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羅馬人”並非誕生在遊戲裡，他們總是降臨在各種重要的歷史時刻。P社遊戲只是“精羅”們實現“復國”想象的一個載體，
他們真正狂熱的，是至今仍深刻影響人類文明的羅馬精神，或者說一種世界主義精神。談到羅馬，大多數人只會想起意大利，想起那座城市，但在五百多年以前，它還是一座帝國。羅馬帝國雖然亡了，但是羅馬人的香火卻歷經千年傳了下來。
直到今天，可以在各國互聯網的亞文化社區裡發現傳承羅馬香火的這群人，他們自稱“精神羅馬人”，大致就是要在精神上通過冥想的方式讓羅馬帝國永存。
在中文社區裡，他們簡稱自己為“精羅”。
B站“精羅”視頻
“精神羅馬人”和不復存在的帝國
精神羅馬人，顧名思義，在肉體上成為不了古羅馬人，所以在精神上想象一下自己的身份。
為什麼有人要想象自己是羅馬人？顯而易見的理由是，羅馬帝國曾經不可一世的強大過。
正如法學家耶林說的，羅馬帝國三次征服了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羅馬法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基礎）。
羅馬帝國誕生於公元前27年，或者再往前一點，與其共用一個拉丁文名字的羅馬共和國（SPQR）誕生於公元前509年，這就是精羅開始做夢的起點。羅馬帝國讓地中海成為了羅馬的“內湖”，盛極一時。
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圖源：bilibili）
但是這並不是真正讓精羅們高潮的那個羅馬，精羅們魂牽夢繞的羅馬是悲壯隕落的東羅馬。
公元395年，時任羅馬帝國皇帝的狄奧多西一世駕崩前夕實在選不出太子，又不忍看到骨肉殘殺，遂將羅馬帝國一分為二，即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可惜西羅馬不爭氣，不到一百年皇帝就被日耳曼人廢了。東羅馬承襲了一千多年，鼎盛時期也曾恢復羅馬曾經的盛況。
“精羅”的梗其實來自歷史策略遊戲公司P社（Paradox Interactive）推出的一系列遊戲，一個遊戲把背景設計在1444年，東羅馬帝國滅亡（1453年）前夕，這個背景設計精妙狡猾，拯救羅馬的復國使命落到了精羅們的身上，這讓他們澎湃且狂喜。
遊戲《帝皇羅馬》
“聖母請有耐心，此時無需眼淚，許多年後你會再次歸來。”
這首《你將如閃電般歸來》是精神羅馬人心中的神曲。鏗鏘激昂的語調，以及對遠去帝國的呼喚，都撩撥著精羅們虛幻的思緒，延續著他們的千年一夢。
做一個合格的精羅，能背誦羅馬皇帝列表，精通羅馬復國遊戲是遠遠不夠的，讓精羅語錄入腦入心也是必要條件。
“精羅震怒”、“精羅落淚”、“精羅狂喜”是精羅自嘲語錄中的必備口號，也是他們最頻繁的情緒狀態。
B站中的精羅
此外，精羅們還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威尼斯總督”。1204年十字軍東征時，威尼斯將領丹多洛教唆無法進軍中東的十字軍轉攻東羅馬，致使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淪陷區人民打了好幾十年仗才得以復國，所以“吊死威尼斯總督”也成為精羅們掛在嘴邊的怨言。
“在聖索菲亞大教堂，我們將會歸來”，精羅神曲中的這一句歌詞既讓精羅們狂喜，也讓他們落淚不止。從狂喜、震怒到落淚，精羅之所以人人都有“躁鬱症”一般的心理起伏，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帝國歸來”，終究只是一場歷史的虛妄。但他們仍然樂此不疲地為羅馬零星的香火找尋線索，在精神共同體的狂歡中攫取快感。
遊戲《帝皇羅馬》
“言必稱羅馬”的西方追隨者們
羅馬為什麼讓精羅們如此痴狂？
嚴肅的宗教或者是法律顯然不會是主要原因。真正令人迷醉的在於，雖然帝國已經滅亡，但文明崩塌後的追隨者們卻難以計數，他們爭相搶奪“羅馬繼承人”的地位，這場鬥爭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留有餘音。
1453年，東羅馬帝國陷落。羅馬，這個自公元前509年就建立起的國家名號被消滅。但打敗東羅馬帝國的戰勝國奧斯曼帝國，卻沒有推行焦土政策，反而要修繕羅馬人心中的神聖地標——聖索菲亞大教堂，這被精羅們戲稱為“新朝雅政”。
修繕後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奧斯曼帝國雖然以伊斯蘭教取代基督教（東正教），但仍然要自封為“綠羅馬”。而“綠羅”興起之時，西邊的“神羅”早已荒誕地存在了數百年。
羅馬人曾經恥笑日耳曼人是“北方蠻族”，但驍勇的日耳曼民族卻成功地痛擊西羅馬並取而代之。不過日耳曼人同樣選擇以德報怨，他們建立世俗帝國後，取國號為“神聖羅馬帝國”，國王要接受羅馬教皇敕封，從而以“羅馬皇帝”的身份統治著日耳曼人。
