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终于与共产党达成了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于大江南北和闽浙两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北伐名将叶挺被任命为军长。
军令部长亲笔修改，掩饰联络参谋职能
新四军的兵力虽然不如在华北活动的八路军，但其活动范围遍及东南财富之地，也靠近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因此蒋介石对其十分不放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专门有一条提出:“中央”对新四军得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
不过，此文件被送给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核签时，徐认为“监视”一说过于直接，容易授人以柄。更何况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因此将联络员的性质在书面形式上重新进行了定义，即“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察。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
大特务头子康泽亲自挑选人员
尽管联络员的职能更加冠冕堂皇了，但从选派的人员和他们的活动来看，其担负监视任务的实质并无丝毫改变。国民党嫡系部队选调联络员一般不是军令部、就是政治部负责，而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却直接由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头子康泽操刀安排，挑选的人员也多是康泽多年的老部下或是他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当主任时的学生，既是军官，也是特务。
1939年4月，首次挑选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时共有5人入选，分别是:驻军部少将联络参谋卢碧湖、驻第1支队上校联络参谋许建华、驻第2支队上校联络参谋杨凤举、驻第3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孟繁伦、驻第4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倪志操，每人各配1名尉级副官和1名传令兵随行。虽然在这些联络参谋赴任期间，新四军又组建了第5、6支队，但蒋介石采取鸵鸟政策，一律不予承认，因此未再选派联络参谋。
蒋介石亲自接见，面授机宜
蒋介石对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一事非常关注，希望能通过这些联络参谋及时掌握新四军的有关动向。当得知这些联络参谋人选已经拟定后，便提出要在重庆南岸区的黄山“云岫”楼官邸亲自接见他们，陪同蒋一道接见这些联络参谋的，还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等高层人物。
在接见过程中，蒋介石毫不掩饰的告诉卢碧湖等人：“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报告新四军的各种情况，既要报告战斗情况，也要关心实力的发展，内部的关系等等。”此外，蒋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久住不仅仅是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不要显得幼稚，被人家看不起，甚至被人家赶走。”
随后，何应钦亲自给他们重申了工作纪律，特别强调：“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发电报就用新四军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徐永昌也下令给他们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5月份，这些联络参谋们集体出发到顾祝同第三战区报道，不过由于路途艰难，直到4个月后才到达第三战区司令部，令顾祝同狠狠的发了一次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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