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青年李大釗在東京留影
1923年，李大釗三赴上海大學發表演講
李大釗自述稿。其中提到他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改組國大黨的問題
1923年4月15日，坐落於閘北青雲路青雲坊（今青雲路323號附近）的上海大學迎來了一位貴客。只見此人身著長衫，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兩撇八字鬍既濃又密，炯炯目光之中透著睿智與堅毅。他正是李大釗，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他七度來滬，從事革命活動，在黃浦江畔留下了閃光的足跡。
反對獨裁復辟 探索救國救民之路
若要追溯李大釗與上海的不解之緣，還須從他在東瀛留學期間參與反袁活動說起。因為他最初兩次到訪上海即是為聲討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而來。
1913年冬，年輕的李大釗從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由湯化龍資助東渡日本留學。經過半年的努力，他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深造。象牙塔內的生活原本應該是簡單而寧靜的，但國內政局的風雲變幻，卻讓課堂裡的李大釗坐立不安。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內閣向袁世凱政府秘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這樁卑劣的政治交易內幕一經披露，引起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震動，李大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迅速聯絡留日學生，於2月11日成立留日學生總會，並任該會文牘幹事。救國心切的他揮筆寫下《警告全國父老書》，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要求中國政府秉國民公意，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不料，5月9日，袁世凱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誘下幾乎全盤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聞聽此訊，李大釗迅即編印《國恥紀念錄》一書，以示強烈憤慨。
1916年1月底，為了聲援雲南護國軍討袁，李大釗從橫濱搭乘法輪赴上海，開展愛國宣傳。上海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對於青年李大釗來說，既熟悉又陌生。謂之熟悉，上海早在晚清年間即是“江海通津，東南都會”，名貫四海，誰人不知？可他從未踏足滬濱，難免人地生疏。不過，他卻對此行依然是躊躇滿志。當輪船劈波斬浪朝向東海之濱駛去，李大釗倚扶著船舷，遠眺波濤翻滾的大海，心潮澎湃，欣然賦詩《太平洋舟中詠感》。詩中寫道：“逆賊稽徵討，機勢今已熟。……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其救國圖強的雄心壯志可見一斑。在滬期間，他顧不得遊覽申江名勝，更無閒情逸致遊逛於十裡洋場間，而是四處奔走，為聲討袁世凱竊國復辟而大聲疾呼。只可惜資料闕如，李大釗這次的滬江行跡已不可考，但從他抵滬後寫給遠在東京的摯友霍侶白的一首詩中，略能體會其當時的心境。“一輪舟共一輪月，萬里人懷萬里愁。正是黯然回首處，春申江上獨登樓。”字裡行間浸潤著一個愛國青年憂國憂民的情懷。逗留兩週之後，李大釗便返回東京。
首次上海之行令李大釗的心情久久難以平復，“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然而，正當李大釗在上海積極聯絡討袁之事時，早稻田大學竟以“長期欠席”為由，將他除名。當時的早稻田是一所政治傾向十分保守的學校。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就是該校創始人大隈重信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間提出的。李大釗作為留日學生總會的骨幹成員，其激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行自然不會為校方所寬容。因此李大釗被開除學籍，“欠席”不過是個藉口。
對於早稻田大學的這一決定，李大釗並未感突然，他索性就此中斷學業，全力投身於反對袁世凱獨裁賣國行徑的活動之中。1916年5月中旬，他由東瀛歸國，暫留上海。此間，李大釗仍時刻籌劃著反袁大計。他在給好友霍例白的信中說：“傳聞袁氏備戰甚急，此則雌雄之決，仍非出於一戰不可也。”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一命嗚呼。消息傳來，李大釗欣喜至極。7月11日，他應邀北上，擔任北京《晨鐘報》主編，大力宣傳民主主義思想。
袁世凱政府雖已倒臺，但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華夏大地依舊暗無天日。1917年6月，張勳借“調停”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的爭端為名，率“辮子軍”進京。未幾，張勳攆走黎元洪，宣佈擁立前清末代皇帝溥儀復辟。一時間，黃龍旗取代了五色旗，前清的王公貴族、遺老遺少們拖著真真假假的大辮子招搖過市。就在張勳復辟的當日，李大釗倉促離京，避走上海。
與前兩次蒞滬時的心情有所不同，第三次來到上海以後，李大釗完全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雖說食宿無憂，但回想起自己辛亥革命以來的所言所行，身處浦江之畔的李大釗百感交集。他一心為國為民不辭勞苦，卻不想到頭來落得個“國變日……倉黃出京”的結果。“南來棲遲滬，瀆日無聊賴。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館，惟以讀書自用，尚足告慰耳。返至於發表言論，今已全非其時，即有所欲言，亦無正當之言論機關供吾發表。”在致信北京友人李泰棻時，李大釗發出如此感慨。