可以說，整個歐洲文明都因為羅馬而迷醉。
拿破崙取代神聖羅馬帝國後，頒佈那本著名的《法國民法典》仍然要將羅馬法典奉為圭臬。
1804年原始版本的第一頁
東邊的“第二羅馬”東羅馬帝國陷落後，俄羅斯帝國的皇帝娶了東羅馬的公主，以女婿身份承襲了羅馬正統地位，非要自稱“第三羅馬”，並開始大量使用東羅馬帝國的“雙頭鷹標誌”，至今仍然是俄羅斯國徽上的主要符號。
俄羅斯國徽
除了這幾個自稱“羅馬”的帝國之外，從希特勒“德意志第三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為第一帝國）的羅馬復興，到意大利宣稱“羅馬當然在羅馬”，再到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正統後代”，各個
大大小小的歐洲國家無不以傳承了羅馬的衣缽為驕傲。羅馬帝國即使陷落千年，但它依然在西方文明中有著不可比擬的向心力。
而目前最扎眼的西方文明就是美國，雖然美國只是存在了400多年，看似和600多年前就滅亡的羅馬帝國八竿子打不著，但它也不遺餘力地跟羅馬攀上關係。
“美國和意大利共享者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遺產，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的古羅馬時代”，特朗普在今年10月會見意大利總統時曾信誓旦旦地這樣說。
特朗普說的話並不是無稽之談，美國的國會山原名為詹金斯山（Jenkins Hill），確立為國會山後改名為卡匹托爾山（Capitol Hill）。卡匹托爾山也是羅馬市政廣場的名字，與之共享這一名稱的還有美國的國會大廈和州議會大廈。
此外，美國人還用羅馬元老會（Senatus）作為參議院（Senate）名稱的詞源，“世界上有過許多議院，但舉足輕重的只有兩個：羅馬元老院與美國參議院”，美國參議院史撰稿人羅伯特·伯德曾做過這樣的類比。
精神羅馬人並非誕生在遊戲裡，他們總是降臨在各種重要的歷史時刻。誰和昔日的“羅馬”能沾上關係就要自稱羅馬，他們或許並沒有聽說過“精羅”，但他們已經對“羅馬精神”報以不加懷疑的體認，羅馬成為合法性的代表，更成為權力的象徵。
羅馬之所以擁有源源不斷的信徒，或許就在於它與其他文明區別開來的普世性。 “帝皇羅馬”的遊戲只是精羅們實現“復國”想象的一個載體，他們真正狂熱的，是至今仍深刻影響人類文明的羅馬精神，或者說一種世界主義精神。
“這個世界是一個大城邦，有一個總的法規，命令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斯多亞學派的先賢們從希臘遷徙到羅馬，他們帶著質樸的世界主義情懷，“在此這個國家中，我們不是關注這個或那個角落，我們將我們的國家範圍限於太陽之外的整個大地。”
“大地皆為我的國家。”如此具有文明高度的話語，落地在君士坦丁堡這個被稱為“世界首都”的地方，6000年的城市歷史裡它將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系在一個支點上。
當西方度過黑暗的中世紀，開始了力圖復興羅馬的文藝復興運動，可以看到從那時起，西方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隨著這一文明的脈絡，地中海沿岸各國似乎擁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去堅守世界主義精神，好像每個生活在這裡的人都有義務做一個“羅馬人”，因為羅馬意味著世界。
做真正的“精神羅馬人”
之所以要成為精神上的羅馬人，是因為物質實體的羅馬已經不在了。儘管羅馬城依然屹立，但精羅們渴望朝聖的並不是意大利的“舊羅馬”，而是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新羅馬”。
“新羅馬”就是君士坦丁堡，但這個名字已經被封印在歷史書裡了，如今的它叫伊斯坦布爾。
如同現在的精羅們一樣，幾百年來西方國家一直堅持稱這座城市為“君士坦丁堡”，直到1923年土耳其建國定都，伊斯坦布爾才正式成為國際上通用的名稱，精羅會用“精羅落淚”來表示對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這一事件的悲愴心情。從另一個側面，這反映了“精羅”背後象徵的所謂世界主義信念的單薄與幼稚，到頭來仍未擺脫‘文明衝突論’的桎梏。
