任人宰割的"西亞病夫"。西·內·費希爾認為:"卡爾洛維茨條約標誌著中東史中的一個轉折時期,特別是在奧斯曼和歐洲的關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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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帝國的衰落,改革已成迫不得已的事情。奧斯曼帝國處在生死存亡的轉折點,要保持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就必須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軍事改革離不開現代軍事人才的培養,於是改革從軍事到教育以及社會文化等層面拓展開來。其中的教育改革受到宗教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進行得異常艱難。

二、教育世俗化改革的過程

傳統的伊斯蘭教育有三個階段,即馬克塔布(相當於小學)、馬德拉薩(相當於中學)和清真寺。而清真寺則是伊斯蘭教育體制中水平最高的教育場所,後來發展為穆斯林大學,如馳名世界的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

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大學,既是學校又是清真寺,充分體現了伊斯蘭傳統教育的宗教色彩。清真寺的功能是由伊斯蘭教特性決定的,它既是穆斯林履行宗教義務的場所,也是研習文化知識的高等學府。正如伊斯蘭學術泰斗伊本·泰米葉所概括:"清真寺是學者之家,學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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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

在1765年,僅君士坦丁堡一個城市裡就有275座清真寺。到19世紀中葉,已超過300座。其它城鎮中,每城至少有1座,像巴格達和開羅也在40至50座之間。伊斯蘭教被奉為帝國內佔統治地位的宗教意識形態。但是到了帝國晚期,學究式教學模式遠遠脫離於現實的宗教教學內容以及學生長期被伊斯蘭宗教思維定式的束縛,已無法滿足社會對各方面人才的需求,更不可能培養出當時急需的西方化和現代化人才。教育的世俗化改革已成必然之勢。

1、塞利姆三世時期,重視現代化的軍事教育,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理念以及技術

1798年,雖然拿破崙遠征埃及本身是一個大失敗,但是這標誌著歐洲肢解奧斯曼帝國邁出了第一步,而且在伊斯蘭世界內部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塞利姆三世登基之後,迫於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極力進行對舊軍隊的改革。年輕而博學有才的素丹塞利姆三世首先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帝國的軍事訓練、武器裝備以及培養新型的軍事人才方面。

1795年建立陸軍工程學院,培養具有軍事理論素養的軍隊將領。另外,素丹還創辦培養了航海及相關專業的海軍學院。對於學校的創建與教學,塞利姆三世非常重視法國的幫助。這是因為由於對哈布斯堡王朝共同的恐懼,歷史上法國和奧斯曼帝國關係密切。在素丹塞利姆三世看來,法國是西方文明的體現,也是奧斯曼帝國的傳統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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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姆三世

奧斯曼帝國從法國招聘了一批教育專家及教練,法文成為所有學生必修的語言,圖書館的藏書也多是法文書籍。這一時期人才的培養,軍事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實現了彈藥製造廠現代化,火藥生產的安全性明顯提高。雖然塞利姆三世對改革倍加小心,但是還是遭遇了烏里瑪等宗教保守勢力的反對,改革進行得異常艱難。素丹為了使改革進行下去,幾次被迫更換了支持改革的部分大臣。

2、馬哈穆德二世時期,世俗精神的出現,推動了教育朝著世俗化方向發展

進入17世紀以後,曾經威震四方的近衛軍,開始變得紀律渙散,專橫跋扈,並且出現世襲化現象,近衛軍逐漸成了改革的阻力。在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素丹沒有近衛軍的支持,就無法繼位和保持政權穩定。1826年,馬哈茂德二世解除了這支軍隊。

馬哈茂德二世果斷消滅這一威震歐洲四百餘年的軍團主要原因有:

一是1807年馬哈茂德二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被近衛軍軍團發動兵變而廢黜,馬哈茂德二世擔心自己會重蹈覆轍;

二是近衛軍腐敗,軍紀渙散,戰鬥力差。消滅近衛軍軍團,建立"穆罕默德常勝軍"是馬哈茂德二世大改革的開始。建立一支新式軍隊,教育改革是關鍵。

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非教育本身的改革,而是為了富國強兵而改革。其目的是為新軍隊補充具有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穆斯林軍官和為帝國各級政府部門充實具有專業知識的稱職官員。新軍的建立,困難重重。找到足夠多的對新軍進行訓練的教官,都是不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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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軍事人才的匱乏問題,素丹從自己的宮殿護衛之中,選拔訓練有素的年輕精英組成軍團,然後把軍官派遣到新軍之中。這一兵團是由200多名王室家族的奴隸和統治階級的後代組成。但是許多軍官喜歡過宮廷生活而不願從事軍事訓練。素丹被迫在1830年5月解散了兵團。