“長夜漫漫何時旦？”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帝制，但不曾想由於革命的不徹底，卻令中國掉入軍閥混戰的泥淖，中華民族仍然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呻吟。這一次李大釗居滬數月，大部分時間都在思索、總結過去革命“流產胎殤”的經驗與教訓。其間，他還兩度前往南京，會晤好友白堅武，並在白的引薦下，同江蘇督軍李純會面多次。雙方還商妥赴日考察事宜，後因故取消。11月初，李大釗返京。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李大釗和他同時代的那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苦苦探求再造中華的新途徑時，西方傳來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振聾發聵，使得正處惆悵之中的李大釗為之振奮。他從蘇俄革命的成功範例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實現富強的曙光，“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路。”他連續發表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及其意義，並大膽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由此從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1920年，他在北京創建共產主義小組，與在上海的陳獨秀遙相呼應，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範圍的共產黨組織。“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被傳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
結識孫中山 努力促成國共合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中共中央指導黨在北方的工作。1922年夏到1924年初，他四度南下上海，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做出巨大貢獻。這其中，李大釗第四次來滬時，與孫中山的數次會面無疑是最為重要的。
1922年8月上旬，李大釗離京去往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參加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即西湖會議）。在轉赴杭州之前，李大釗專程來到環龍路老漁陽裡（今南昌路100弄）2號，同陳獨秀討論了關於與國民黨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方式方法問題。
是年8月底9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戴眼鏡的先生叩響了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孫中山寓所的大門。守門人問明來者身份後，進屋回稟孫中山。聞聽是李大釗一行來訪，中山先生喜出望外，趕緊命人將貴客請至書房茗談。原來，西湖會議作出了中共少數負責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形式上發生重大轉變，即由“黨外聯合”轉變為“黨內合作”。西湖會議閉幕後，李大釗受中共中央的委託，折回申城。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多次拜訪孫中山。
行文至此，還須對李大釗首次拜會孫中山的日期作一說明。諸多資料對此的敘述可謂眾說紛紜，既有稱8月底的，也有稱9月的，更有精確地指出是8月23日，讓人莫衷一是。但西湖會議是8月30日結束的，李大釗會後才由杭返滬。整個8月份滿打滿算也僅剩下不足48小時，可供他用來與孫中山會談的時間似乎並不充裕。或許從《申報》裡可以找尋到一些蛛絲馬跡。9月2日的《申報》報道了1日午後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代表到莫利愛路謁見孫中山一事。這是一篇極其尋常的新聞稿，但它結尾的那句話倒是令人浮想聯翩，其謂：“敘談約三刻，因有他客過訪，遂與辭而出。”難道此處的“他客”莫非就是李大釗？這僅僅是一種推論，筆者尚不敢妄下斷言。
孫、李雖初次晤面，可兩人卻神交已久。護法戰爭的失敗，使孫中山意識到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都不足依靠。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他帶來了啟發和希望，他對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興趣也愈發濃厚。五四運動期間，孫中山不僅十分關注《每週評論》的言論，還派戴季陶、沈玄廬創辦《建設》和《星期評論》，共同致力於新文化運動，而戴、沈等人皆與李大釗相熟識。由此可見，孫中山早已對李大釗這位新文化運動鉅子、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積極宣傳者相當熟悉。李大釗對孫中山及其革命思想的瞭解，自更不必說。
因此，兩人照面後，略微寒暄幾句便切入正題，就“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展開熱烈探討。暢聊之下，彼此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一次交談尚不盡興，李大釗接連數度出入莫利愛路孫宅。有一回，二人竟長談數小時，以至到了吃飯的鐘點都欲罷不能。他們每次見面時，宋慶齡都陪在一邊。後來每當提起這段往事，她仍記憶猶新：“中山先生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李大釗的儒雅風度與廣博學識令孫中山對其賞識有加。在孫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釗已是幫助他改組國民黨的不二人選。經過幾次接觸後，他遂直截了當地提出希望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的想法。李大釗直言相告：“我是第三國際黨員⑴，是不能脫離第三國際的。”孫中山聽後，微笑著擺了擺手，說道：“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作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見中山先生如此懇切，加之中共中央在西湖會議上已有相應的規定，李大釗便欣然應允。當即由張繼為介紹人，孫中山親自主盟，吸收李大釗為國民黨黨員。此後，陳獨秀、張太雷、蔡和森、張國燾等中共負責人，也陸續加入國民黨。宋慶齡曾就此問過孫中山為何要如此行事，孫中山的回答是，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中，能依靠他們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
