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觀點看，古文獻是指傳世古寫本、古印本的精華（即善本），出土的簡牘、帛書，還有出土的甲骨、文書等。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歷史留存和文化傳承的國家，歷朝歷代都有整理古文獻的傳統。
西漢時，景帝封其子劉餘為魯恭王。劉餘在建造宮殿時，拆除孔子故居，無意中在夾牆裡發現大批古文字寫成的古書，有《尚書》、《禮》、《論語》、《孝經》等幾十部。這是一次重要的發現。這些書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由孔子八世孫孔鮒掩藏的祖傳典籍。後孔鮒參加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戰死，這批典籍再無人知其下落。劉餘把這些典籍交還給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孔安國欲將這些典籍獻給朝廷，並希望它們能夠在官學廣為流傳，但他的願望落空了。其後，孔安國自己整理這些典籍，並開設私學傳授弟子。
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十月，汲郡汲縣（今河南汲縣）一座魏國國王墓被盜掘，出土一批竹簡。每簡長約合晉尺2尺，一簡40字，分兩行，每行20字，簡文魏科斗文（古文字）。這是我國古文獻的又一次重要發現。晉武帝對此十分重視，命人將全部出土竹簡“藏於秘府”。至太康二年（281）春，西晉王朝完成了統一大業後，即令人整理校編出土竹簡，並把古文寫定為隸字。荀勖等人從太康二年至惠帝永康元年（300），經二十年艱苦的尋檢、整理，校編工作才告完畢。共編校寫定古書16種75篇，包括《易經》、《穆天子傳》、《周書》、《國語》及各種雜書，總字數約10餘萬。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篇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它記載夏商周之事，接以晉國紀年，至戰國三家分晉，則用魏國紀年記事，至“今王二十九年而止”（即魏襄王二十年）。
中國歷史上，對古籍的整理、保護也十分重視。在清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編撰完成。全書3.6萬冊，分抄7部，藏於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內廷內閣”和揚州文匯、鎮江文淙、杭州文瀾“江南三閣”（七閣現存四閣，其中江南三閣僅存文瀾一閣）。《四庫全書》數遭劫難，至今僅存四部，分藏於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臺北、杭州（補全）。
古代不僅宮廷、官府收藏、保管古籍，而且私人收藏也十分盛行。自宋代以來，出現了為數眾多的藏書家。清代光緒年間，葉熾昌編撰《藏書紀事詩》六卷，對歷代藏書家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載。自北宋初年迄清代，著錄750餘人，對研究我國收藏、保管古籍的歷史有重要價值。
私人藏書家對收藏古籍的建築十分注意，許多藏書家修建了專門的藏書樓。在明代，以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最為著名。它建於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是明朝兵部右侍郎範欽的藏書處。原有藏書7萬餘卷，後屢遭盜竊，散佚甚多。至解放時，除清代《古今圖書集成》外，閣內僅存1.3萬餘卷存書，存書大多是明代刻本和抄本，其中地方誌和科舉題名錄甚多，是研究明史的珍貴文獻。
在清代私人藏書家中，有“南瞿北楊”之稱。“南瞿”即江蘇常熟瞿紹基，“北楊”是山東聊城楊以增。瞿紹基建有“鐵琴銅劍樓”，楊以增建有“海源樓”。此二樓與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樓”、浙江吳興陸心源的“皕宋樓”，合稱為晚晴四大藏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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