馬哈茂德二世的政府建立了新的學校或重建舊校,如皇家醫學科學院、軍事科學學院、軍事工程學院。

穆罕默德命令擴大海軍和陸軍兩所工程學校的招生規模,同時於1827年,軍事醫學院開始招生,由於帝國的宗教傳統,報名人數相當有限。同年素丹派遣留學生去歐洲學習。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其中大部分是派遣到巴黎。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一精神的鼓舞下,土耳其教育思想出現了世俗精神,素丹建立了一系列世俗教育學校。

1838年,馬哈茂德開始注意到非軍事性的初等及中等教育,並計劃成立所謂的"呂希底耶"學校。馬哈茂德在世時,這類教育進展很小,不過是新辦了兩所初級中學,分別以素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和蘇萊曼清真寺為校址,校名是阿德里耶教育學院和埃得比耶科學中學。

學校採用傳統的課程,但其中有講授法語和現代課程的規定,這中間培養出國家的一些領導人。馬哈茂德二世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宗教界的強烈反對。"烏里瑪"在伊斯蘭機構中擁有特殊的地位,他們壟斷國家要職,掌握司法解釋權,有權對世俗法令法規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進行干預。他們是"伊斯蘭法學博士",伊斯蘭教義、理論和教法的實施者,構成了哈里發行使穆斯林主權的重要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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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茂德二世

伊斯蘭教法把伊斯蘭教的內容作為一種秩序,廣義的伊斯蘭教法包括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兩部分內容,其內容從禮拜儀式、宗教功課到道德準則、法律規定,幾乎包含了人的全部行為。因此,對於穆斯林個人來說,伊斯蘭教是一整套教義信仰和宗教制度,深深植根於個人的意識之中,並規定了它的精神態度和生活方式。但是世俗精神一旦出現,就有助於教育從封建傳統保守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為以後帝國的教育改革,為奧斯曼帝國未來的現代改革運動敞開了大門。

3、坦齊馬特運動時期,教育形成了宗教、世俗雙軌制局面

歐洲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對奧斯曼帝國產生了影響,多數學者認為,革命爆發初期對奧斯曼帝國影響不是很明顯。如果把這一影響的意義延伸,將法國大革命的先行者也包括在內,就能夠發現有一條細線,將西歐啟蒙運動同中東、奧斯曼的官員們在18世紀中若干次短暫進行的社會和政治實驗聯繫在一起。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影響變得清晰起來。

1839年6月,馬哈茂德二世去世,其子阿卜杜勒·麥吉德繼位素丹。新素丹執政不久就發佈詔書,宣佈奧斯曼帝國進行全面改革,史稱"坦齊馬特"改革。改革的一項重要就是教育的世俗化。穆斯塔法·賴希德帕夏認為,為了使政府不依賴外國人的幫助,而臣民又不因襲於愚昧無知和宗教狂熱,需要開辦世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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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齊馬特運動

在坦齊馬特運動之前,帝國的高等軍事院校教育受阻,其原因之一是學生沒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在進入高等學校之前,接受的是傳統宗教教育。坦齊馬特的改革家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緊迫性。1845年3月,帝國政府任命了一個由包含軍事和法律等各類人才組成的委員會,就現有各類學校進行調查,併為設立新校做好準備。

改革首先從教育進行,對6週歲以上的穆斯林兒童實行強制性免費義務教育。為保證兒童上學,政府規定任何人不準收沒有馬克塔布學校證書的兒童為學徒。到19世紀60年代,已有世俗初小108所,在校學生7830人;初等學校已達11008所,在校男生24萬人,女生12萬人。

1869年帝國又頒佈新的教育法,規定500人以上的村鎮必須建立一所初等學校;超過1000人以上的市鎮必須建立一所中等學校;每個省必須建立一所高等學校,並且教育經費都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由教育部統籌管理。該法的頒佈,極大地促進了帝國各地區教育的全面發展。

他們建立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一條龍軍事院校。另外,法律也允許社區和個人建立自己的學校。到1875年,帝國各類學校的在校學生達334萬人,其中軍事院校的學生為117萬人,職業學校的學生為217萬。在1867年至1895年間,世俗化的小學學校和入學比例都雙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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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齊馬特時代,奧斯曼帝國的教育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之前,教育不是由國家負責,教育完全宗教化,教育被烏里瑪所控制;改革者試圖把教育權力集中於中央,強化了中央集權;並且教育體制規範化標準化。

除了宗教學校之外,政府創辦的學校脫離了烏里瑪的控制,由教育部來管轄。教育不僅包括傳統的宗教教育,而且還講授新的人文和科學知識。但是教育的世俗化也遇到資金、師資等方面的困難。由於帝國中央財政緊縮,中央無力負擔學校的建設與資金投入,由地方政府負責這部分資金。帝國的財政危機爆發,影響了教育的發展。