1923年1月16日，蘇俄特使越飛自北京抵滬，經由李大釗、林伯渠的聯絡介紹，與孫中山會晤。李大釗與林伯渠也全程參加。談判整整持續了6天，雙方著重商討了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以及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等問題。1月26日，聯合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通過這一番活動，李大釗與孫中山建立了真摯的革命友誼。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事務上也更加倚重李大釗。
1923年“二七”慘案後，為免遭軍閥吳佩孚的迫害，正在武漢講學的李大釗避至上海。起先他匿居在同鄉孫洪伊家裡，張國燾還曾到孫宅看望過李大釗。但孫與直係軍閥關係密切，李大釗擔心長居於孫府會引起外界的無端猜忌，所以僅住了幾天就搬到別處去了。幸而沒過多久，李接到北京友人的來信，告知他在京不會有被捕的危險，旋悄然回到了燕京園。
即便身處危難境遇，李大釗仍不忘促成國共合作。是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登載了他撰寫的《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一文。文章既強調了革新國民黨發揮其作用，又批評了國民黨的以往錯誤。李大釗指出，國民黨過去的一大弱點，就是沒有看重群眾運動的力量。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幫助下，孫中山下定了改組國民黨、聯合中國共產黨共同進行民主革命的決心。故而，李大釗被稱作“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楷模”。
誨人不倦 宣傳革命思想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提起李大釗時，將他視作“真正的好老師”。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稱：“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瞭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系統的研究。”的確，李大釗時刻都以向青年學子傳播革命思想為己任。縱觀李大釗後四次在上海的行蹤，可以發現他每次都會抽出時間，到校園裡傾力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2年9月3日，他應邀在中華職業學校召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國家少年日紀念會上發表關於青年問題的演講，號召青年團結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翌年4月，他又於復旦大學演說《史學與哲學》。
當然，李大釗去往最多的還是上海大學。這與他曾參與創建上大不無關係。在上大創始期間，他向于右任推薦鄧中夏和瞿秋白到校任教。作為上大的常客，從1923年4月到11月，短短半年時間裡，李大釗先後3次為上大師生演講。從《演化與進步》鼓勵年輕人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並以此為指導，“快快樂樂地創造未來的黃金時代”，到《社會主義釋疑》闡析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再及《史學概論》解釋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李大釗的講演總是那樣深入淺出，熱情洋溢，極受學生的歡迎，而且《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將他的演說內容都整理刊登出來，更是擴大了其社會影響。
1923年10月25日，北大註冊部貼出佈告，內稱：“李大釗先生因事請假兩星期，所授功課，假滿時補授。”當北大學子看到這張告示之時，李大釗已然坐在了開往上海的列車裡。他這次前來申城，主要是為了出席中共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當然，他並未忘記自己除了擔任黨內的領導職務外，更是一位教書育人的園丁、一個信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鬥士。
11月7日，上海大學舉行十月革命勝利六週年紀念大會，並慶祝該校“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立。是日，李大釗欣然與會，作了題為《社會主義釋疑》的著名講演。通篇講稿不過千餘字，卻微言大義。演講中，他一語道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質：“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使生產成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會主義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們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字字句句有力地回擊了當時社會上所瀰漫的反社會主義思潮。
1924年1月6日的《京報》刊發了這樣一則短訊：“國民黨北京支部之民治社，與某社近因接廣州孫文來密電，請派代表六人赴廣州接洽黨務。特於昨日（四日）在某大學第三院大禮堂開全體黨員大會，到會者約千餘人，主席為某大學教授李某。”
《京報》上所稱的“李某”便是李大釗。所謂“赴廣州接洽黨務”即是參加即將在羊城開幕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的國民黨北京支部有6個代表名額，李大釗是孫中山親自指定的代表，其他5位則由選舉產生。《京報》所描繪的就是國民黨北京支部選舉出席國民黨“一大”代表時的場景。經過選舉，張國燾等5人當選。
1月5日，李大釗與張國燾等眾代表乘特別快車南下。赴穗途中，李、張二人在滬稍作停留，參加中共中央會議，參與討論並確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一大”上應取的態度。會上，李大釗報告了國民黨組織在北方發展的經過，並稱北京的中共同志之間團結一致，在對待與國民黨合作問題上不存在任何分歧。主持會議的陳獨秀聽後甚是欣慰，隨即提議由李大釗、張國燾會同已在廣州的譚平山、瞿秋白等組織一個指導小組，用以協調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共黨員的行動，李大釗為該小組的負責人。
中央會議結束後，李大釗等繼續行程，搭乘火車直奔羊城。列車駛離上海北火車站後，緩緩加速，喧囂的不夜城漸行漸遠。透過車窗，李大釗朝著這座留下他青春歲月與革命歷程印記的城市瞥去了最後一眼。（作者：張姚俊）
轉自：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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