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穆之是什麼人？他的死不但影響了東晉這次北伐的進程，而且改變了一段歷史的寫法，這個被劉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劉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實的確如此。劉穆之當時的身份雖然是左僕射、前將軍、丹陽尹並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實只是劉裕的心腹秘書而已。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劉裕率軍北伐，攻打後秦。這次北伐十分順利，只一年時間，漢魏以來的名都——洛陽和長安，都被東晉打下了。後秦主姚弘，被俘後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劉曜攻陷長安以來，關中人民盼望漢家軍隊的旌旗，已經一百餘年了。收復洛陽和長安後，劉裕本可乘勝前進，平定隴右，恢復晉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勢下，他卻下令停止北伐，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為安西將軍，鎮守長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對劉裕這種虎頭蛇尾的舉動，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紛紛責問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說劉裕“狼狽而還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就是說劉裕之所以寧願功虧一簣而匆匆南歸，是他對奪取東晉皇帝寶座已是急不可耐了。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劉裕回到建康以後，並沒有馬上黃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晉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將近三年之後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劉裕匆匆南歸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卷一百一十八）從這段話裡，我們知道，劉裕當初是打算留在長安，繼續征服西北的，後來突然改變主意，原因有二：一是東晉的各位將領因長期征戰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數不願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劉穆之在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鑑於朝中沒有可以託付大事的人，劉裕怕有人會趁機奪權，才急忙趕回建康。《資治通鑑》的這段記載，顯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實，因而是可信的。
劉穆之是什麼人？他的死不但影響了東晉這次北伐的進程，而且改變了一段歷史的寫法，這個被劉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劉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實的確如此。劉穆之當時的身份雖然是左僕射、前將軍、丹陽尹並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實只是劉裕的心腹秘書而已。劉裕西征北伐，都讓劉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後院起火。劉穆之死後，劉裕猶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嘆息著說：“劉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幫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謂是‘好人散去，國家遭殃！’”又說：“劉穆之死後，別人從此都會輕視我！”由此可知劉穆之在劉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對劉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元興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將領劉裕以遊獵為幌子，與何無忌等收集部眾，聯合了魏詠之、檀道濟、周道民等二十七人率眾起兵，討伐桓玄。初克建康後，劉裕對何無忌說：“現在急需一個主簿的人選，你看怎麼能得到？”何無忌說：“沒有比劉道民更合適的。”（劉道民是劉穆之的別名）。劉裕說：“我也認識他。”便馬上派信使騎快馬去請他來任職。劉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時賦閒在家。這天，他聽到京口方向人聲鼎沸，於是一大早就起來，到路邊打聽張望，正好和前來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劉穆之曾做過一個夢，在夢中，他和劉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風，眼看大船就要傾覆，卻見船的左右有兩條白龍護衛著。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聳翠，林木茂密，劉穆之十分高興。現在，劉穆之接過信，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他兩眼直視前方，一句話也不說，呆立了很長時間之後，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褲子，跟信使一道去見劉裕。劉裕說：“我們剛剛舉起大旗，發動這場符合道義的事變，一切從頭開始，困難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個在軍隊中負責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說誰最適合做這種工作？”劉穆之說；“您的軍府剛開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須具有真才實學才行，在這種緊張倉促的情況之下，恐怕沒有比我更合適的人了。”劉裕高興地說；“你能屈尊親自擔當這個職務，我們的事業一定能夠成功。”於是當即任命劉穆之為主簿。
就是這麼一對原來並無深知深交的人，一旦走到一起，卻像前輩子有緣似的，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劉裕初入建康時，對那些重大事情的處理和安排，全部交給劉穆之，使那些倉猝間應辦的公務馬上辦理完畢，沒有不恰到好處的。劉裕於是把他當作自己的心腹，大小事情全都詢問他的意見。劉穆之也是竭盡忠誠、極力籌措，沒有任何遺漏和保留。當時晉朝的政令寬泛廢馳，綱法紀律都沒有建立起來，豪門大族凌傲放縱，普通百姓卻異常貧困窮苦。桓玄篡權後，接下來的是東晉朝廷留下來的爛攤子，桓玄雖然曾經打算進行整頓，卻因各種規章的分類條目過於繁瑣細密，百姓無所適從。劉穆之仔細研究了當時的情況，按照輕重緩急進行清理矯正。劉裕也能以身作則，以威行嚴法進行管束，使朝廷內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謹慎地奉行職守，不滿十天，官風民俗頓時大為改觀。總之，在劉穆之的操持下，百廢俱興，朝廷內外很快出現了少有的振興氣象，這一切更使劉裕眾望所歸。
劉穆之確實是一個非常能幹之人。他在內總管府中事務，在外供應軍旅的給養，遇事當機立斷，處理問題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沒有堆積遲滯的。各方賓客從四面八方集中到他這裡，各種請求訴訟千頭萬緒，內內外外，諮詢稟報，各種材料堆滿了辦公室。劉穆之竟然能夠眼睛看著文件內容，手寫答覆信件，耳朵聽屬下的彙報，嘴裡當場答覆，他同時進行這四種工作，互相之間又不混淆錯亂，一切應酬自如，全都處理得當。他又喜歡賓客來往，說笑談天，從早到晚，毫無倦意。偶有閒暇時間，他便親自抄書，參閱古籍，校訂錯誤。