同時,教育改革也遇到了宗教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們擔心教育會帶來對宗教不利的因素。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幾乎是各國面臨的問題,奧斯曼土耳其也不例外。農村教育比城市教育發展緩慢得多,城市教師反對去鄉村教書。帝國教育改革進展緩慢,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坦齊馬特改革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打破了奧斯曼帝國自成立以來,烏里瑪對教育的壟斷地位。教育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宗教的影響,實現世俗化。但是畢竟形成了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並存的局面,教育領域變得愈來愈世俗化。

教育的改革為後來青年土耳其時代世俗化教育創造了條件,並且為凱末爾總統的教育、文化等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改革培養出一批具有新思維、新思想的優秀青年。被稱為土耳其新文學運動三傑的伊卜拉欣·邢納西、齊亞和納米克·凱末爾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宣傳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反對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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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末爾總統

4、哈米德二世時期,現代世俗教育體系的建立及女性教育成果突出

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時期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提高高校的辦學規模。1900年重新改組了伊斯坦布爾大學,該校是中東第一所近代大學。高等學校採用西式教育,課程設置包含了歷史、數學和外語等。世俗化是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特徵。這一時期建立了包括世俗初等及中等學校、師範和專科學校一整套現代教育體系。

改革尤其重視女性教育問題,增加了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坦齊馬特時代的改革派們增加了幾所女子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和藝術學校,起初在中學和中等職業學校招收女生,後來又推廣到大學。新型學校的建立對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更新了傳統的教學內容。除傳統教學內容外,這些學校在小學階段就開始開設歷史、地理和衛生常識,中學階段又增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公民學、土耳其語、法語和波斯語。

學校的現代化教學極大地推動了世俗化教育的發展。

這一時期的歐洲列強不僅在奧斯曼土耳其開辦企業,而且興辦學校,歐式學校教育的建立推動了西方文化的傳播。教育改革推進了司法與教育的世俗化,從內閣中清除伊斯蘭教最高法典說明官,啟動司法部對沙里亞法庭的世俗控制,把宗教學校納入教育部的管轄範圍,新建宗教基金部。受世俗教育的知識分子大大增加,軍官、軍校學生很大程度上是城鄉小資產階級和下層官吏出身的人。從他們中間,培養了眾多的文武官員,孕育了新一代民族民主革命者。新興的世俗精英挑戰烏里瑪傳統的權力結構,削弱了傳統宗教勢力。從坦齊馬特到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世俗化改革,距離這一過程的最終目標——政教分離、建立世俗國家,也只剩一步之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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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三、教育世俗化改革的意義

歷時兩個世紀的教育改革,為共和國初期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凱末爾總統共和國時代政教分離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假如沒有晚期奧斯曼帝國的西化教育改革,恐怕土耳其國民未必能接受凱末爾總統時期的世俗化教育。

凱末爾總統開始了全面的教育改革。1924年凱末爾政府通過了統一教育法,廢除舊式宗教學校,取消了公立、私立學校的宗教課程,用世俗的現代教育取代原有的宗教神權教育,這實際上也是政教分離的必然舉措和結果。凱末爾總統本人親自領導了國家的宗教改革,把全國的所有學校劃歸教育部來統一管理,宗教無權干涉教育,結束了宗教學校與世俗學校並存的格局。國家開始實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和單一教育體制。

國家另外創辦宗教學校,培養伊瑪目、佈道師等宗教人員。教育部還在伊斯坦布爾大學開辦神學院,培養高級宗教學者。晚期奧斯曼帝國的教育世俗化改革,不單純是興辦世俗學校、開設現代化課程。其重要意義在於使人的觀念擺脫傳統伊斯蘭宗教的束縛。

這對以後共和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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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凱末爾

1928年,凱末爾進行了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廢除一夫多妻制和伊斯蘭教的各種陋規,提倡男女平等,婦女不戴面紗,拋棄封建時代裝束,採用西裝禮帽等。凱末爾社會文化改革的成功進行,都離不開奧斯曼帝國教育的世俗化基礎。進一步講,伊斯蘭性質的政黨正義發展黨掌握政權,國家政教分離的政體依然如故,都與晚期奧斯曼帝國的教育改革分不開。

教育改革過程的艱難與長期性,恰恰造就了一支忠於政教分離體制的軍隊。共和國曆史上三次軍隊干政,世俗政體得以維持,就是實例。土耳其的世俗教育已經深入人心,雖然城鄉世俗教育有所差別,人口比例有所不同,但是教育世俗化是不可改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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