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志願軍第三十八軍一一四師戰勤工作隊員 文九鼎
1951年11月8日，是我團向正洞西山333.8高地發起反擊的日子。
大約凌晨4點，前線打來電話說已攻下主峰，現正往前推進，要我們敵工股立即派人去接收戰俘。天剛矇矇亮，我們就沿著佈滿彈坑的山坡向前沿奔去，路旁的野刺還掛壞了我們的衣褲。
半路上，我們就碰上4個戰士押著一群美國俘虜來了。那些傢伙，有的臂膀被打斷後用布條吊著，有的嘴唇被打破鮮血還直流，有的眼珠被打暴了。個個心神不安，十分恐懼的樣子。我站在路旁大聲喊道：“你們不要害怕，趕快跟我們走！”由於他們穿著尼龍避彈衣和長筒皮靴，又笨又重，加上受了傷，走起路來非常困難。
有個俘虜把提著的尼龍避彈衣丟在一個樹林拐彎處的地上。我馬上大聲命令：“撿起來，提著走！”他便乖乖地撿了起來，提著前進。在到達一個山樑轉彎處時，又一個年輕俘虜手拿一支派克鋼筆要送給我，我當即大聲斥責：“收回去！快走！”
我們把俘虜帶到我團政治處的防空洞口旁邊時，指揮部領導已派來醫生，給受傷俘虜進行急救包紮，炊事員還送來了開水給他們喝，並給每個俘虜發了兩個大饅頭。我同時對俘虜逐個進行了登記。
但我畢竟是個“半拉子”翻譯，他們講的話，我很多還是聽不懂。我就給每個俘虜各發一張紙條，叫他們寫上自己的部隊番號、姓名、年齡、職務和軍銜後，再收攏來逐個核對。當核對一個30多歲、中等身材、尖下巴的俘虜時，見他寫的職務是“士兵”，我當即問他：“你是當兵的嗎？”
他還沒答話，其他幾個20歲左右的年輕俘虜馬上叫了起來：“他是當官的！他是排長！他是排長！”我怒氣衝衝地把他寫的紙條丟給他，並嚴厲斥責了他。他戰戰兢兢地重新寫好，然後規規矩矩地交給了我。這一批俘虜共16名，全部是美騎一師的，最大的官就是那個排長。其他的都是些上士、中士或列兵。
俘虜登記完後，我同戰友把這16名俘虜押送到後方10多公里遠的我第四十七軍俘虜營。我們沿著丘陵小道前進，有的俘虜傷重，走得很慢，敵人的炮彈又斷斷續續地飛過來，“轟轟”的爆炸聲嚇得俘虜直哆嗦。
敵機飛到我們頭頂時，我們還要帶著他們進路旁的洞子躲避。有時附近沒有防空洞，就在路旁窪地躲避，這時俘虜便顯得特別驚慌，有的腦殼鑽在路旁泥石縫裡，屁股翹得高高的；有的鑽進刺笆籠裡，把臉手都劃出了血
。我志願軍戰友見了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還說：“活該！誰叫你們從大洋那邊跑來侵略人家！”就這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下午兩三點才把俘虜送到我們軍部俘虜營。
傍晚，前沿陣地又送來兩名受傷極重的美國兵，但這兩名美國兵不是走來的，而是我部擔架連同志抬過來的。
我部隊戰地醫生用了1個多小時才給他倆治療包紮完，這時天已完全黑了。我們沒車運送這兩個重傷的美國俘虜，第四二一團政治處主任楊滿紅就指示說，先把兩名俘虜抬到山腳下朝鮮老百姓的房子裡休息，第二天再送到後方醫院去。
山腳下的房子，由於敵機轟炸，已是殘垣斷壁，歪歪斜斜不像樣子，房屋主人早已離開。我和幾個戰士用擔架把兩個傷俘抬到房內炕上睡下。晚上，隔上1小時左右，我就要去看一下他們。在前沿陣地，為了防空，是不能使用任何照明工具的，所以我每次去看俘虜，都是摸黑去，摸黑回來。
每次我一進門就喊：“How are you？(身體現在怎麼樣？)Drink water？(要喝水嗎？)”開頭幾次，還聽見俘虜有哼哼聲。深夜一兩點再去，就沒任何動靜了。我心想，是睡著了吧！於是輕輕地摸他們，卻摸到兩具冰冷的屍體，硬邦邦的不動彈了，把我嚇了一大跳。我急忙跑到指揮部首長的防空洞報告：“楊主任，楊主任，兩名傷俘死啦！”
楊主任說：“死了就死了嘛。”隔了一會兒又說：“你去找幾塊木板，做成十字架樣子，在上面寫好死俘的姓名、籍貫、部隊番號和他的服役軍務號等，天亮後把他倆弄到山坡的三岔路口埋了。十字架就插在他們的墳上。”當晚我找來木箱和刀、鋸、斧頭，做了兩個精緻的十字架，並照首長的吩咐，把兩個死俘的有關情況清清楚楚地寫在上面。
東方發白，我和幾個戰友帶上十字架，把兩具美國兵屍體抬到山坡前的三岔路口旁邊，刨了兩個坑把他倆埋在裡面，蓋上土。土壘得像他們耶穌教徒的墳堆的樣子，然後把兩個十字架墓碑穩穩地插在他倆各自的墳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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