作為劉裕的心腹，劉穆之對劉裕可以說赤膽忠心，毫無保留。東晉在江南立國，以建康為京都，以荊（州）、揚（州）為根本。劉裕趕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謐與眾人商議，準備推舉劉裕統轄揚州。劉裕剛起事，不想太張揚，堅決辭謝，於是任命王謐為揚州刺史。晉安帝義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謐去世，劉毅等人不希望劉裕進入朝中輔佐政事，因而商議任命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讓劉裕在丹徒兼管揚州，而把朝中的政務交給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書右丞皮沈帶著這兩個方案，前去徵求劉裕的意見。皮沈首先拜見了劉穆之，把朝廷討論的情形全部告訴了他。劉穆之假裝起身上廁所，秘密地寫了一張條子給劉裕：“皮沈說的話，千萬不要同意。”劉裕召見皮沈後，暫時先讓他出去，又把劉穆之叫進去詢問。劉穆之說：“晉朝對朝政失去控制，時間已經很久了，現在上天的福命已經轉移。您興復皇家的事業，功高德勳，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勢之下，怎麼還能一味謙讓，而永遠去做一個老守藩地的地方將領呢？劉毅、孟昶幾個人，與您都是從普通百姓開始起家的，當年一起倡導大義，爭取富貴。但舉事的時候，有先有後，所以推舉您做了盟主，但他們並不是誠心誠意服從您的。所以，當他們的力量和您相當，地位也差不多的時候，終究是要互相吞併和排擠的。楊州是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決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讓給別人。上一次把它交給王謐，不過是處理事情的權宜之計，這次如果再把它交給別人，可就要受到別人的制約。權柄一旦喪失，再想得到，便沒有理由和機會了，那樣一來，將來的危險，實在無法想象。現在朝廷這樣商議，您理應表明一下態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說只有我自己合適，又未免難於啟齒，所以只有這樣說：‘中央地區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所在，輔佐君王的宰相一級官員，地位非常重要。選定這樣的官員既然如此重大，便決不可以在外地隨便發幾聲空議論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時間前往京都，再與你們一起充分地交換意見。’您到了都城，他們一定不敢越過您再把這官職交給別的人。”劉裕聽從了他的話。朝廷於是徵召劉裕任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他原來的徐、兗二州刺史的職務仍然兼任。
劉穆之對劉裕推心置腹，不但在大事上當參謀、出主意，而且把自己聽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如實向劉裕彙報，史稱“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途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劉穆之“又愛好賓遊，坐客恆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也就是通過和賓客來往談天說笑中瞭解情況，打聽消息，並且有意佈下耳目，探訪民意，然後告訴劉裕，以便他及時掌握新情況和新動態。對劉穆之的這種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很看不慣，對此劉穆之非常清楚，他不以為然地說：“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劉裕對劉穆之自然越加信任。和劉裕一道起兵的劉毅想離間劉裕和劉穆之的關係，經常對劉裕說劉穆之權太重，劉裕反而越加信任劉穆之。
正因為劉穆之對劉裕如此推心置腹，所以劉裕對他的話都能聽得進。劉裕因是寒門出身，在年輕的時候自然沒有念過什麼書，是個文盲半文盲。後來在工作中他雖然慢慢認識了一些字，可以寫些簡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寫得極差，和他至高無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劉穆之便對他說：“此雖小事，然宣佈四遠，願公小復留意。”當時軍政十分繁忙，加之劉裕生性不喜讀書習字，自然不可能按劉穆之的建議去做。劉穆之於是又對他說：“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也美。”（“您既然沒有時間練字，那就把字寫大一些，字寫得越大越好。字寫得大，不但能夠藏拙，而且有氣勢。”）劉裕覺得這個意見可行，便採納了。從此後他寫手諭文告，一張紙頂多只寫六七個字，這可能是當時最大字號的文告了。
劉穆之勸劉裕寫大字藏拙，當然是為了維護劉裕的尊嚴和麵子。因為在當時，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對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裡瞧不起，哪怕你身為帝王將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們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較高的文化，而寒人卻沒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經常受到士大夫的譏弄和嘲笑。劉裕的字寫得難看，當他的面可能沒有誰敢挖苦譏笑，但背後人們肯定有所議論，作為他的秘書，劉穆之婉言相勸，要他留意把字寫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劉裕才採納了他的建議。
連自己的缺點，劉穆之也不想對劉裕隱瞞。劉穆之也是寒門出身，沒有門戶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裡去混飯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邁，跟上劉裕後，身份地位提高了，條件改善了，於是吃飯一定要寬大的飯桌，一大早便經常準備十個人左右的飯食，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進餐。他曾經對劉裕說：“我劉穆之的家庭出身本來貧窮微賤，維持生計都很艱難。自從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來，雖然心中常常想著節儉，但從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銷，仍然稍微顯得過於豐厚了一點，除此之外，沒有一點兒是對不起您的了。”
從元興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劉裕的主簿，到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劉穆之與劉裕共事雖然不到十三年時間，但對劉裕和劉穆之來說，卻是他們一生中最為重要也最為輝煌的階段。在這十幾年時間裡，劉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劉宋一朝的基業，最後成了新王朝的創立者；在此期間，劉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貢獻給了劉裕的事業，是劉裕事業的最大支持者。劉裕稱他“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勳造大業，誠實匪躬”。《宋書》的作者沈約說他是“一代宗臣”。晉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劉裕即帝位後，即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諡文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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