君士坦丁堡時期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圖源：bilibili）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有一種刺耳的喧囂讓我感到絕望”，哈貝馬斯在就自己的著作《分裂的西方》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他認為我們身處在一個“斷根化”的時代，那些從羅馬時代就延續而來的共識或許正在失效，怪誕的是亦沒有系統的新秩序形成。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交通的變革使得全球時空被壓縮，地球村好像實現了，但是現代性塑造的一切卻在痛擊世界主義，資本市場的控制、民族國家意識的對立以及為隔離而設計的簽證制度，致使只有極少數人才能自由地實現國際流動，大多數人沒有資格擁有世界公民的身份。
“精神羅馬人”本該擁有的地球村願景變成了一個天真的笑話，也不難發現如今這個詞的話語實踐只保留了它戲謔的那一部分意義。
比如，精羅們驚喜地發現，拉丁語裡的中國也可以簡稱為SPQR（Sino Populusque Republic），現代中國成了羅馬文明投胎的產物，成了精羅們口中“第四羅馬”。那些揮舞著“SPQR”旗幟的人們是真的要恢復羅馬的世界主義精神嗎？其實未必，精羅們或許只是在現實的泥潭中尋找一些自我安慰罷了。
部分精羅把中國視為“第四羅馬”（圖源：知乎）
今天的世界哪怕相比十年前，或許都是更加分離的。我們一度如此迷醉於“全球化”，但如今地球村的願望正在離我們遠去。
美國政治家亨廷頓認為不同文明具有不可調和的區別，他預言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衝突論遭到了眾多世界主義者的抨擊，比如著名理論家薩義德曾說，亨廷頓在製造關於文明的迷思，因為他試圖告訴人們文明的核心有多麼渾然天成，因而彼此不可理解，只能夠走向衝突。而看看我們今天的世界，脫歐、特朗普、貿易戰……世界正朝著對立、分離的未來一路狂奔。
所以，我們需要呼喚真正的“精羅”，需要呼喚羅馬精神，需要呼喚一種站在“文明衝突論”之外的真正的世界主義精神。
在如此思路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不應該“精羅落淚”，反而要“精羅狂喜”。
因為如果仔細瞭解這座城市的命運就會知道這是一座在我們人類歷史上真正實踐“四海一家”信念的城市，文明的碰撞非但沒有毀滅任何一種文明，反而造成了多元文明的和諧共處，文明間的對話是可能的，衝突是可以避免的。
“我住的地方像極了巴別塔：在佩拉，他們說土耳其語、希臘語、希伯來語、亞美尼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俄羅斯語、斯拉沃尼亞語(Slavonians)、瓦拉幾亞語(Wallachian)、德語、荷蘭語、法語、英語、 意大利語、匈牙利語......(服務生)同時學習所有這些語言，但程度還沒好到能夠讀寫。”
我們可以從1717年到1718年，在奧斯曼人統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寫給友人的信件中一窺這座城市迷人的世界主義。由於積極地歡迎移民，穆斯林重建的這座城市迅速的發展成了世界性大都會。瞭解伊斯坦布爾，就能瞭解四海一家的意義。這座城市提醒我們，我們的確是世界的公民。
一個超越了“文明衝突論”而真正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精羅”無論如何不應該不對這樣的情形感到欣慰。或許像《伊斯坦布爾三城記》作者貝塔斯休斯總結的一樣：
“無論我們是誰，無論最後我們身居何處，我們都會明白，雖然人類有許多面孔，卻共享一顆同樣富有人情味的心。”
新書上架
“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伊斯坦布爾必定是它的首都。”一座擁有三個名字的城市，見證拜占庭、奧斯曼兩大帝國的興衰變幻。
本書從公元前6000年開始講起，直到20世紀，前後貫穿近八千年，將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爾的故事融會貫通，寫於一書，以平易生動的敘事、翔實嚴 謹的實地考察和優美的筆調，探索這座“世界之都”，如何能在長達近千年的歷史光陰中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探究它如何在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的交融影響下，形成自己獨具一格的特質。
正如法國將軍拿破崙所說，“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的話，伊斯坦布爾必定是它的首都”。經由這一本書，我們將重新理解，什麼是“世界性”，以及，作為世界公民的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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